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罪量要素

适用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中其量刑情节的档次成为问题。对此,全部援引说认为,该罪可以援引内幕交易罪关于"情节特别严重"的规定。在内幕交易罪中,"情节严重"与"情节特别严重"均属罪量要素,既是定罪的标准,也是量刑的依据,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中,"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同样包括援引其入罪标准和量刑条款,存在"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因此也就可以参照内幕交易罪的相关法定刑。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法定量刑幅度辨正——兼谈援引法定刑的理解

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援引法定刑,所援引的是被援引条款的全部法定刑,而不是仅援引基本量刑幅度。因此,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法定刑一样,既存在"情节严重"这个基本量刑幅度,也存在"情节特别严重"这个加重量刑幅度。     

私募基金领域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犯罪的治理对策

自2011年以来,我国私募基金进入快速发展期。由于基金行业存在相关立法不完善、监管缺失等问题,导致私募基金领域的违法犯罪频发,尤其是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犯罪愈发严重,已经严重影响我国金融市场安全和经济秩序稳定。借助案例分析法对私募基金领域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犯罪案件的裁判文书进行分析,可以厘清该类犯罪的特点以及成因,进而探讨相应的治理对策。     

信息犯罪的刑法规制论

信息犯罪是信息社会的产物，由于我国侦查技术的局限和法律规定的滞后，信息犯罪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制约。本文就研究信息犯罪的必要性、信息犯罪的防范应该主要依靠法律，还是依靠技术手段以及刑法在防治信息犯罪中的作用、相关立法的完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刑法剑指“影响力交易”

今年8月26日，刑法修正案（七）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也是对1997年新刑法的第七次修改。与以往历次修改相比，此次刑法修正虽然涉及维护经济秩序，保护公民权利等多项内容，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数反腐败制度的改进。无论是扩大受贿罪的适用范围，还是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期，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刑法适用若干疑难问题

具体适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实务部门对法条关系、溯及力、关系密切人认定、定罪量刑标准等有较多疑难问题,有必要明确相关问题的刑法适用规则。利用影响力受贿的罪质特征表现为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情妇(夫)及与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密切关系的人员等利用个人影响力推动国家工作人员实施具有倾向性的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进而以此为对价换取个人利益。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犯罪对象研究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犯罪的对象是信息。刑法设立该罪所保护对象是包括硬件、软件及其相关文件资料、系统相关配套设备在内的计算机信息系统 ,系统服务和系统操作人员。     

论强迫交易罪客体的再界定

《刑法修正案(八)》第36条对强迫交易罪进行了修订,说明强迫交易罪对当前的市场经济活动危害甚大,对其进行规制势在必行。但是由于对强迫交易罪客体的界定不清,造成了许多强迫交易行为入罪标准不清、与他罪的区分难等问题。从概念入手,对强迫交易罪客体进行再次界定,以解决司法活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刑法剑指“影响力交易”

按照传统的理解，掌握公权的在职官员才有“资格”接受贿赂、权力寻租，现行刑法也将受贿罪的主体界定为国家工作人员。不过，今年8月26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将受贿罪的适用范围从现职国家工作人员向两个方向作了扩展。一是扩大到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及与其关系密切的人。二是扩大到离职后的国家工作人员。这些变动标志着，在现实生活中愈演愈烈的“影响力交易”，将正式面临刑法的惩治。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司法疑难问题研究——基于裁判文书的分析

由于内幕交易案件专业性强的原因,司法实务部门一直以来对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认定存有困惑,对于该罪犯罪构成要件的准确认定是定罪量刑的关键。内幕信息形成时间点与内幕信息公开时间点之间的时段构成了内幕信息的敏感期,法定内幕人与非法定内幕人的认定决定了举证责任的分配,对内幕交易行为以类型化固定可以确保裁判尺度的统一。对于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内幕信息敏感期的内幕行为的综合分析,有助于解决该罪认定中的常见疑难问题。     

犯罪概念的历史演进:由刑法之内到刑法之外

随着人类对于犯罪这一社会现象认识的不断加深,犯罪概念经历了由形式概念、实质概念、混合概念等一元的犯罪概念向二元的犯罪概念的历史演进。通过对这四类犯罪概念展开学术史和综述式的考察,发现犯罪概念经历了由分到合、再由合到分的进化过程,这也充分体现出犯罪概念的内容丰富庞杂与体系逻辑缜密。步入21世纪,刑法导向观发生较大转向,犯罪概念建构的基本思路趋于多元化,需要由刑法之内走向刑法之外。     

经济刑法增罪规则研究

加强经济刑法的增减罪规则研究有利于公安刑事法制工作的顺利展开,本文侧重其中的增罪规则研究,应从准许入罪和禁止入罪两个反向思维的视角加以探讨.关于经济刑法增罪规则之制定规则,须逻辑递进且全部满足三个条件才可准许入罪:一是需要性规则,即经济的危害性之制定规则;二是必要性规则,即启动的被迫性之制定规则;三是可行性规则,即运作的效益性之制定规则.关于经济刑法增罪规则之限定规则,符合其中一个条件就应禁止入罪:一是“法不责众”之限定规则;二是性质难辨行为之限定规则.     

