西盟佤族原始法文化的原创性

西盟佤族法文化堪称原始法的典范,被国内外人类学家称为"人类原始社会的活化石",受到广泛关注。解读西盟佤族原始法文化的原创性将帮助我们反思现代法治进路的多元性和发展方向。文章试图从社会文化中研究原始法。一方面,通过对采访笔录、传说和历史叙事诗的考察,探寻原始的法意识和原始制度文化,试图从文化持有者的角度去理解西盟佤族法文化。另一方面,笔者又站在佤族文化圈以外,从"观察者"的角度,运用法人类学体系下的概念、范畴和术语,对西盟佤族社会的权威、规范和秩序进行分析、考察,进而理解原始法文化与现代法治的关系。在行文中,除了对相关资料进行整合、分析、评价外,还运用法人类学的"案例方法",借助一些典型性案例,真实展现西盟佤族法文化的原始特征和智慧因素。     

传统与现代：基层纠纷解决机制的法社会学分析

基层社会群体冲突事件的逐年上升,一定程度地体现了当代纠纷解决机制在基层运行的失灵。纠纷解决机制在基层何以失灵？透过云南7·19孟连群体事件,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困境与机遇。     

法社会学视角下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及公众参与

我国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复杂多样,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与行政相对人产生了大量的行政纠纷和行政矛盾,并潜在积累着社会大众对行政主体的不满,日益制约着行政主体职能的发挥和社会的稳定,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和经济的发展。本文在法社会学理论的指导下对行政主体行政过程中出现的行政纠纷和行政矛盾进行分析,运用法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并结合公众参与理论,在现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范围内为行政纠纷的解决提供合理的制度设计和解决途径。     

“第三者”界定的法社会学思考

"第三者"问题作为一种伦理的、社会的和法律的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因其概念的模糊性和理解上的多样性造成司法实践的的诸多不便,导致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因而从法社会学的角度对"第三者"的概念进行界定,确定其内涵,对构建和谐家庭和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法社会学视野下的乡村法治困境解读

乡村法治化运动在乡村社会遭遇的窘态与困惑是发起者始料未及的,国家法治被乡村社会有意无意的歪曲,“下乡的法律”不断被乡土社会知识传统解读,法治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冲突愈显突出。本文放弃简单地对法治与乡村社会二者中的任何一方进行批判的进路,试图通过借鉴和采用法社会学的一些观点和方法,强调回到中国的特定语境,回到乡村的生活场域和具体经验中,探讨当前造成乡村法治化困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分析实现乡村社会法治化之可能和必要,进而提出实现乡村法治化的可行路径。     

“职业目击证人”引发的法社会学思考

南京“职业目击证人”的出现引发了众多讨论。从现行法律规定来看，这类以获利为目的的“证人”是具有证人资格的，他们收取报酬也不违背有关法律的规定。这类证人的出现固然是由于我国现行证人制度存在某些缺漏，但更深层次的社会根源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社会发生的一些变化，如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经济人“意识在人们头脑中的觉醒以及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下岗压力。     

日本法社会学及法文化探析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岛屿国家,日本的法文化在经历漫长的演化之后才得以形成,独具特色。为了进一步推进日本法治文明发展的进程,本文在深入解析法社会学在日本兴起的历史原因的基础上,指出了日本法社会学思潮的主流是法文化研究,提出了比较法文化研究促进法社会学思潮繁荣,以期实现加快推动日本法治文明发展的目标。     

失地农民市民化的法社会学思考

失地农民是一个新生的社会现象,也是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特有的一种社会问题。失地农民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村民,又无法融入城镇居民行列。很多失地农民游离于"农民"和"市民"、"城市"和"乡村"之间,成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分"的"三无游民"。本文从法社会学角度分析了失去土地对农民产生的冲击,农民对身份变化产生的反应,对向市民转变的态度,对失地农民市民化做出一些思考。     

中国传统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之路径初探——以“情”、“理”、“法”为切入点

近年来，在中国学界，和谐及和谐社会已成为十分凸现的论题。“情理法”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法律研究中的重要论题之一，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和谐思想的重要体现和中国人建构其所认同的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通过对“情理法”抑或“情”“理”“法”进行语义上的分析和梳理，再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情理法”的相互关系及其功能角度进行考察，不难发现中国传统社会是如何建构和谐社会的，从而启示我们对当下我国学界和谐社会的研究进行反思。这是很有必要的。     

全球化视野下的法社会学

本文在探讨全球化时代“开放与多元”的核心特征与全球化时代法社会学“平台与桥梁”的学科功能的基础上,对全球化视野下的法社会学“继受与转向”的发展图景做出简单分析和概括,力求对全球化背景下法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开辟一点有益的思路。     

