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日本亚洲外交的新重点

1994年8月底,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访问了东南亚4国,其中对越南的访问被外交界、新闻界认为是“本次东南亚之行的最关键一站”,充分表明以“重视亚洲”为旗号的村山内阁对外政策的重点方向。 战后初期至70年代初期,日本对越南的外交政策是服务于美国的亚洲战略的。70年代中期越南战争结束和越南统一以后,为尽快打入越南及印支市场,日本政府表现出超越美国对越外交的自主倾向,1977年8月,福田首相访问东南亚6国,在马尼拉发表题为《我国的东南亚政策》的演说,提出“福田主义”三原则,同时指出“排斥社会制度不同的印支各国是不明智的”,     

拜登政府的东南亚政策发展轨迹、影响及趋势

文章通过采用文献研究法与案例分析法，对拜登政府执政以来所采取的东南亚政策的影响和轨迹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美国未来东南亚政策的发展趋势作出合理推测，对中国及东盟国家的应对之策进行分析研究。文章认为，相较特朗普政府对东南亚地区的“冷处理”和“边缘化”，拜登政府的东南亚政策有了较大调整，其执政显著加强了对东南亚地区的战略投入，提升与东盟国家外交关系，强化在东南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影响力，重塑地区规则秩序。受拜登政府的东南亚政策影响，当前东南亚地区多边合作遭受冲击，和平安全隐患显现，现有经贸秩序也受到冲击。同时也应看到，中国—东盟友好合作关系积淀深厚，东盟国家“不选边站”立场韧性较强，拜登政府执政首年对东盟国家的接触拉拢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为此，拜登政府通过《印太战略报告》作出一定政策调整，着重强化长期影响力渗透力。未来拜登政府将在《印太战略报告》方针指导下持续加强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话语权，构筑并强化遏华阵线。然而，拜登政府政策执行仍面临国内外多重因素掣肘和挤占资源，同时中国坚定携手东盟国家维护地区开放合作主基调，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导致美国难以达成其战略意图。     

越战给台海问题的启示

对美国人来说,越战结束日是1973年3月29日,因为根据基辛格和当时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外长黎德寿在1973年3月27日签订的“巴黎协议’,驻越南美军从3月29日起从越南撤军.因此,直到现在,美国朝野及媒体仍有许多人认为,美国在越南虽然打了十多年的“窝囊”仗,但是美军并未打败仗,失败的是当年南越的阮文绍政府.所以,美军结束越战的日子是1973年3月29日.但这只是美国人一厢情愿的看法罢了,在人类历史上,越战的结束日是1975年4月30日,因为就在这一天,美国驻西贡大使馆狼狈撤离越南的状况,已透过电视及摄影镜头传遍全球.     

美国对东南亚国家的诱拉与地区回应

为更好地开展对华战略竞争，拜登政府从政治、安全、经济、人文等方面对东南亚国家实施全方位诱拉。出于维护国家政权安全、推动经济发展、平衡大国关系、维护地区安全与促进区域合作的考量，东南亚国家一方面积极对接拜登政府提出的各项合作倡议，另一方面也对美国诱拉产生的负面影响以及诱拉的可持续性问题担忧加剧。从东南亚国家的回应来看，拜登政府在塑造对美有利的地区环境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和进展，但对中国的实质性影响有限，尤其是极力诱拉并未改变地区国家大国平衡的战略取向，美国诱其遏华的战略目标难以实现。     

拜登政府对华围堵复合联盟战略及中国应对

拜登执政后,为加强与中国战略竞争,积极实施针对和围堵中国的复合联盟战略。拜登政府对华联盟战略的特征是“复合性”,其以传统军事联盟为内核进行联盟扩容,表现为联盟结构的“网格化”、联盟基础的意识形态化、联盟行动的综合化,在印太地区呈现出“北约化”态势。拜登政府对华身份的“安全化”、拜登政府对中国作为“外部威胁”复杂性的认知、议题联合的功能性与灵活性、拜登政府积极争取盟友和伙伴国对其联盟转型的支持,是拜登政府对华围堵复合联盟战略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拜登政府在不断调整和深化对华围堵复合联盟战略的同时,其复合联盟内部面临着美国实力相对衰落、复合联盟体系存在固有缺陷、复合联盟内部存在管理困境等诸多挑战。对此,中国可利用其面临的挑战,对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国实行差异化的应对策略、强化中国经贸优势、积极提供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等思路和策略,缓解拜登政府对中国周边产生的联盟压力。     

浅析日本对越南经济政策及双边经济关系

2002年年初,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历访东盟5国,并在新加坡发表了题为“东亚的日本和东盟———坦诚开放的伙伴关系”的演讲,阐述了日本的东南亚政策。这是小泉政府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要重振亚洲外交,力图发挥地区主导作用的重要举措。在此框架下,日本加强了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特别是经济影响。本文拟就日本对越南经济政策及双边经济关系进行初步分析。一、日本加强对越南经济政策的背景及原因第一,东南亚地区国际地位的上升。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加强地区合作已经成为东南亚国家的共识,东盟在加快东南亚10国的一体化进程的同时,注重在东盟框…     