论环境犯罪的刑法控制

我国环境犯罪突出表现在：污染水体、大气犯罪增多；盗伐滥伐森林犯罪猖獗；非法捕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屡禁不止；毁坏耕地案件增加；破坏性采矿犯罪高发。加强环境犯罪的刑法控制途径有：完善现行环境犯罪刑事立法，应在刑法中设专章，增设新罪种。环境犯罪中，单位犯罪现象突出，应加强对单位环境犯罪的刑法控制。     

刑法基本原则的经济学分析：以刑事威慑为例

刑法基本原则常被认为只有价值上的意义，而常与经济效率相悖。在理性人、刑罚成本与犯罪收益衡量的前提下，可以勾勒出刑罚威慑的经济模型。在这些模型中，刑法三大基本原则对罪刑关系的配置体现刑法的效益性。     

我国环境刑法适用罚金刑易科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罚金刑易科制度是当今各国解决罚金刑执行难最快捷有效的途径之一。作为在我国环境刑法中广泛适用的刑种,罚金刑也面临着执行难的问题。目前学界对罚金刑易科制度在我国刑法中是否可行颇有争论,大体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观点。相应的关于罚金刑易科制度是否适用于我国环境刑法的探讨也屡见不鲜,但也未有定论。因此有必要从刑法和环境刑法两个不同层面分别探讨罚金刑易科制度的可行性问题。     

数字时代非法获取游戏源代码的刑法规制：争议及启示

在数字技术日新月异、数字经济深入推进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的普及与应用造就了蓬勃发展的网络游戏市场。与此同时,以非法获取游戏源代码为源头的游戏私服灰色产业链也日趋成熟。由于游戏源代码既是数据也是游戏软件中最核心的部分,因此对其非法获取的行为存在罪名适用争议。通过比较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与侵犯著作权罪,并对具体情形下选择此罪与彼罪,适用一罪或数罪加以分析,可以此所获启示为根据,明确数据犯罪的具体类型,进而转变规制思路,实现对其法益全面且实质的保护。     

房地产违法交易行为入罪研究

房地产违法交易行为是指不符合条件擅自预售商品房、捂盘惜售、囤积房源、制造虚假信息恶意炒作、哄抬房价等影响房价的行为,其造成了房地产市场秩序混乱的局面。这不仅使得许多民众居住条件不能改善,而且带来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指明其危害性和剖析其可罚性的基础上,建议将房地产违法交易行为犯罪化,以威慑和遏制不良开发商的违法行为,保障民众的居住权,建立安定团结的和谐社会。     

关于《刑法》环境犯罪规定的思考

97年《刑法》在环境犯罪的立法体例、犯罪主体、定罪处罚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刑法》在立法模式结构、犯罪客观要件、处罚和可操作性以及与环境资源法规中的刑法性规定相协调等问题上还存有诸多缺陷。有必要采用特别立法模式，扩大刑罚范围和刑事责任形式，调整个别罪的法定刑，增强条款规定的可操作性，并协调环境资源保护法中的刑法性规范与《刑法》的关系，以完善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     

理念转变与规则调整:涉毒犯罪的网络异化及其刑法应对

互联网的虚拟性、便捷性和大数据时代的即时聚集效应,使网络社会中的涉毒犯罪活动呈现出犯罪数量不断激增、犯罪人数急速增长、犯罪年龄呈低龄化、犯罪破坏性急剧扩张等特征。目前,学界对互联网吸贩毒"聊天平台"的定性存在辩争,因而极有必要扩大解释容留他人吸毒罪,以约束网络涉毒组织行为。此外,共犯中的组织犯和帮助犯在互联网中出现了异化,相较于传统犯罪主犯,组织犯作用在递减,较之传统犯罪从犯,帮助犯作用在递增,因而必须从严打击互联网涉毒犯罪的帮助犯,并对借助互联网实施涉毒犯罪人员增设资格刑。针对互联网新型毒品犯罪的法律缺漏,需要增设组织吸毒罪、传播毒品信息罪,强化对毒品犯罪源头和消费行为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