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投入越大,基层治理效能越低”,问题出在哪里?

<正>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推进,政府投入巨大,乡村发展良好。但学者吕德文等调研发现,一些项目工程中,政府投入越大,基层治理效能越低,资源进村遭遇"最后一公里困境"。如华北某城市一远郊村,100多户人家,政府为该村配置了7个保洁员,环境仍一塌糊涂。原来,村里有了保洁员,村民就不在意公共卫生了。村干部则想增加投入来改变现状,向上级要了50万经费,开展了村庄环境整治、党员扫大街等活动,效果仍不理想。事实上,这种情况很普遍。比如,很多农田水利项目,花     

乡村文化治理体系的建构与运作

随着文化实践形式在乡村的积累，文化治理逐渐以“体系”的形态内嵌于乡村社会生态环境中，对乡村治理起到整体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乡村文化治理体系包括了文化子系统、领域间系统、环境总系统三层结构，各个结构分别联系着传统与现代、治理领域与国家治理体系、政府与社会，由此衍生出六种乡村文化治理模式：三径赋权模式、内部优化模式、文化推力模式、文化拉力模式、内生环境营造模式以及外生环境建构模式。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中政府主导力量嵌入乡村社会的政治逻辑

建国以来,共产党通过建构组织网络体系完成了土地改革、合作化以及人民公社化等重大政治步骤,实现了传统乡村社会中介领域的国家化与制度化,最终完成了政府主导力量嵌入乡村社会的目的。然而,这种政府主导乡村社会的政治格局被证明是低效的,从而导致了新的乡村治理模式———“乡政村治”的诞生。即便如此,由于政府自身利益的诉求,“乡政村治”模式并未真正改变政府主导乡村社会的总趋势。     

发展乡村旅游 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旅游有利于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全面改善农村环境、丰富农村文化生活、推动高新科技下乡,已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新引擎。虽然乡村旅游近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仍存在旅游项目种类较少、设备设施不完善、环境保障措施不力、营销方式待改善等诸多问题。因此,助力乡村振兴,需要发展乡村旅游,需要政府、农民共同发力。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鼓励有能力的企业或个人投资乡村旅游产业,加大乡村旅游市场的监督和管理;农民要发挥主体作用,努力提高思想道德文化素质,树立环保意识和长远利益意识,大胆创新创业。     

合作治理: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的一种模式北大核心CSSCI

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的提出是为了解决传统乡村治理自发性、弱约束模式无法应对乡村发展失序、社区失灵的问题。乡村自愿组织整合经由“社区空间”形成的公共关切,通过向村“两委”输入而形成公共议题,并协助村“两委”协调村民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矛盾。社会关联度高的社区空间中的农民随着“乡-城流动”增加收入,进而提高了行动能力,积极支持自愿组织的活动,参与乡村振兴。然而,在约束性的治理场景中村“两委”和自愿组织就难以发挥作用,陷入“社区失灵”的困境,因而需要基层政府介入承担元治理的角色,弥补村级治理体系权威性不足的问题。这样,下沉的基层政府权力、村“两委”、自愿组织和村民几大主体形成了强约束和自治相配合的合作治理格局。这一多元合作治理网络实现了德治、自治和法治的有机组合,进而破解乡村治理失效的困局。     

草根领导、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

由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对于农村基层的渗透,农村草根领导层经历了一个兴盛、衰败、复兴的循环周期。当前国家政权的适度收缩致使农村草根领导层缺失是导致乡村治理困境的重要原因。加大社会资本的投入,培育草根领导,可以适度缓解当前的治理困境。目前,一些地区的乡村治理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是草根领导层的缺失。培育草根领导层,必须加大对于乡村社会资本的投入,构建基层政府、草根领导和普通群众信任、合作和互惠的网络平台。一、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草根领导的变迁     

