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首例“咸猪手”入刑案树立司法标杆

上海咸猪手入刑案,对在公共交通场所中日益猖獗的猥亵行为予以强有力的震慑,值得肯定。但值得注意的是,刑法的作用除了保护受害人,打击犯罪,也保障行为人的合法权益。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坚持罪刑法定原则进行法律评价,既做到有效打击犯罪,保障公民权益,也能维护法律尊严以及法治社会的正常运转。     

刑法中“其他”及“等”略考

刑法条文是以语言为载体来表达一定立法意图的.因而,刑法用语对于理解刑法条文之规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刑法中大量的"其他"与"等"这些不确定内容词语的使用造成了刑法的确定性下降,对罪刑法定原则构成了威胁.本文以详细的统计数字为基础,考察了刑法中"其他"与"等"的使用情况、存在的问题;并对减少"其他"与"等"的使用、"其他"与"等"的解释权作了探讨.     

我国刑法中“其他”用语之探究

刑法中的“其他”用语体现了以简驭繁的立法技术，具有周延性与相关性的双重品格。其周延性使静态的刑法规范具有了较强的灵活性与适应性而有助于维护刑法的安定性；其相关性保证了刑法规范内容的特定性与明确性而有利于实现刑法的合目的性。其相关性、周延性分别与现代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社会保护双重机能相顺应，而且与现代法治国的双重性格并行不悖。     

罪刑法定的司法运作——以法律方法为视角

一般公正与个案公正的协调是罪刑法定司法运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罪刑法吨"法"不能自发地协调一般公正与个案公正的关系,法官需依据符合法治要求、以实现正义为追求的各种法律方法来对案件进行裁量;以法有明文规定得为定罪判刑为基本要求的罪刑法定原则蕴涵了特有的法律方法意义,法律发现、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论证、价值衡量等法律方法在刑事法领域表现出独有的特征,而漏洞补充为私法适用的方法在罪刑法定的司法运作中应被排除.     

中国强制规范在美国适用的方法探析——以纽约南部地区法院审理的“雷曼兄弟”案为中心

我国《法律适用法》规定了中国强制规范的直接适用。此类规范是否能被域外法院承认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美国等没有第三国强制规范适用制度的国家。在实践中,纽约法院会采用冲突法、实体法和国际法三种方法分析中国强制规范的适用。根据《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第187条第2款,冲突法方法的解决规则是,如果当事人另行选择的法律没有合理的基础,或所选法律的适用将违反为强制规范所反映的拥有更大利益法域的中国的基本政策,则具有客观准据法地位的中国强制规范能够否定选法条款的效力;实体法方法是,在纽约法满足《纽约债法》第5-1401条的要求得以适用的情况下,如果当事人缔约时有意违反中国强制规范,纽约法院将不会强制执行该构成履行地国法下非法的合同;国际法方法则是基于中美同为其缔约国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8条第2款b项的规定。     

“抢帽子”交易的刑法性质探析——以汪建中操纵证券市场案为视角

汪建中操纵证券市场案在刑法性质上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争议焦点在于以兜底条款定罪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汪建中的行为与列举条款是否具有同质性。我国刑法中的兜底条款存在有其必然性,解释时必须坚持在罪刑法定原则指导下,依据列举条款发现兜底条款的内涵和外延,考察相关行为与列举条款的同质性,按照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将已发生的案件事实涵摄到其应有的范围。抢帽子交易行为与操纵证券市场罪的列举条款具有同质性。     

刑事案件“消化”处理之检视——以某基层法院审理的四则案件为例

消化是刑事审判实践中针对存疑、复杂案件而普遍采用的一种非常规的案件处理方式。案结事了的裁判效果是法官选择消化的直接动因,而在制度层面,审判绩效考核机制、法院内部的案件群体决策处理机制以及外部权利体系的压力等因素都推动着法官主动或被迫选择消化。该现象的长期存在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作为疑难复杂刑事案件的一种处理机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不顾客观实际盲目消除这一现象不现实也并不值得提倡,关键在于我们应当站在什么样的刑法立场,运用什么样的审判技术和推理方法,从而去思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消化,应当如何实现消化。     

