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法治秩序构建中的律师政治参与

切实保障公民政治参与是我国近年来在推进民主化转型过程中的一项力举。律师职业群体具有独特的职业素养、角色优势与专业品质,鼓励、引导其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对于增强决策的科学性与合法性、增进社会公平与福利、消除社会戾气、连通国家与社会、型塑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并逐渐夯实我国民主进程中所必备的法治秩序具有重大意义。为充分发挥律师群体这一宝贵的政治富矿的积极功能,必须着力进行一系列机制创新,借助律协等组织资源,通过多种方式拓宽律师政治参与的渠道,激发其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并逐步完善社会取士机制以从律师队伍中选拔人才,使德才兼备的律师能在民主法治秩序构建中贡献智识与力量。     

以“五种思维”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司法机关,是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必须自觉用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统领和指导检察工作实践,以强化政治思维、大局思维、法治思维、改革思维和党性思维,坚定不移地做法治建设的推进者、改革发展的服务者、公正司法的维护者、司法改革的实践者和法治理念的践行者.     

新时代农村政治生态治理与建设的法治维度

农村政治生态治理与建设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法治与政治生态治理和建设密切关联,具有内在逻辑的统一性,法治思维是推进农村政治生态治理与建设的基本价值取向。探寻农村政治生态治理与建设的法治路径,应当注意从法治建设的不同层面形成合力。完善规范农村政治生活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农村政治生态建设的基本法治保障;狠抓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是治理和优化农村政治生态的重中之重;深化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是改善农村政治生态的重要切入点;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弘扬法治精神,是治理和建设农村政治生态的基础性工作和重要抓手。只有以法治思维为考量,才能合理回应农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现实诉求,为农村政治生态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论法治思维与国家治理

现代国家治理必须依循法律和法治,其中法治思维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尤为重要.法治思维和法律思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区别主要在于前者是政治思维、后者是司法思维;前者是战略思维,后者是技术思维;前者是治理思维,后者是裁判思维;前者是大众思维,后者是职业思维.国家治理,既需要关注并培养所有主体(普通公民、法人、社会团体、公职人员等)的初阶法治思维,以确保人们行为对法律和法治的依赖,确保人们参与国家治理的法治取向;也需要关注并培养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公权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特别是法律人)的高阶法律思维,使其行为不但被安排在高阶法治思维之中,而且藉此进一步保障和引导大众对法律和法治的依赖,巩固其初阶法治思维,并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落实法律之规定.     

当代中国法律中的“政治人”影像

政治人是生活在政治社会中以整体主义为价值取向、甘于为整体奉献的人。由于我国的法治建设脱胎于政治社会,受政治思维的影响,一些法律中自觉不自觉地残留着某种政治人的影像。对于转型时代的中国来说,消解和防范政治人的立法思维和模式是至关重要的。     

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作为一个时兴概念在当下中国被不断提及,并成为社会治理领域的正当性话语,因此需立足于法治的基本要求,结合法治实践的个案场景,在发现当代中国法治建设薄弱环节的同时探讨法治思维的运用问题。而法治思维内涵的既有界定往往抽象而不具可操作性。因此,法治思维是以规则为中心,合法性判断为优先,限制权力保障权利,坚持正当程序的思维方式。要注意反思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中与法治思维相左的四类主要问题:领导意志对法律执行的扭曲,法外利益与纠纷解决的乱象,公权力过于强势的现状,重结果轻程序的思维传统。     

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探讨

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是两个概念,一个强调人们的思想意识,另一个强调人们的行为方式,在理论和实际的两个方面为新时代治理国家管理整治提供了具体道路的指引,重点表达了法治的理念与原则.利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相结合的形式建立一个完善的法治社会,本文从两者的涵义、关系入手进行探讨,不断促进法治观念的深入发展.     

法治视域中村民选举政治生态的治理

村民选举政治生态是农村政治生态的一部分,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微观系统,由作为选举主体的村民以及选举规则、风气、导向等基本要素构成。当前村民选举政治生态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是,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的态度呈现积极与消极的两极化现象,其负面影响超出选举本身,不利于基层民主制度的巩固和发展、社会政治信任的建立等。选举规则的缺陷和缺失致使选举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不力,追究违法行为存在操作难题。不良风气催生和加剧贿选、暗箱操作、暴力化等各种选举乱象,制约村民自治的发展。乡镇党政等上级组织在指导选举中导向偏失,削弱了选举规则的效力并恶化选举风气,挫伤村民选举的积极性。治理村民选举政治生态,需要放到推进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建设的总体进程中去考量。以法治思维为导向,培养和强化村民的主体意识,是治理选举政治生态的核心支撑;完善农村选举的法律制度,是治理选举政治生态的法治基础;加强执法执纪监督,扶正祛邪,是治理选举政治生态的根本保障。     

法治思维探析

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连续发出关于"法治思维"的倡导,把改革开放以来法制(治)建设成就在精神层面上予以升华,是治国理政的人治思维向法治思维转换的重大历史性标志。解析"自然(理性)主义"、"分析实证主义"、"社会实证主义"等几个现代主流法治思维模式,及总结中国社会实践的经验,对于深入全面理解和把握法治思维不可或缺。法治思维的结构,包括法治认知的前提要素、恪守现行法律的核心要素、定位"民间规范"的补充要素。法治方式是法治思维见诸法律实践的媒介与途径,它以是否需要和可能借助法律手段解决特定事件或案件为前提。法治方式运用中应严格贯彻实体法律和遵循正当程序,并尊重道德及"民间规范",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法治思维需要采取科学的方法,主要是:其一为辩证法,从发展、联系、矛盾、全面的视角进行法律考量;其二为形式逻辑方法,符合排他性的法律理由、必然性的法律三段论、融贯性的系列法律决断的要求。法治思维是两种方法紧密结合的整体思维。     