德治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实现路径研究

我国的乡村治理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面临许多难题。解决这些难题需要把德治融入乡村治理体系,强化德治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使德治与自治、法治相互结合,相互补充,从而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发挥乡村治理中德治的作用,需要吸收传统乡村德治的历史经验,重视乡村精英、家族、乡规民约等要素的作用,把传统和现代融合在一起,提升乡村治理的整体水平。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层民主治理转型：制度空间、实现路径与当代价值

乡村振兴是国家投入大量资源推动乡村发展的过程,为农村基层民主治理转型提供了制度空间,使得民主化村级治理的范围扩大且作用日益凸显。基层政府通过村民自治制度创新激活民主机制,从而推动民主参与向权力行使和监督环节深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资源的使用效率,农村基层民主治理的重要价值在于能够提高国家资源使用效率、促进资源供需均衡、降低资源使用成本和提高监督成效。     

“后乡村精英”时代乡村治理的潜在风险与对策研究

乡村是政府执政的薄弱环节,同时也是政府建设和发展的重点,乡村精英在维持村庄稳定,促进村庄发展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当前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乡村精英流失情况日益严重,这是当前乡村治理过程中遇到的一大难题.解决精英流失后的乡村治理问题,在缓解紧张的乡村干群关系、实现村民自治、促进村庄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乡村文明建设中的标语问题与应对策略

乡村文明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要求,推进乡村文明建设,需要借助标语传递正能量。标语作为看得见的景观,能够为乡风文明建设树立风向、注入驱动力、提供评判标准,有选择性地发布标语,是乡村地区重要的价值引导方式。标语具有明显的规范性,也是社会治理的常见选择,近年来乡村标语问题仍待重视,尤其是标语内容粗俗、标语编排失范、标语场景欠妥、无用标语尚存、广告标语混杂等问题的上演,对乡村文明建设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挑战。确保乡村标语真正"达标",需要从严审核标语题材,强化标语规范程度,注重标语宣传场景,清理过期失效标语,整治广告标语乱象,通过营造良好的标语环境,树立乡村文明新形象。     

新农村建设视阈下乡村治理机制的调适与构建

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项重要而紧迫的课题。而传统乡村治理结构的困境与矛盾,客观上迫切要求构建与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多元化治理机制。改革基层政府运作,重塑政府、乡村间关系;激活乡村民间力量,着力探讨乡村民间组织参与的乡村治理机制。     

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乡村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关系国家治理全局。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乡村治理的短板(一)组织短板乡村治理普遍存在组织短板。对上,是各个职能部门,对下,是广大老百姓。涉及的具体事务包括党建、统战、民政、农业、林业、水利、城建、招商、信访、综治、计生等方方面面。乡村往往疲于应对各项事务性工作,忽略了组织建设。且相较城市,乡村年轻党员数量偏少,党员年龄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有部分乡村甚至几年没有发展新党员,党员队伍出现老龄化趋势。     

推进环境整治 建设美丽乡村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广大农民根本福祉和农村社会文明和谐。近年来,衡阳市石鼓区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作为乡村振兴的第一仗来打,突出抓好垃圾治理、污水治理、农村厕所改造、村容村貌提升等工作,为石鼓打好了清新亮丽的底色。发动群众,凝聚环境整治共识。石鼓区始终把发动群众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首要任务,紧紧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加强舆论引导。     

乡村治理劣化对新时期扶贫开发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当前,随着农村优质劳动力的大量外流,留守群体的致贫机制及扶贫内涵都发生了根本改变;同时,随着宏观环境的改变,政府反贫困政策也发生了重要转变。但乡村良性治理的缺失对新时期扶贫开发产生了重要影响:贫困群体不仅物质资本及人力资本存量低,而且也缺乏形成社会资本的条件,因此难以符合外部资本的投资获利预期,从而遭遇发展的排斥;并且,在治理劣化的条件下,任何外部主体进入乡村面对原子化的留守个体时,都面临着巨大的交易成本,因此无论是依靠市场还是政府来进行扶贫开发都面临着困境。在此背景下,通过推动农户组织建设,改善乡村治理,以重建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从而有效降低政府扶贫的交易费用,并使贫困人群提高自我发展的能力。     

