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生秩序看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与制度创新

自生秩序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寻构自生秩序的制度体系大部分是以渐进演化的方式取得的,人类的政治、法律制度乃至国家本身也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后发国家同样存在本土自生秩序,其现代政制的构建应该选择渐进式道路,在保护原有自生秩序的基础上推进连续的制度变迁。制度创新是后发国家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和途径,其目的是创造适合本国需要的具体的民主制度形式,使宪政民主能够从内部生长起来并顺利运转,实现权威政治向民主政治的和平过渡。     

价值、制度和伦理:我国民主政治的三维建构

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我国民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对这一人类政治文明核心价值的继承与发展。我国民主政治不仅强调民主价值和民主制度双重建构的统一,更要注重民主伦理的建构。即民主政治建设既要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旨归,以实现人全面而自由发展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又要符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历史发展和现实国情,在制度层面上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更要通过人和制度两方面的民主伦理化将民主的价值理念内化为特定社会制度下人的心理法则,成为人们一种自觉的行为和习惯。     

世界政治视野下的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

世界政治流行的理论和观念即话语权所支配的说法,并不能真实地体现很多国家的实际需要和真实面貌,甚至有很多国家深受其害,其中:"自由主义民主"便是这样一种支配性话语。世界政治需要替代性的话语,中国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便是一种努力。从世界政治的大历史维度和大空间维度看,很多国家的成败与否都和国家能力、治理模式有关,而流行的"好制度""好政体"则成为发展中国家难以自拔的陷阱。中国正在建构的"有能力的有限政府",将"人民性"置于制度之中,是通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政治。     

试论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路径选择

本文概述了当前理论界关于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几种基本思路.论文指出,所谓"扩大基层民主"、"建构市民社会"、"完善宪政民主",这些都不足以成为中国政治民主化的突破口.在我国既定的国情条件下,既要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又要推进政治民主化,一条现实可行的路径选择是,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不断改进和完善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     

国家自主性:民主政治建构的核心要素

国家自主性是对当前国家自主性过度与国家自主性不足双重困境提出的理论与现实诉求,而民主政治建构则是孕育于国家自主性的制度文化中,国家自主性的不足与过度同样是民主政治建构的泥淖。基于国家自主性与民主政治建构的内在互构考察,提出国家自主性与民主政治建构的三维写照,即"掠夺型国家"与民主政治建构的先天不足、"俘获型国家"与民主政治建构的可能风险、"参与型国家"与民主政治建构的互动共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自主性与民主政治建构的互促模式:中共领导;政府主导;公民参与。     

论公共领域理论对自由主义宪政民主思想的超越

以近代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宪政民主模式,虽然通过代议制、多党制、三权分立等间接民主的建制化制度安排而实现了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衡,从而保障了公民的个人权利与自由,但却由于公民参与政治的途径、方式的有限性而拉大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从而难以持续地调动公民对政治的普遍参与,难免导致政治冷漠症.而公共领域理论的提出,则为修补自由主义宪政民主思想的缺陷提供了一个新的规范性方向:公共领域作为介于私人领域与国家权力领域之间的一块中间地带,它能够在国家和公民之间架起一座理性沟通的桥梁,从而缩小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增强公民的民主参与热情,进而对自由主义民主所无法克服的公民的政治冷漠症起到某种医治或纠偏作用.     

宪政文明与和谐社会

宪政文明是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主体文明的结合体。它要求良宪、民主、法治与人权四者的结合及在实践中的运作,进而形成具有实践的制度安排与价值追求。宪政文明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制度保障,是政治发展的目标性指向和规律性要求,具有合作、妥协与平衡的优良品格。宪政精神与和谐社会的内涵有着内在的暗合共通之处,为和谐社会价值目标的实现提供了一条现实的制度路径。     

能不能把"宪政"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概念

考察宪政问题,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基本原理,不能不联系中国的现代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民主、宪政的概念,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有阶级内容的。我们不能用抽象的宪政和现代宪政主义等概念来代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等明确主张。     

宪政民主之维、政治哲学之思、理论范式之辨——阿伦特公共领域思想的多维价值思考

作为最早明确提出"公共领域"并对之进行政治哲学思考的伟大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对公共领域问题的学术建构具有多维价值,其中宪政民主关怀、政治哲学定位、理论范式创新、学术价值超越等是其显著的理论特征.这不仅奠定了她在公共领域理论发展史上的开创性地位,也体现出她作为一个杰出政治哲学家理论创造活动的伟大与卓越.     

共存与互生：民主宪政与市场经济的融合

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作为政治与经济两个不同的制度规则已经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所认同,市场经济发育发展的同时,也是人类追求民主宪政的时代,市场经济与民主宪政是同时期两个具有标志性的但又有着不同逻辑体系与理论规则的主题话语。民主宪政观念的生成和培育深受同时期市场经济理论的深刻影响。民主宪政理念在制度选择上与市场经济具有相同的价值追求和理论耦合。     

论现代政治秩序构建与中国政治发展的推进

政治秩序要求政治系统保持高度的稳定性.政治主体只有通过政治秩序的构建来保障发展的实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通过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完善和发展的基础上创新政治秩序的运转机制;加强公民社会建设实现政治体系全面有效运行;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权力与权利的有效运转等方面的措施是推进现代型政治秩序实现的有效路径.     