法律中的可辩驳思维与法治

法律中的可辩驳思维,源于语用学转向及语用思维,是不同于演绎性思维、归纳性思维与类比性思维的新型思维方式,是具有规则性、主体间性的对话、交流、辩论与反驳的思维过程。可辩驳性是法律知识逻辑结构的本质属性,法律的可辩驳知识结构依赖于可辩驳思维来实现应有的价值。可辩驳思维与可辩驳性具有重要的宏观法治价值：一是推动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二是提升了法律方法的内在品格,从而导向法治的方法论时代;三是优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从而整体塑造法治系统。     

论法律监督的二重性——基于法治和政治二场域的讨论

法律监督不仅是法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属性有法治属性和政治属性的二重特质。法律监督不仅具有制约权力、治吏清障、保障法治、服务社会的法治功能,而且具有推动政治民主、影响政治文化、推进政通和谐的政治功能,其功能系法治功能与政治功能的二重推动。     

法治与改革思维的冲突及消解

对于法治与改革的关系,不能仅仅在两者对立统一中思辨,还需要在更宽泛的范围内认识。一是把改革、法治与革命放到一起观察,会发现无论是法治还是改革都是为了避免"革命"的爆发;二是把法治、改革与社会放到一起研究,可以看到法治与改革是促进社会发展、实现公平正义的手段;三是把法治、改革与国家权力放到一些分析,可以发现实现法治是政治目标,通过改革逐步限制、规范国家权力是核心。法治与改革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会出现一些矛盾,在社会转型期需要认真对待,把其冲突控制在最低的烈度。用法治凝聚改革共识,是今后改革的基本思维方式,中国需要在法治框架内进行改革。     

法治型政治文化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

同步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受益于冷战后全球化发展的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成功地经受住了由西方发起并主导的全球化与民主化的双重冲击,而且还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思想来源,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既与传统政治文化一脉相承,又深受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其在转型过程中保持了极大的主动性和渐进性。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期,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将以契合法治中国建设为动力,在不断地向法治型政治文化转变和发展的过程中,有力促进中国的政治发展。这种主动性与渐进性的法治型政治文化的转型,既是维护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重要保证,也是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现代化的重要基石。     

国际法治评估中的技术政治及中国立场

法治评估是当前全球治理的重要工具。法治评估承袭了西方实证主义治理传统,代表了法学的数学化转向,被认为具有去政治化的技术中立特征。但在理论上,由于法治概念的本质可争议性、指标丢失社会信息细节、测量依赖感知性数据和结果解释的不确定性等问题,国际法治评估难以避免价值判断和政治偏见。在实践中,评估技术实质上嵌入了隐性政治权力结构,其形式包括软性权力支配、单向的政治意识形态输出和实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使得国际法治评估有可能蜕变为一种技术政治,成为西方国家的政治规训工具。应当扭转当前我国在国际法治评估场域的不在场状态,提供国际法治评估的中国方案,表达我国鲜明的政治、理论和技术立场,以消解西方技术政治,提高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论法治中国视野下警察职业思维的定位——基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新概念,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公安机关是代表政府实施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力量,应当以此为契机构建以法治思维为核心的警察职业思维方式,运用法治思维阐释社会现象、校正执法理念,实现由政治思维、道德思维、权力思维、经济思维向法治思维方式的转变。对广大公安民警来说,选择、树立和培育法治思维就是建立一种职业的思维方式,即要求在公安执法工作中将法治的诸种要求运用于认识、分析、判断和处理问题的过程中,注重法律至上,权利本位,正当程序和公平正义。     

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建设法治国家,需切实提高各级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能力。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文章以此为出发点,阐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的涵义及内在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培养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提高其运用"法治方式"的能力。     

论法治原则的政治机能

法治是人类智慧在谋取公共利益的实践中所体现的最终结果,任何政治权力的运作都离不开法律的规范与制约。法治原则的政治机能是克服人治、保障人权的有效方式、是保障和维护社会政治秩序的主要途径、是维系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整合的重要方法,不仅有助于法治原则的推广,而且有助于赋予政治权力以合法性地位,进而有助于构建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     

运用法治思维方式践行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优良作风,而法治思维方式则是党治国理政的新思维和新方法。在建设法治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法治思维与群众路线具有内在一致性,并赋予了群众路线以新的时代内涵。要增强党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的实效性,建立密切联系群众的长效机制,必须提升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把践行群众路线与运用法治思维方式结合起来,实现干部工作的风清气正,构建作风建设新常态。     

论法治政治

法治政治即法治化政治， 既是现代国家政治之价值取向， 又是现代社会政治制度框架之必然建构。选择它， 就需了解它； 建设它， 就需体认它， 并进而深刻地把握其精神与灵魂。本文即从法治政治的理论预设、基本特征及其基本原则等方面对其作了探讨     

法治湖南建设的路径选择——从公民政治参与的角度

法治湖南建设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逻辑演绎。以公民政治参与为逻辑起点，阐述公民政治参与对法治湖南的建设的价值，描述法治湖南建设过程中公民政治参与所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困惑，从而提出法治湖南建设中提升公民政治参与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