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语言腐败

腐败一词,是当今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百度搜索,有关腐败的新闻就有近百万条。腐败的种类五花八门,政治腐败、官员腐败、公司腐败、司法腐败、学术腐败、教育腐败,甚至足球腐败……举不胜举。但有一类更为普遍、其危害性也更为严重的腐败,却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就是语言腐败。     

“小金库”在组织中的“正常化”及其预防——从集体腐败“过程模型”的视角

＂小金库＂活动通过制度化过程慢慢滋长并渗入宏观的组织结构和日常组织生活之中,通过社会化影响和合理化麻醉慢慢滋长并渗入微观的组织成员个体的角色认同与行为感知之中,两者彼此影响、相互强化,实现了＂小金库＂活动在组织中的＂正常化＂。因此,对于＂小金库＂的治理,一是预防比惩治更重要,二是防微杜渐至关重要。     

现象·动因·治理:“微腐败”问题研究综述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微腐败”的治理成为腐败治理的焦点,“微腐败”研究也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就整体现状而言,论文数量可观,成果丰硕;从研究角度来看,主要论题聚焦于“微腐败”的概念、表现形式、形成原因、社会影响和治理措施等方面;就研究趋势而言,“微腐败”的研究呈现出多样性、针对性、系统性等研究态势。尽管“微腐败”研究还存在理论深度不足、实证研究较少、比较研究欠缺等问题,但是,研究的主题、问题、方法、成果等为腐败治理研究拓展了内容和形式,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指导和启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脱贫攻坚背景下的基层“微腐败”治理——基于对福建漳州实践的考察

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深入开展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基层"微腐败"的治理。"微腐败"的生成机理既有利益驱动、传统宗族文化的渗透等内部滋生土壤,又有基层"微权力"失控、基层干部激励不足等外部因素。对基层"微腐败"进行治理,要阻断权力与货币的正向关系,弘扬与传承优秀家风,优化巡视巡查方式,配齐配强基层乡镇干部队伍,唯此才能加快脱贫攻坚进程,达到基层善治的效果。     

“中介腐败”:表现、成因与治理

社会中介组织参与腐败,已经成为我国反腐败工作面临的新挑战。中介腐败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行贿或帮助行贿、在重大资产处置中造假、在招投标中出卖情报和参与非法洗钱四种。中介组织与行政权力存在依附关系,长期未被纳入反腐视线,监管存在漏洞,是中介腐败得以滋生蔓延的主要原因。治理中介腐败,应该阻断中介组织与行政机构的依附关系,完善相应的法律体系,不断提高其自律水平,同时,还要明确划分各部门的管理权限,形成多部门合力监管机制。     

“制度反腐”须谨防“制度腐败”——以高校制度建设为视角

制度反腐"须谨防"制度腐败"。制度腐败主要表现为:制度制定的走过场、制度执行的多变性、制度解释的随意性、制度内容的非良性。防范制度腐败要注意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提高民众法治意识,破除制度工具性理念,树立制度保障性理念。第二,实行基本制度的议行分立,严格制度制定的程序规范;实行执行制度的部门责任制,加强制度执行的民主监督。第三,进一步完善制度,确保制度的良好性;尽量细化制度,减少制度执行的自由空间和解释的任意空间。     

“裸官”腐败的生成机理与治理路径

近年来,一些典型腐败大案要案中,"裸官"腐败的现象较为严重。"裸官"腐败的黑洞,不在"裸",而在"逃"。"裸官"腐败的生成主要源自理想信念缺失,监管制度存在漏洞,"裸官"出逃的高收益、低成本等多因素的驱动。因此,有效治理"裸官"腐败现象,要在强化制度反腐的同时,更加注重制度防腐。一是注重制度建设,不断提高"裸官"腐败的预见性;二是加强监管,大力提升"裸官"腐败的防范性;三是协作联动,全面强化"裸官"腐败的控制性。     

软法视野下乡村微腐败治理研究

"微腐败"治理既是完成反腐倡廉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破解腐败治理难题的关键之举。尤其是乡村"微腐败",因其量大面广、隐蔽性强等特点成为"微腐败"治理的痼疾所在。传统硬法虽承担着法治反腐的重任,但全然依靠硬法并不能实现乡村"微腐败"的全方位治理。公共治理的兴起为软法反腐奠定了逻辑基础。立足功能主义分析框架,软法在弥补单一法规制不足、道德义务规范化表达和发挥乡村治理民主性等方面有着硬法无法比拟的功能和优势。以党内法规、村规民约等为代表的软法资源运用也为乡村"微腐败"治理提供了可行的路径与方案。不过单靠任何一种法的形式都无法完成乡村"微腐败"治理任务,"软硬共治"将是乡村"微腐败"治理的最优模式。     

“涉入”与“知情”:集体腐败道路上分离的两点

三位美国学者布瑞夫、白川和杜克里奇共同提出的过程模型作为解释集体腐败问题的一种新观点,认为组织成员对集体腐败的涉入可能是一系列决策和行为过程的结果,并且,当事人可能在并未形成对腐败行为的肯定态度之前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涉入了集体腐败之中。本文中腐败过程涉入点和腐败后果知情点概念的提出,是对过程模型的进一步发展。在腐败过程涉入点上,时间距离、结构距离和合法权威等机制共同促使组织成员在不知不觉中涉入到了集体腐败的链条之中。在腐败后果知情点上,当事人通过对继续还是停止已经开始的腐败行为所进行的成本—收益分析或(和)价值一致性评价,从而选择成为检举者、退出者抑或是罪恶的作恶者。涉入与知情两点的分离,启示我们可以在腐败后果知情点上打开瓦解集体腐败的缺口。     