当代世界宪政发展趋势与新时期中国宪政建设的基本走向

在当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宪政建设对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的作用和重要性日益凸显。追求宪政与民主、权力制约与有效治理之间的平衡、协调和统一,是当代世界宪政发展的主要趋势。中国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显现出从人治向法治转变、强调秩序和稳定、重视对权力的规范和制约、加强人权保障等基本走向,这既符合当代世界宪政发展的潮流,也适应我国现阶段的实际国情和发展需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必将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     

路径依赖与西方式民主的矛盾——以全球民主浪潮下的泰国政治为例

自由、平等、博爱,公民对政府的有效控制,负责任的政府、完善的政治参与机制,以及各种各样的公民美德是普遍的政治价值追求。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最重要的不是制度形式的优越性,而是国家机器在运转制度中的有效性决定了国家的民主化程度和繁荣稳定。民主化浪潮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发生的有非民主政权向民主政权的转型,泰国是近代民主化的最早的一波浪潮,同时又是最不稳定的,通过研究泰国的政治文化特征,分析路径依赖下的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出路。     

我国人大会期制度的宪政价值及其实现

我国人大会期制度的原则性缺陷导致了人大会期实践的随意性和理论上的纷争。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大会期制度与宪政紧密相连,体现了人民民主、权力保障、权力制约等宪政价值。为了实现人大会期制度的宪政价值,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以充分发扬民主、切实履行法定职权为基点,循序渐进地完善人大会期制度。     

宪政与民主的复杂关系

从民主的角度对宪政进行定义是一种普遍的方式。因为,民主和宪政具有和谐关系。这既体现在二者在理论基础、制度设计和价值目标上的相同之处,又体现在民主能对实现宪政的目标即限制权力有援助作用。但这种亲和性并不能掩盖民主与宪政潜在的差异。它们二者间甚至还可能存在潜在的冲突关系。因此,民主与宪政处于复杂的关系当中。     

试论美国现实的宪政危机及困境——基于2016年以来政党政治演变的考察

近年来,美国的政党政治已经从“论争式民主”转变为“敌对式民主”,政党极化、否决政治和民主衰败是美国政党政治演变层层递进的三部曲。政党极化所造成的极端对立在美国分权制衡宪政体制上叠加了第二层制衡,使美国政治运行陷入否决政治的僵局。把政党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政党所属的议员据此进行的党派性投票,导致政治僵局的产生、制度空转的出现、国家治理效能的降低,美国公共政策缺乏延续性,从而使得政党间协商变得更加困难,难以产生对国家发展的“共识”,导致民主衰败。从政党和政党制度、选举政治、身份政治、枪支暴力等维度去分析政治衰败的实质,麦迪逊式制衡宪政体制与极端主义政党政治冲突是宪政危机的症结所在。改革宪政体制则面临着法律、政治和体制障碍,缺乏共识政治与包容性文化,造成政党政治改革和纠错乏力。     

西方宪政民主理论来源探析

西方宪政民主的理论来源从总体上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基督教文化,二是近代自然法学派的权利政治观。具体而言,则包括四个方面:源自基督教罪感文化的人性幽暗意识,基督教二元政治观,自然法学说和契约论思想。由基督教的罪感文化和人性幽暗意识衍生出了权力悲观主义和制度设防理念;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基因经过多次嬗变导出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社会与国家的二元界分;自然法学说蕴含着自然权利的思想,并为人类提供了一个评判现实政治法律制度正当性的正义体系;契约论则满足了人们关于政府来源合法性的道德追问,提出了国家产生于契约,政府权力应当分立并相互制约的思想。通过梳理上述四个要素与宪政民主的关系,意在说明,西方宪政民主是建立在西方特殊的政治文化基础上的一种政治文明。     

试论民主及其价值

作为政治上层建筑,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机制和程序,更重要的是一种国家制度,它是人类实现自身解放的途径,政治解放造成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决定了资产阶级必然为社会主义民主所取代;民主价值的实现是与国家制度紧密相联的,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在基本制度、价值理念等方面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制度真正实现了多数人的统治,改变了民主只是社会少数人进行社会统治的技巧和机制的历史现象,为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完善以至最终消亡奠定了基础。     

民主转型下的抗争政治

抗争政治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行为方式,它既是社会学的重要范畴,也是政治学的发展概念。抗争政治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发展,它既发展了社会理论,也创新了政治发展理论尤其是民主转型理论。从政治发展的角度对抗争政治进行分析,并把其放入民主转型理论的范式转换中来思考抗争政治的含义、特点和过程,有利于深入地研究和解读民主转型下的抗争政治的相关问题,应该说,抗争政治提供了民主转型的新视角,虽然抗争本身不能直接带来民主转型,但它的出现对于改变人们的政治认同、培育积极的公民意识和构建公民社会,都会产生积极的效果。抗争政治与民主转型的关联性在于：在民主国家,抗争政治是直接民主的价值体现;在威权国家,抗争政治是民主转型的催化剂;抗争政治的三种结果,即被镇压、制度化和民主转型的实现。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在结构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其中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主体是三个根本性的维度。社会主义政治价值的确立和发展是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政治体系得以确立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体现这一政治价值,并为这一政治价值的实现提供保障;社会主义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都应是为实现绝大多数政治主体的根本利益服务的,离开政治主体,政治价值的创新和政治制度的维系都是不可能的。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注意这一系统内不同方面、不同层次诸多内容的统筹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