传统行政强制类型之再造——以类型的开放性为视角

新型行政手段在传统行政强制类型结构中无所归依,难以与现有法律相衔接,限制了其在实践中的适用和发展。行政上实效性确保手段是在纵向上以抽象的上位概念涵括新型手段,并在横向上创设新类型——其他新型手段,因未触动行政强制的内部结构,可称为外部进路。然而,循此进路,其他新型手段被排斥在与之并列的类型之外,内容上又存在交叉,更加难以定性。以类型的开放性特征予以检视,传统间接强制类型化为代履行、执行罚的结构并不完整,应设立与之并列的其他间接强制类型,使之向新型手段开放。传统行政强制结构内部的类型再造,可称为内部进路。新型手段应以在行政处罚、行政强制中定位为基础,以与现有法律相融合。     

口袋罪的法教义学分析: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为例

口袋罪是我国刑法中的一种独特现象,其缺乏限制的外延使行为更容易入罪,其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显而易见。作为现行刑法中最为典型的口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司法实务中的适用频率越来越高,呈现不断扩张的状况。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本罪行为要件的开放性及缺乏必要的形式限定。应以同类解释规则严格限缩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口袋罪的适用,以坚守罪刑法定原则的边界。     

近代以来中国刑法“原情酌减”条款源流考——于欢案与施剑翘案的对观与重思

传统“情理法”司法中,“情”乃“人情”,系指普通人心中皆有的常理、常情;“理”乃“天理”,系指天下人所公认的至公至正之理。“情理法”司法的理想形态是法官的判决既顺应天理、人情,又不悖于国法。晚清民国刑法的“情状可悯恕者”条款,以现代刑法的规范形式承继了传统“情理法”司法的基本精神,是传统法律创造性转化的典范,这使得中国古典法律文化和司法理念在现代法治体系下得以延伸,让法官在不违背罪刑法定、不造成司法擅断的情况下,能够及时回应中国人的“天理”与“人情”观念。于欢案二审防卫过当的论证逻辑,掩盖了刺痛公众神经的辱母情节所蕴含的伦理意义,这根源于我国现行刑法中“情节”概念下的“情理”退隐。晚清民国刑法的“情状可悯恕者”条款及其司法实践,可为“情理”在当代中国刑事立法与司法中的回归提供镜鉴。     

刑事政策介入刑法的途径及反思——以“李斯特鸿沟”的消弭为主线

刑法体系与刑事政策的割裂被称之为"李斯特鸿沟",发展刑事政策在刑法实践中的运用是应然之道,其中要注意刑事政策运用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平衡。本土语境下,刑事政策对刑法的介入主要体现在定罪、量刑、刑法解释等方面,实践中出现了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刑事政策与民意的冲突。如何对刑事政策在刑法中的运用进行规范和制约,在实现目标的同时,维护罪刑法定,维护法治与人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罪刑法定”原则与“类推”适用的理性思考

罪刑法定原则在人类历史上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其在价值取向上过分偏向于人权保障而忽视社会防卫的事实也是不言自明的。单纯依靠罪刑法定原则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法治国,解决其问题的出路在于以类推制度的"社会防卫"弥补罪刑法定偏向"人权保障"之不足。     

浅谈缓刑的适用——以二个案例适用缓刑为例

我国《刑法》第72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时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时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第74条规定：对于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适用缓刑。本文以三个实践中的案例适用缓刑为例，简要分析了缓刑的适用以及条件，是以案说法。     

我国商标法上地名商标的其他含义——以“红河”商标争议案为切入点

在"红河"商标争议案中,作为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地名的"红河"被认定具有其他含义.具有其他含义的地名至少具有两种含义:地名含义和其他含义.其他含义不同于"第二含义",与地名含义并存但强于地名含义.其他含义可以表现为特定事物的名称,也可以表现为客观存在的公众的理解和认知.地名其他含义的判定应以公众的判断为基本标准,避免机械的字面或文字解释.     