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出访东盟四国

为消除东南亚金融危机对美国在亚太安全利益的不利影响,并借机扩大其军事存在,美国国防部长科恩于今年元月中旬先后访问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和泰国,小有收获但未能完全如愿。 (一)与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军事关系加强。新加坡在科恩到访时宣布,其2000年竣工的大型船坞将允许美国航母免费停靠和维修,这将是马六甲海峡区域唯一能容纳航母的设施。科恩虽未访问菲律宾,但拉莫斯宣布“到访军队地位协定”起草完毕,从而为恢复1996年底中断的菲美联合演习和美国军舰访菲提供合法地位。但因“到访军队地位协定”规定,在菲执行公务时     

卡尔扎伊访美难弥美阿分歧

今年5月10—13日,卡尔扎伊率高级别代表团访问美国。美国给予阿富汗代表团以隆重礼遇,总统奥巴马、国务卿希拉里、副总统拜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驻阿美军最高指挥官麦克里斯特尔等军政高官集体出动,会见卡尔扎伊及其代表团。     

周边国家要闻

日本首相出访东南亚四国 日本首相村山富市于8月23～30日访问了菲律宾、越南、马宋西亚和新加坡。村山内阁成立后一反惯例,连续出访亚洲国家而不是先行访美,这在日本战后历史上是罕见的,令人关注。     

拜登政府修复美国国际声誉的外交叙事

外交叙事是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一国国际声誉的塑造、传播和维护。面对特朗普政府遗留下来的美国国际声誉负资产,拜登政府以“美国回来了”的拟人化外交叙事打造美国合群遵约的国际形象,试图通过相对温和、正面的外交叙事积极修复与欧洲盟友的关系,重构美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外交叙事,为修复美国国际声誉进行话语铺垫。拜登政府的外交叙事对于美国国际声誉的修复具有一定的成效,但终究没能走出高开低走的既往套路。但是,由于拜登政府外交叙事自身内在缺陷、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引发的位置焦虑、国内政治的持续极化以及“否决式政治”盛行,其运用外交叙事修复美国国际声誉的前景不可能完全遂愿。     

拜登政府“印太供应链联盟”的战略逻辑与困境——基于供应链权力视角的分析

构建“供应链联盟”是拜登政府对华制衡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强化美国对印太地区供应链的控制力,削弱中国影响力。拜登政府无视供应链权力结构的本质特征,利用地区各国对其安全、经济依赖,推动供应链由“经济驱动”向“政治驱动”方向调整。然而,权力来源多元、环节复杂交叉、相互依赖导致一国控制供应链的难度愈加提高。面对供应链复杂性与中国生产、资源、市场优势,“联盟”难以精确确定对华“断链脱钩”范围,亦无法根本性降低对华依赖。而在分散化供应链权力结构下,美国的伙伴国势必在发展与安全间寻求平衡,拜登政府协调联盟的难度持续加大。供应链权力结构调整的结构性动力来自于中美实力差距变化,所谓“联盟”难以实质性强化美国的供应链权力,中国与域内各国所形成的供应链黏性成为反制美国单方面对印太供应链塑造的基础。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研究：基于小多边主义理论视角

拜登政府上台后,大力推动“印太战略”小多边机制落地,加强对华围堵。本文基于小多边主义理论视角,发现拜登政府利用“印太战略”在基础设施、供应链和技术领域打造排他性的小多边倡议,在军事协调、军事技术转让和军事情报共享层面创设竞争性的小多边机制,在价值观层面构建功能性的全球民主国家联盟,意图整合“印太”盟友和伙伴,编织以美国为中心的对华遏制“集团”网络。机制化是集团化的手段,集团化是机制化的目的。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既有扩大“印太”地区“朋友圈”的战略考量,也有掌握引领关键领域标准和规则的制度诉求,更有围堵和遏制中国崛起的权力诉求。尽管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面临着美国与“印太”盟友和伙伴政策诉求差异、战略平衡困境和成本支付能力不足等因素掣肘,但其在一定程度上将弱化中国经济影响力,增加中国安全风险,损害中国国家形象。     

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领导人及新闻媒介对江泽民主席访问的评述

1994年11月9～22日在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前后,江泽民主席相继访问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和越南。这是江主席对上述4国的首次访问,访问期间同4同领导人分别举行了会谈,并与越南签署了联合公报及双边合作文件。4国政府和人民非常重视和热烈欢迎江主席的访问。现将该4国领导人及其新闻舆论界对此次访问的重大意义和成果等有关言论摘编如下:     

