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政府、市场和社会同向发力的论述及意义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必须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及"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政府和市场的定位上作出了重大理论推进,反映了党对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认识的深化。在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习近平对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目标、社会体制建设的目标都作了具体阐述。这些目标不仅有丰富的内涵,而且是一个随改革进程不断深化的动态过程。处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时,不仅政府和市场两手都要用好,也要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手同向发力,还要根据经济和社会运行情况具体分析,并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加以规范。     

从“管理”到“治理” 释放“政社分开”的改革红利

正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描绘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其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前所未有。纵览《决定》,有两大突出的亮点:一是从单方面的政策改革走向了全方位的制度改革,特别突出了党中央在处理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关系上的深谋远虑和制度安排;二是用"治理"替代了"管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效的政府治理"、"创新社会治理"三个层面提出了具有多元性、协调性、互动性     

法治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正精彩导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意味着一元单向治理向多元交互共治的结构性转变。目前,我国公权力"越位"现象严重,政府对微观事务的干涉较多,抑制了市场和社会创造力的发挥。"软法之治"在转变政府职能、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一场围绕着政府、社会、市场从配置的结构性变化引发现实的功能性变化、至最终的主体性变化的国家实验正悄然开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已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服务购买中政社关系研究的范式转换与超越

国外关于服务购买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研究经历了多元主义、法团主义、治理主义三种理论范式的转换。尽管三种范式各不相同、不断论争,但都得到国内学界的积极回应,成为解释我国服务购买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主流工具。这种将中国经验现象置于西方理论范式下的分析虽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事实上属于主体缺席的研究,无法描绘出我国服务购买中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关系的复杂图像。循着"以中国为方法"的理论研究路径,从理解社会组织的性质差异、公共服务的性质差异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的目标差异三方面现实出发,提出我国服务购买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的"三轨分析"新视角:政府、市场、公益三种逻辑分别从传统社会中分化出来,其力量格局决定了服务购买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性质与状态。     

政府合法性在减贫行动中的建构及其风险研究——以北川县贫困村灾后重建状况为例

"5·12"汶川大地震后,减贫实践中的政府、市场、社会形成了"三角链"关系。政府在减贫行动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通过制度安排等措施,与市场博弈、与社会资本"合谋",来建构其合法性。在后重建时期,政府在减贫实践中建构的合法性,经受着市场环境下的农户可持续生计风险以及干群信任风险。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着力点

正第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市场增进型政府治理机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论断,一方面肯定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应当更加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能否起决定作用关键在政府职能转变

<正>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决定着人们采用不同的手段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以及经济学要解决和回答的几个根本问题,即社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为谁生产的问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主要由市场本身来决定社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为谁生产;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则是从市场的要求出发,由多方面共同决定社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为谁生产。很显然,在发挥"基础性作用"和发挥"决定性作用"情况下,资源配置的主体和范围是不完全相同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则为正确处理二者关系指出了方向,并提出了基本目标。     

智慧社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北大核心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构建现代社会治理新格局,强调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智慧社会是未来社会形态的新蓝图。智慧社会就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度融合的社会,其生态链可以概括为"六智",其基本形态是社会组织智能化和社会运行的智能化。智慧社会是高度被感知的社会,高度互联互通的社会,高度数字化和被精准计算的社会,高度透明的社会以及高度智能化的社会。智慧社会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新挑战。国家治理现代化关键要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智慧政府在构建对公权力约束的制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治理理论视角下的政府改革

在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这三对基本关系的研究与深刻反思过程中形成了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的公共管理理论,治理理论在强调政府与市场的协调与合作的同时,更加强调要寻求政府、社会与市场三者之间的合作与互动。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出发,可以对政府改革进行全新的审视,并拓展对于政府改革的认识,其独特视角对于我国政府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共同治理"中的"社会回应"

在市场化、民主化进程中,近几十年席卷全球的"政府改革+社团革命",使共同治理模式的建构成为一种必然,并把建立"社会回应"机制这一与之关联的理论和实践的应然要求凸显出来.然而,从公共管理视角看,社会回应是政府共同治理模式的一种外部机制;而从社会学审视,"社会回应"("social reply")是共同治理模式的内在机制,是指公众在特定场域中依据社会和自身双向价值准则对政府及公共政策诉求与期望的认同程度和应对过程,以及政府对公众诉求和愿望的认同与实化.     