改革开放以来市“一把手”腐败案例研究报告——基于142个市“一把手”腐败案例分析

本报告收集了改革开放以来在市"一把手"岗位上腐败的142个案例,采取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定量数理统计与定性逻辑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试图通过对这些"一把手"的基本信息、腐败领域、腐败状况等进行分析,来观察其腐败状况、特征及趋势。研究结果表明:"一把手"腐败涉案时间跨度和潜伏期长、涉案金额大,区域相对集中;受贿是主要腐败方式;经济上插手房地产、企业经营、工程项目,政治上买官卖官,生活上包养情妇是较为集中的三大腐败领域;边腐边提、带病上岗现象突出;家人涉案、窝案串案较多。这表明目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本文探讨了"一把手"腐败根源,提出了治理"一把手"腐败的机制对策。     

新型腐败的特征与类型——警惕传统型腐败向新型腐败的嬗变

文章立足于新时代正风肃纪反腐的大背景,运用案例分析方法,从新型腐败嬗变的过程与方式、新型腐败的基本特征和新型腐败的主要类型等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提出了新型腐败嬗变的三个阶段：腐败个体的蛰伏期、腐败文化的内化期和腐败互联攀爬期。嬗变的主要方式包括：替代、转化和混搭。新型腐败的主要特征体现为四个方面。腐败主体的逻辑关联：从线性结构向网络结构嬗变;腐败收益的因果关系：从显性因果向隐性因果嬗变;腐败的利益属性：从违法利益向合法利益嬗变;腐败工具：从传统化工具向智能化工具嬗变。提出新型腐败的四种基本类型：“隧道挖掘”利益输送型腐败、“俄罗斯套娃”隐匿型腐败、“未公开信息”套利型腐败和“软权力”影响力型腐败。研究证明,党的十九大以来,新型腐败占比增大是导致腐败存量还未清底和腐败增量仍有发生的重要原因。加大对新型腐败案件的查办力度,完善新型腐败治理的体制机制,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想腐”体制机制建设的重要政策选择。     

农村社会转型期的“村官腐败”及其治理

在农村社会急速转型期,“村官腐败”已经严重破坏了农村社会稳定秩序和公平正义,严重制约了农村社会的持续发展,因此,重拳出击,遏制“村官腐败”,是现阶段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设的必然要求和必要步骤。     

腐败新时尚“:性贿赂”问题研究

":性贿赂"已成为破坏经济秩序,腐化国家工作人员的祸害之一,但现行刑法对其无能为力。"性贿赂"具有社会危害性、普遍性和多发性,但仅靠道德规范来调整"性贿赂"已显得软弱无力,这就需要归结出对"性贿赂"立法的现实法律依据,探索出对"性贿赂"进行定罪量刑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立法建议。     

“圈内化”“类型化”:科层制弊端与腐败心理发生机制及对策

借助政治心理学的"圈内化"和"类型化"理论,从科层制行政管理制度契入、分析科层制对官员个性特质和心理状态所形成的影响来看,官员主要分为三类:偏向利己型、偏向利他型和利己利他兼顾型。这三类官员因个性心理动机的需要又形成了"圈内化"的特点。这种心理发生机制易产生腐败行为。探索通过改进科层制,优化政治生态、管理心态、文化形态和绩效模型,以完善的制度约束公共权力行使中的错误心理冲动,以积极的疏导增强官员在腐败诱惑面前的心理抵御能力,消除科层制的负面影响,开辟廉政建设外力和内力双效联动的新路径,十分必要。     

“关系”与中国腐败行为——评魏德安《双重悖论: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

中国腐败问题的特殊性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长与腐败加剧同步的“悖论”,更表现为“关系”根植于腐败行为之中并使腐败行为深深嵌入于中国的社会文化情境之中.尽管中国确立了以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思路,并在具体实践中不断出台和完善反腐制度,却不可避免陷入了制度陷阱的逻辑困境.当前中国的反腐尽管符合政治理性——“先治标、后治本”,但这种反腐策略逐渐呈现出“内卷化”的趋势.这就需要现实地理解反腐与制度、文化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企求以制度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腐败的两种发生机制及防治思路

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可分为个体性腐败和群体性腐败两种类型,其发生机制各具特点。个体性腐败发生机制依据"需求——目标——行为"模式,可分为认知阶段、需求阶段、目标阶段和用权阶段。群体性腐败发生机制主要体现为"圈子化"路径。因此,防治个体性腐败必须完善追责问责机制与激励机制,规范权力的认知和使用,增强领导干部"免疫力";防治群体性腐败必须以积极的党内政治文化消弭"政治圈子",以良好的社会文化打破"利益圈子",以有针对性的制度遏制"圈子化"。     

关于我国公务员“亚腐败”治理的伦理视点

“亚腐败”是腐败滋生的一个重要土壤,是腐败社会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具有私利性、模糊性、普遍性、衍生性特征和多种表现形式。当前,“亚腐败”在我国公务员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且具有蔓延之势。它在我国公务员中产生具有深刻的伦理原因,必须从伦理上找寻治理的对策,才能取得实效。     

对官场腐败就应该“小题大做”

最近从媒体上看到两条新闻：一条是因用公款买两瓶酒被,查出,新西兰房屋部长被迫辞职。另一则是美国新泽西州两名市长和一名副市长因为涉嫌受贿和洗钱,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美联社报道称,其中涉案最高金额的为霍博肯市市长卡马拉诺,     

“无红包”医院的文化启示

寻求医院廉政文化建设与党风廉政及行业作风建设的结合点,已成为推进医院党风廉政建设的紧迫课题。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在创建＂无红包＂医院的过程中,通过采取制度约束、教育引导、分配激励、事业扶持、生活关心等举措,探索出了建立医院廉政文化长效机制的有效途径,赋予了医院廉政文化建设持久生命力,值得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