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合作

印太战略出台后,美国越来越多地在中美全面持续竞争的背景下衡量东南亚国家的价值,试图拉拢东南亚国家加入遏制中国的阵营。在安全合作方面,与奥巴马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重视与关键国家的双边安全关系,轻视地区多边主义。在双边层面,美泰安全合作在泰国大选前后逐步恢复。美菲安全关系也以反恐和南海为支点进入发展轨道,但菲方终止《访问部队协定》的决定显著增加了两国未来安全合作的不确定性。新加坡、越南、印尼和马来西亚是美国重视的伙伴国。其中,美越安全合作的突破性进展尤其值得关注。此外,以美国-东盟举行首次联合军演为代表,双方多边安全合作持续扩大。美国安全援助和军售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呈现出总额减少与向重点国家倾斜两大趋势。最后,国内政治自主性、发展对华关系的需要和地区秩序观的差异,是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发展安全关系的主要限制性因素。     

新加坡伊斯兰祈祷团事件与东南亚反恐斗争

“9·11事件”之后 ,东南亚恐怖主义组织的活动引起东南亚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新加坡伊斯兰祈祷团事件是“9·11”之后东南亚国家打击伊斯兰极端分子的重大行动 ,而印尼巴厘岛爆炸案件更是使伊斯兰祈祷团组织的面目显露出来。通过新加坡伊斯兰祈祷团组织的活动 ,可以看出东南亚恐怖主义组织的一些内幕及其国际联系。     

拜登政府的对华叙事

为确保对华战略竞争效果，拜登政府从叙事的情境、角色、情节等方面进行对华话语设计，建构了“美国领导世界抵抗中国‘威权威胁’”的主导性叙事，并采取“天使/恶魔转移”及因果故事等叙事策略，加强其说服力。拜登政府的对华叙事意在国内外塑造一种对华认同，为其对华竞争战略提供合法性，以削弱中国影响力。这种对华叙事是“东方主义”认知偏见下对中国“他者化”的体现，彰显了美国的霸权和冷战思维。面对拜登政府对华的污名化叙事，中国可对其叙事进行解构，并建构一种竞争性叙事或反叙事，以消解其负面影响。     

美菲军事基地的存废与东南亚的力量平衡

去年6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一个专家小组,访问了新加坡三巴旺海军基地和巴耶利峇空军基地。8月4日,新加坡财政兼外交政务部长杨文荣在国会透露,新加坡有意让美国使用其军事设施,以帮助菲律宾比较容易接受美军基地。此议一出,东盟内部立即引起意见分歧,马来西亚反对美国在新加坡建立军事基地;印尼也持反对意见,但态度比较     

拜登政府对俄政策演进的特征、动因及限度

拜登执政初期，美国对俄政策出现新变化，呈现明显的双轨特征。一方面，拜登政府以价值观为引领继续对俄保持强硬；另一方面，美国一度寻求构建“稳定且可预期”的双边关系，积极推动美俄战略稳定对话。然而，乌克兰危机迫使拜登政府不得不二次调整对俄政策，联合盟友通过全面制裁和政治孤立实现“弱俄“以“遏俄”的战略目标。传统建制派回归及两党执政理念差异，对俄战略“三观”的延续与调整以及中国、欧洲等第三方因素是拜登政府对俄政策演进的主要动因。乌克兰危机长期延宕导致美国战略界逐步出现对俄政策反思，国内民众也更不愿承受对俄强硬的代价，美国对俄政策存在一定回调空间。但由于美俄面临地缘政治和战略认知冲突、结构性矛盾以及美国国内政治束缚，美国对俄政策演进有其限度，美俄关系难以本质逆转。同时，乌克兰危机引发美俄欧新一轮剧烈互动与博弈，深刻塑造大国关系格局，中国应在变局中抢抓机遇，为自身发展塑造良好的外部战略环境。     

拜登经济学与美国新经济范式

拜登用“拜登经济学”来概括其国内和国际经济政策，并将其作为谋求连任的关键口号。拜登经济学具有三大鲜明的特点：为美国经济发展设定清晰的国家目标，大幅度强化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加强国内和国际经济政策的整合。拜登经济学明确拒绝了美国过去40年里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范式，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完备且连贯的新经济范式的形态。其兴起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不断累积的国内矛盾以及美国面临的越来强的国际竞争压力，直接原因是近年来美国国内的政治博弈，以及两党在经济政策上的新共识。拜登经济学的许多成果和政策都具有可持续性，同时它也面临着政治基础薄弱、财政状况恶化、外国反制等挑战。无论新的经济范式最终是否以“拜登经济学”命名，美国的经济治理都不可能回归先前的新自由主义范式。     

拜登政府拉美政策的特点及走向北大核心

拜登执政以来,全面纠偏特朗普内外政策,对外重置美国外交战略,在拉美高举“美国归来”大旗,加大战略关注和资源投入,着重推行“民主善治”、治理移民、助力抗疫、帮扶复苏等议程,力求修复美拉关系。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延续特朗普政府的排华思路,并将这一理念贯穿在对拉美政策调整全过程,变换手法破坏中拉关系、阻扰中拉合作。俄乌冲突爆发后,拜登政府变本加厉地排挤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域外力量,谋求重掌后院。虽然拜登政府来势汹汹,且在缓和美拉对立情绪、修复西半球盟友体系方面有所进展,但受内外因素的制约,其重塑美拉关系的努力遭遇挑战,距离实现重振领导力和影响力、完全管控拉美的目标仍有较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