刑法“兜底条款”的适用与“抢帽子交易”的定性

在现行立法背景下,司法者无法绝对排斥兜底条款的适用。但对兜底条款的适用必须严格贯彻限制解释的立场。对于法定犯双重兜底条款的场合,不宜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在汪建中抢帽子交易案中,不可否认被告人汪建中实施的抢帽子交易行为属于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但因该行为刑法和证券法律法规都未明确规定,从刑法保障法的性质和刑法谦抑性的角度看,该行为不宜认定为操纵证券市场罪。     

自洗钱犯罪典型案例之检视及洗钱罪“其他方法”的应然理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生效后,“两高”陆续发布自洗钱犯罪典型案例,对上游犯罪行为人在洗钱罪独立构罪的认定、上游犯罪与洗钱罪数罪并罚,以及对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遵守等方面都进行了积极回应,同时,案例也存在罚金刑适用不均衡,且上游犯罪限于毒品犯罪,没有涉及其他上游犯罪的情况。实践中,应更加关注案例中刑罚的具体适用,发布更多涉及其他上游犯罪的典型案例,并突出典型案例类型化特征,注重案例说理部分的撰写,探索洗钱犯罪案例的系统化发布。此外,修改洗钱刑事案件司法解释时,应准确理解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与刑法第191条第1款第（五）项“其他方法”之间的关系,完善行为方式相关表述,避免对于“兜底性规定”的兜底解释。     

论刑法适用解释的立场及其实践——以罪刑法定原则为视角

法官在适用刑法处理具体案件时对刑法条文的规定进行解释是一种事实性存在,这种解释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内进行是现代刑事法治的基本要求。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不同,决定了法官解释刑法条文的基本立场和实践效果不同。形式罪刑法定原则脱离生活实际,割裂了法条文字与承载的价值的关系,奉法律条文的文字形式为圭臬,其实践后果常表现为机械司法、恶法亦法;实质罪刑法定原则将刑法的正义价值推向极致．主张法官根据个案的需要,依据正义的观念适用刑法,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法律虚无主义：辨证罪刑法定原则认为,刑法适用解释应当以刑法的正义价值为统帅和导向,在法律文字可能的字面含义内最大限度地寻求正义的实现。     

论“以刑制罪”思维的教义反思与司法适用——以“温岭虐童案”的执法思路为切入点

传统的罪刑关系理论均强调“由罪而刑”,然而由于法定刑本身固有的特点,这一思路在一些疑难案件中无法贯彻.为解决这一问题,司法实践中有人提出了“以刑制罪”的思路以弥补“由罪而刑”思路的不足,然而“以刑制罪”具有天然的缺陷和不足,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要慎重使用,同时法官要对沿袭这一思路所选择的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进行正确的刑法解释.     

关于医疗机构强制医疗权的审视与定位——对“李丽云案”和“广州强行剖宫案”的思考

本文拟探讨患者自决权和医疗机构强制医疗权之间的关系,检视和定位医疗机构是否应该拥有强制医疗权。首先从2007年1月发生的北京“李丽云家属拒绝手术死亡案”和2010年12月初的“广州医生强制剖宫产事件”入手,分析当前患者对自身身体健康的自决权和医疗机构基于人道主义考量而可能直接不经患者同意而采取医疗行为之间的关系。继而厘清强制医疗的概念、特征以及当前我国存在的强制医疗的类型。最后寻找患者自决权和医疗机构权利的平衡,得出以尊重患者意愿为主,以医疗机构具有有限度的强制医疗权为例外的结论。     

迟到20年的股份“分红” 岳阳首例强制清算案成功审结

一起强制清算案耗时3年,申请政府协调会20余次,召开股东、职工、业主、债权人座谈会上百次,来电来访数以千计!＂这3年来,有1/3的时间用在这上面了。＂打开承办法官李琛一个两层的柜子,里面堆满了岳阳房地产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岳房股份）的卷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