农村治理困惑与乡村基层组织的建构变革——对S市王港村的实证调查与研究

本文通过对王港村的实证调查,从村委会选举中村民的投票取向和当前农村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这一视角,指出我国农村基层出现的"政府企业化"及"行政赢利化"倾向,是现有乡村组织建构已不适应农村社会发展需要的表现;<村委会组织法>中规定的村委会的职能在现实中仍表现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政府式",当前农村改革问题本质上应是农村社会的重构问题--乡村管理体系的组织重构和职能重构.只有转变乡村组织的职能设置、改革组织建构,才能整合农村社会的利益关系,推进村民自治.     

我们与绿水青山有个约会——生态公益性岗位成为贵州创新生态扶贫机制重要举措

正生态护林员、农村管水员、乡村保洁员、巡河员、护路员……近年来,贵州山区群众依靠看山、护林、保水等,不仅获取了稳定的工资收入,还为生态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岗位也为贫困群众托举起"稳稳的幸福"。     

实践场域中村民理事会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研究——基于广东省H市乡村治理示范村的调查

村民理事会是村民自治的一种有效实现形式,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广东省H市乡村治理示范村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和经济形态等影响因素各有不同,村民理事会的发展程度、承担的职责范围也存在差异。总体来看,村民理事会在提供自治平台、推动乡村基层自治、兴办公共事业、助力乡村社会建设,协调村内矛盾、维护乡村和谐风气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政策定位较为模糊、资金来源不稳定、职能权责受限等问题,亟需从加强政策引导、明确机构定位、提供资金支持、保证资源供给、完善组织建设、实现规范运行等方面入手,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实践场域现代化。     

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浙江乡村治理的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实现村民自治制度,“乡政村治”的制度格局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治理成本,改变了村民主体虚置的状况,在实践层面的确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控制效果。但是,问题并没有结束,村民自治所确立的“国家弱主导型”模式,既无法回应市场经济对农村社会,特别是对农村集体经济所造成的冲击,也无法适应服务型政府需求的现代潮流。浙江改革开放三十年表明,乡村治理所面临的新问题、新难题正逐渐被破解,一个代表“强国家一强社会”模式的乡村政治格局正在发育成型,因为“强国家一强社会”关系格局要求,一方面,国家以服务型政府的角色服务乡村——提供均等化服务,另一方面,乡村社会通过改革创新不断完善自治制度。     

嵌入式治理：乡村文化治理的运作机制及实践困境——基于Y县“十星级文明户”的案例分析

嵌入式治理是我国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面向。通过对Y县“十星级文明户”创建的案例研究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文化治理经历了从农民集体意识的嵌入、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培育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面向转型。在乡村文化治理体系的运作过程中，基层政府通过组织、制度及话语等文化治理机制的嵌入，构建了乡村文化建设的常态化路径。但在这种嵌入式治理的路径之下，由于压力型体制下选择性地政策执行、运动治理背景下治理规则的紊乱及“送文化”与“种文化”的断裂，导致了乡村文化治理的结构性脱耦。在当前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背景下，需要破除政府主导下单向度嵌入的治理路径，探索“耦合式治理”的乡村文化治理机制，推进乡村文化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嵌入式治理：乡村文化治理的运作机制及实践困境——基于Y县“十星级文明户”的案例分析

嵌入式治理是我国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面向。通过对Y县“十星级文明户”创建的案例研究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文化治理经历了从农民集体意识的嵌入、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培育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面向转型。在乡村文化治理体系的运作过程中，基层政府通过组织、制度及话语等文化治理机制的嵌入，构建了乡村文化建设的常态化路径。但在这种嵌入式治理的路径之下，由于压力型体制下选择性地政策执行、运动治理背景下治理规则的紊乱及“送文化”与“种文化”的断裂，导致了乡村文化治理的结构性脱耦。在当前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背景下，需要破除政府主导下单向度嵌入的治理路径，探索“耦合式治理”的乡村文化治理机制，推进乡村文化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