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原因探析

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一直是党史学界研究的重点,尤其是"党内合作"形式的采取。"党内合作"是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一种有效的形式,党内合作形式的建立在一定意义上是多方面努力的结果。     

“党内合作”是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唯一形式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三方共同作用的结果,都是在自身利益立场上权衡利弊后做出的选择。综合苏联、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三方立场,"党内合作"形式是唯一可行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形式。主要因为实行"党外联合"形式带有中国共产党员的单方意愿色彩,采取何种合作形式关键是孙中山的态度;共产国际从自身利益出发力促国共合作实现,合作形式尊重孙中山意愿;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采取何种合作方式已是次要问题。     

琼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在我党的极力敦促和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同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最终实现。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第一次合作反帝反封统一战线具有不同的历史特点：一是广泛的民族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二是两支军队两个政权的合作；三是没有统一组织形式和共同纲领的合作；四是处于有利的国际环境的合作，并形成抗战初期我党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正面战场。与全国性的抗日统…     

创建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初步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关系虽然于1924年才正式建立，但两党成员在实际革命活动中的相互接触、支持和协作，却于早在此之前的中共创建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虽然中共一大的决议中提到“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但在具体的革命实践层面，中共创建前后国共两党早已发生了重要联系。     

第二次国共合作方式的实质是“一国两制”

四十多次前,国共两党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从长期对立走向第二次合作。这次合作在历史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认真总结和研究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理解党中央提出的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方式的实质是“一国两制”,兹试阐述如下,不确之处,望批评指正。     

打倒列强除军阀

1923年6月,中共“三大”确定了与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1924年1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了国民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孙中山离开广州北上。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举行。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共两党组织各界人民举行哀悼活动,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国民革命的呼声在全国各地更加高涨…     

试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的可能性

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战胜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了同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今天,在我们党提出同国民党建立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时候,我们探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对认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意义,深刻理解党的“一国两制”的方针,坚定信心,努力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是有重要意义的。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本经验及现实启示

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全民族反侵略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伟大胜利。它也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今天，总结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反对李登辉的台独思想，粉碎一部入的台独图谋，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实现国共二次合作的条件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经过十年内战之后，当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1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国…     

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对桂系的统战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对桂系开展统战工作,支持“两广事变”中桂系的抗日爱国行动,并及时调整自己对桂系的统战工作的方针,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最终形成提供契机,也促使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内外政策进行调整,推动了国共合作进程的发展。面对顽固派的第一、第二次反共高潮,针对桂系的“外联内防”、“上联下压”的政策特点,中共桂林地方组织积极贯彻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采取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又联合又斗争的工作…     

‘南京时期”黄埔军校内的中共地下党组织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建立的军事政治学校，它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共在黄埔军校设有支部、特别支部和党团领导小组，由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在军校的中共组织不公开，除少数领导干部公开中共党员的身份外，大多数中共党员的身份是秘密的。在黄埔军校工作学习的党员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都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成为跨党党员。在黄埔军校和在校军、国民革命军中各级党代表多数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担任。     

陪都风云录 第二次国共合作

##正##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1947年2月国民党通知中共驻南京等地的代表全部撤返延安,史称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亦曾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原因作过精辟分析:"国共之再合作,就是从共同的利益中产生出来的,民族危机已到最高深度,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我们;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这个矛盾成为一切问题的根据。"1935年,"华北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     

创建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初步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关系虽然于1924年才正式建立,但两党成员在实际革命活动中的相互接触、支持和协作,却于早在此之前的中共创建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虽然中共一大的决议中提到"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     

黄埔军校初创时期的信仰问题

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成果,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国共不同性质的两党在合作过程中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和分歧。随着孙中山逝世,国共关系陷     

第一次国共合作方式形成原因新探

“以党治国”思想、对共产党认识上的偏差以及对大革命领导权的考虑，是孙中山拒绝两党平行合作的思想根源和重要原因；苏俄及共产国际过多地考虑自身的利益与安全，轻视共产党，重视国民党，竭力促使中共接受对其极为不利的两党合并的“合作”方式；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排除来自“左”与右的压力与干扰，找到新的“党内合作”方式，国共合作最终得以建立，开启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局面。     

试析中共“五大”为何难以承担挽救革命的重任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五大”闭幕两个多月后，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大革命失败。因此以往的党史论著普遍对这次会议评价不高，多认为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这样一个非常时刻召开的党代会，未能承担起挽救革命的重任。本文拟探寻中共“五大”没能提出人们所期望的挽救革命的具体措施的历史原因，并试析会议为何难以承担挽救革命的重任。     

论第一次国共合作对国民党的影响

<正> 关于1924至1927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许多问题,诸如合作的形成原因、形成过程、历史作用和经验教训等等,近年来史学界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这次合作对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影响已众所周知。但是,这次合作对当时中国国民党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却鲜为人知,迄今未有专文系统论述这一问题。探讨第一次国共合作对国民党的影响,对之给以公正的评价,对推动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完成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历史责任,无疑是必要的和有现实意义的。本文就试图做这一工作。     

叶挺独立团创立

正1925年11月21日,中共广东区委在肇庆组建了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4军的34团(后改称独立团),由叶挺任团长。该团骨干由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组成,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支正规武装。独立团的成功组建,是中共广东区委执行中共"三大"制定的统一战线方针,在军事上实行国共合作的成果。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由陈延年任书记的中共广东区委和黄埔军校渊源颇深。在广东国民政府     

周恩来与孙中山

正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在广东支持和协助孙中山,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斗争。在此期间,周恩来和孙中山有过直接的交往与合作,对周恩来一生影响极大。共同致力于第一次国共合作1923年1月,孙中山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表明了联俄的立场。1923年6月,周恩来亲自率领"旅欧共青团"的代表来到里昂,与国民党总部代表商谈国共合作问题。1923年11月,周恩来当选为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总务主任,在执行部部长回国期间,周恩来实     

“第三次国共合作”解读

现在有不少人希望能够通过“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本文从国民党对“国共合作”的历史记忆、台湾现行的政治体制、国民党的政治转型、民进党以及台湾社会对国民党的看法、共产党的态度等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得出结论：通过“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祖国统一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但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目标的国共合作则是可行的。     

论维经斯基与中共创建时期宣传事业的开辟

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联共(布)远东局代表,其五次赴华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及国共合作,在中共建党历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地位。维经斯基作为记者来华,在对中共的工作指导中注重创建中共宣传鼓动事业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共宣传鼓动工作和中共的创建及其后各个阶段的革命发挥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