中国传统民事法律的情理观及其当代价值

以天理与人情为内容的情理观影响、规范着中国传统社会民事法律规则,确立了传统民事法律的最高要求与最低底线,其以儒家礼治思想为基础,以公允、诚信、习俗原则为表现形态,贯穿于古代社会民事立法、司法、执法制度的各个方面。天理、国法、人情的和谐既是古代封建官员追求的目标,也是民众民事行为的准则,并由此构建了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人情社会。在构建中国民法典的过程中,我们应当科学地对待传统的情理观,取其世俗化、民族化以及权利义务对等性等合理因素,为制定融传统性与现代性为一体的中国民法典所用。     

家产制与中国家庭法律的社会适应——一种“实践的法律社会学”分析

家产制作为一种习惯法,与中国的家庭法律及其社会适应性存在着密切关联。对家产制和家庭法律的研究应该采取"实践的法律社会学"态度,通过经验研究来充分展示转型社会对家庭本身的内在需求,从而在法律制度上对这种社会需求给于正确的回应。考察分家模式的历史变迁,可以发现家产制是处理中国家庭财产分配的根本制度选择。在产权结构上,家产制具有客体上的公有性、主体上的多元性以及主体作用于客体的身份性等三大特征,从而区别于西方所有权制度。这种特殊的家产制度是中国转型社会的内在需求,因为中国农村的城市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家产制有利于维护家庭的稳定从而有助于城市化的顺利进行;另外一方面,家产制有利于补充国家养老能力的不足从而确保城市家庭的稳定和再生产,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然而家庭法律却日益朝着"去家产制"和"私权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丧失社会适应性,不利于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因此,中国的家庭立法应该回归新的家产制,并以其为中心确立起"发展型家庭法律"体系。     

法律社会学及其中国研究进路的初步思考——一般理论与本土问题的知识建构

法律并不仅仅是一套法条或规则系统,用以安排、测量和调整社会关系,而且它还是一种社会现象,而这种社会现象附带着法律以外的理想、权力和诸种诉求,法律构成了个人生活哲学与社会理念之间关系的折射镜。当下中国本土秩序问题的存在构成了法学知识增量的前提性条件;法律社会学并不止于对规则功效问题的对策式讨论,它还要求对构成了中国法律发展的结构性基础进行知识反思。     

因事成制：关于中国新闻法制建设的思考

在我国，新世纪以来几件为公众周知的事件促生了一些人所称道的法规和案例。“因事成制”的思维和路径契合我国文化传统，是“因势成事”的具体表现。“因事成制”可以创新制度，也可以进行法律移植。“因事成制”有其存在的现实必要性和可能性，既体现了政治家使新闻传播权利“软着陆”的智慧，又有着深厚的法学理据，论题学法学、伯克利学派，以及哈耶克的有关理论等皆可使其得以证立。“因事”包括“借事”与“造事”，新闻法制变革借事成制已有，而造事未见。     

法哲学视野中的民法现代化理论模式

民法现代化的理论模式主要有从身份到契约、从契约到制度 (身份 )以及近现代民法模式 ,它们都有一定的不足之处。私权的社会化的结果是私法公法化、私法社会法化与私法社会化。民法现代化的核心观念与理论模式是私法社会化 ,其具体内容包括 :民法以社会为中心 ;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民法应注重对弱者的不对等保护。私法社会化并不是对私法自治的否定 ,它以私法自治为前提与基础     

人权视野下传统工具主义刑法观之价值超越——对“许霆案”有罪判决的批判与反思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内涵。许霆无罪是贯彻和落实罪刑法定原则的应有之意。“许霆案”有罪判决的根源在于传统工具主义刑法观偏颇运行。超越传统工具主义刑法观，必须以维护人性尊严为前提，以树立目的权利观为核心，重新建构刑法机能的价值序列。     

对物诉讼与我国的船舶扣押法律制度

对物诉讼源于罗马法,却只在英国得到延续,并在其海事诉讼中得到巨大发展.随着英国殖民者将对物诉讼制度带到其殖民属地,移植法律与本地法律互相作用,逐渐发展出英美法系各国目前各具特色的扣船制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英美两国的对物诉讼制度.我国的扣船制度既坚持了对人诉讼的传统,又大胆吸收了对物诉讼制度的合理内涵,反映了国际船舶扣押立法中对人诉讼与对物诉讼相互融合的良性发展态势.     

中国传统礼法文化视野下刑罚思想的历史考察

中国传统法文化以礼法文化为核心,礼法文化的实质则体现为礼刑关系。在礼法文化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刑罚制度深受其影响,并随着礼法关系的演变而演变。在中国历史上,礼法文化的发展可表现为夏商周"礼法并用"、春秋战国至秦"弃礼重法"、汉至唐"礼法合流"和宋至清"理法结合"四个时期,在不同时期礼法关系的演变中产生了"明德慎罚"、"重刑尚法"、"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等刑罚思想,这些刑罚思想给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其中的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因素均可为当今中国刑罚制度的现代化改革提供历史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