要素协同、情感联结与基层治理现代化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场域,基层治理现代化从属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范畴。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平衡对制度、技术的倚重和对文化、情感的淡化之间的关系,它既是国家、地方与基层三级联动的过程,需要织密要素协同网;又是政府、社会与公众三者互动的过程,需要织密情感联结网。要素协同与情感联结作为两个影响基层治理的重要因素,构成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变量函数,成为"基层之治"的"密钥"。通过对多个案例的分析发现,要素协同与情感联结的共同作用可以有效诠释政府如何突破以往基层治理受自上而下的科层束缚以及弥合政府、社会与公众三者之间的情感"嫌隙",从而促进多重治理要素的流动、融合与协同共生,重构政府、社会与公众的情感关系,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问题研究

<正>一、社会组织在承接政府职能转移中的重要作用社会组织作为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补充,在承接政府职能和公共服务转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的实现过程中,作为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主体更是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一)推进政府体制改革的"动力源",维护经济社会秩序的"稳定器"社会组织通过不断承接政府转移的职能,越来越多地参与公     

行业组织的存在基础和权力来源——对温州商会的社会合法性考察

行业组织只有在获得各方面的认同,并因认同而获得权力时,才能稳定存在并有效运作;社会合法性是其存在基础和权力来源.具有典型意义的温州商会拥有各种社会合法性基础;在社会合法性的获得过程中,政府的支持和商会民间性以及聚集资源、使用资源服务于行业的能力都起了关键作用.但温州商会对政府仍有过强的依赖性,社会合法性存在明显的局限.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改善行业组织的社会合法性的途径不可能是单纯的"摆脱政府"或"依附行政",只能是两者之间的平衡;这也预示了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转型和市民社会发育的前景.     

企业社会责任脉络考辩:理论、法律与技术

疏理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脉络,是认识作为从大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过渡的中介与转换环节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质的关键.在企业实践的历史演绎中,考察与辨析公司法人所有权及其制度构建,是理解企业社会责任逻辑演绎和体系构建的重中之重.企业社会责任既是企业联系内外部关系的中介工具,也是信息时代企业关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社会与环境问题上,政府——企业社会责任合作平台建设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导作用.     

中外文摘

<正>从公共服务市场化看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同市场一样,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伴随着对政府中心主义的评判,政府与市场理应各自分工、各司其职、相得益彰。但是,随着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开始流向市场和社会,如何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命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明确规定了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原则与方向。政府职能不断膨胀早已是政府无法承受的负担,政府中心主义禁锢了市场的活力,束缚了社会的手脚,政府继续"单打独斗"已经不合时宜。在传统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领域,政府集生产者、供     

论“人民社会”——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框架结构中创新

"人民社会"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对"人民"和"社会"分别都早已熟悉,但对把它们合起来形成的"人民社会"概念却是陌生的。"人民社会"的概念基本上是这次研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创新出的产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治理新常态的形成。"人民社会"就是一个"人民"+"社会"的概念,是一个超越和优越"公民社会"的概念,是一个走向整体"人类社会"的概念。其中,"人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体,"社会"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体。关键在于,"人们"是否就是"人民","聚集"是否就是"社会"。而政府的作用就在于,尽快、尽准和尽善地把"人们"变为"人民",把"聚集"变为"社会"。     

治理结构中的全球公民社会与国家

治理与全球治理是全球公民社会发展壮大的产物,更是国家变革,主动调整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的结果。在当前,全球治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更受欢迎的理论分析框架。全球治理不仅指称国家公共管理在全球领域的延伸,而且包容了从地方、国家到区域和全球的多层次多中心的复合治理网络,其内涵在于主张国家与全球公民社会合作、谈判与协调,共同处理公共事务,增进公共利益,是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在全球化形势下的重构。虽然全球治理必然意味着全球公民社会在公共事务的处理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这并不等于将国家与全球公民社会置于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可以说,国家既然是全球治理的推进者,它同样能够在全球治理的发展进程中保留应有的权力,尤其是发挥"元治理"的作用,从而使全球治理的"政府治理"与"没有政府的治理"的双重特性得以真正体现。     

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推进公共治理社会化

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是新时期我国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的关键,社会组织在这一改革中担负着举足轻重的责任。在政府社会管理改革和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推进进程中,社会组织承接着政府让渡出来的越来越多的社会职能,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发展文化产业与社会治理创新

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发展的共同趋势。在我国,文化产业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和文化形式,其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合理管制。文化产业的属性要求我国必须正确处理好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市场手段和行政手段三重关系。通过社会治理创新,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应有作用。     

干出来的品牌才管用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常听到一些地方的领导说:我们打造了某某品牌,该品牌被主流媒体多次宣传报道。然而,据笔者所知,一些地方所"打造"的品牌,"创作"成分过重,实效并不怎么样,推广的价值也不大。其实,真正管用的基层社会治理品牌,是靠扎扎实实干出来的,不是"打造"出来的,更不是"创作"出来的。比如,浙江的"枫桥经验",就是经过多年踏踏实实干出来,成为一个在全国推广的社会治理真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