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的“一村两制”

城市征地“吃肉不啃骨头”,“只占地、不管人”,以“农转非”替代村庄、村民的城市化,已结出“伪城市化”恶果     

是社会主义城市化,还是城乡一体化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一些人提出、并反复阐述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城市化”这个范畴;我国一些同志进而做出我们国家要走“中国式社会主义城市化道路”的论断。对此,我们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并借此求教。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不存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城市化”,尤其是在我国这种具有八亿农民特殊国情的社会主义国家,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城市化道路”。实际上,社会主义国家走的是马克思主义城乡学说所指出的工农结合,城乡“融合”、一体化的道路。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朝鲜和我们国家,都在农村     

对成都市锦江区加强农迁社区管理的调查与思考

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农民逐渐变成新市民,迁入社区居住,这种“农转非社区”或“农迁社区”是传统农村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汇点,是两种意识形态相碰撞的聚集地。因此,有必要加强对这类社区的研究,探寻有效的管理模式,从而有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农村中国”的选择

“村民自治”,横向要适应东西南北、千差万别的自然条件,纵向要适应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急剧社会变迁我国一直倡导的村民自治,应当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大原则下,以是否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标准,顺应差异,因地制宜,切实提高富裕农民的能力。村民自治是“农村中国”的选择相对于未来的“城市中国”,村民自治是在“农村中国”的现实国情下,建设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阶段性选择。这个思路是由“农村中国”向“城市中国”过渡期间的政策,这个过渡期可能要持续半个世纪以上,也可能只要30年-40年,其长短与政府是否采取更积极的城市化政策相关。     

城市化必须直面“农转非”

“农转非”问题值得关注 编完这篇报道就琢磨,如果重庆市的低保支出没有如此突然的急速增长(三年里人数增加了4倍),重庆各界,包括媒体,会注意到都市里“农转非”这一弱势且正在加大的人群吗? 回答似乎很难让人乐观。因为随着近年来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农转非”这一游走在都市与乡村边     

为“和平崛起”正名

“和平崛起”这个词语一度在中国媒体上爆热之后,似乎有些冷却下来,甚至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所谓“争议”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崛起”这个词,一些人提出质疑,认为如果中国自己大讲崛起有悖韬光养晦精神,容易为“中国威胁论”提供炮弹;二是对“和平”这个词,一些人     

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系统流程研究

当前,征地矛盾由于国家的重视和干预,正在逐步得到缓解,而“农转非、村改居”过程中集体资产产权关系所体现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却愈加凸现,并产生了一些有影响的个案。究其原因,是由于这些集体资产的产权关系模糊。产权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工程。推进城郊经济集体资产的产权制度改革,是解决“城中村”问题的关键一环。     

逆城市化：虚设的忧虑还是美丽的转身？

继“逃离北上广”风潮之后，最近在中国人口流动最频繁区域的浙江省，全省“农转非”数量从2004年的57．7万人降到了去年的18．9万人，降幅高达67％，甚至还出现了把户口从城市中反迁回农村的现象，于是“逆城市化”又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从“人情”看乡土社会变迁

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里，由于乡村与城市的社会结构差异，乡民们对“人情”的理解与做法与城里人也存在很大不同。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土“人情”也悄然发生着重大变化，且演绎出乡土社会都市化的变迁轨迹。     

中国城市化如何少走弯路

到１９９８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３０％。城市化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重要特征,也是实现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１９９８年完成的《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和中长期计划总报告》,将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作为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基本动力源。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大中城市的快速发展,由于缺少科学规划与政策调控,或因管理不善、盲目扩大等原因,导致城市规模的膨胀和人口的猛增,产生一系列“城市病”,包括环境恶化、交通拥挤、城市边缘（城乡结合部）“溃疡”及其他问题。“城市病”是世界城市化进程中普遍遇到的…     

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政府主导和政府创新

在21世纪的今天,农村城市化已成为必然趋势。造成我国城市化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工业化滞后、经济发展水平滞后等之外,目前政府主导的“块块矛盾”和“条条分割”也为其发展造成一些不利影响,解决的出路在于政府创新。     

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探讨

我们党的“十二大”是与“七大”具有同样历史意义的会议。“七大”的纲领是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十二大”的纲领则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七大”为新民主主义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十二大”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辟道路。因此,各行各业、各单位,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都应当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大题目,来自觉安排自己的活动,使自己的工作服从于、服务于这个总目标。离开这个大题目,轻则得小失大,事倍功半;重则南辕北辙,迷失方向。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要探讨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我想就此谈一些看法。     

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是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而在这三化中,工业化是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基础,是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高度相关性,在工业化由初期向中期迈进的加速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基本经验。而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长期以来较工业化的发展滞后的状况,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与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巨大瓶颈”。要实现中国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寻求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模式,以提升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     

城中村的“倒城乡差距”

当年兴冲冲“农转非”的村民如今却空有“市民”身份,目睹左邻右舍遍尝村集体以地敛财的“晚宴”他们想回头却无同头路     

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道路及其借鉴

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历史进程具有以下特点 :起步时间晚 ,水平低 ;发展不平衡 ;发展速度快 ,未来潜力大 ;大城市人口增长快 ,城市首位度高 ;城市化超越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水平 ,出现了“过度城市化”。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着“后来居上”现象 ,但在城市化的动力方面却有着与发达国家相比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 ,同时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也存在“后发劣势”。我们在推进中国城市化建设时 ,务必注意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前车之鉴 ,尽可能避免“后发劣势” ;要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促进乡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结合 ,夯实城市化的基础 ;努力探索多元城镇化道路和推进战略 ;高度重视城市规划、城市经营和城市管理 ,努力提高城市化的质量。     

积极探索农村城市化后发展的新路子

深圳特区农村城市化，是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缩小城乡差别，加快城市化进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项具体实践，是深圳特区改革开放迅速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特区农村由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转变的客观要求。在短期内实现城市化，这是中国改革的伟大创举G但是，转变后的“农村”怎样加快发展步伐，是深圳特区顺利完成“第二次创业”，实现“三个根本性转变”的重要课题。（－）深圳特区农村城市化后，依据邓小平同志关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力争国民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城市化的“不等式”

城市化进程决不能动摇,但城市化进程中的偏差必须加快纠正“从世界城市化的规律和中国的国情来看,中国的城市化率最高水平大约为70%左右,而现在是43%,还差近30个百分点。按照中国总人口峰值在2030年～2040年间大约16亿计算,城市人口要达到11亿左右。这意味着,要在现在城市人口5．62亿的基础上翻一番。”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司长戴均良感慨的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压力太大了。”     

中国城市化必须选择以大中城市为主导大中小全面发展的战略

中国城市化必须选择以大中城市为主导大中小全面发展的战略１９９５年１期“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廖丹青的论文“中国城市化道路与农村改革和发展”作者认为中国城市化道路必须改变大力发展小城镇的方针．坚持以大中城市为主导，大中小全面发展的方针。文章指出：农业国工...     

“半人口城市化＂现象

中国的“半人口城市化”现象从人口城市化的定义看，是指居住在乡村地区的农业人口转变为居住在城镇地区的非农业人口的过程，人口城市化水平则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关于解决“农民问题”的思考

解决中国“农民问题”必须跳出“以农言农”的思维圈子,要从城市化的角度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依据这一思路,解决农民问题主要有三大方略:一是在观念上重新界定“农民”,消除作为身份标志的“农民”概念;二是在政策上打破现有的城乡分离的户籍管理制度;三是在非农化过程中积极推进城市化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