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解析

著作权法合理使用制度具有其正当性。在实践中,应对著作权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作出明确的界定。由于网络时代对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带来了冲击,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应予以完善。     

著作权个人合理使用制度之探讨

个人使用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社会公众的利益,各国著作权法对此持宽容态度,我国著作权法将其纳入合理使用制度的范围.通过对立法坚持个人合理使用制度的分析,本文认为个人合理使用有其存在的价值,而且该使用行为主要涉及对著作权的使用.结合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对个人使用目的、行为方式以及使用对象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关完善建议,以期实现保护著作权人权益和促进文化发展及社会进步的平衡.     

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挑战与重构规则初探

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制度是指,在符合一定条件的前提下,只需指明作者的姓名和作品的名称出处,无需得到版权人的许可,也无需付费即可使用他人享有著作权作品的行为。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是著作权最核心的制度,也是著作权研究的结症所在。合理使用制度在传统的环境下尚且纷繁复杂,在网络环境下更是难以确定。网络化和国际化是导致现存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变革的两大决定性因素,除此之外,立法模式的选择也是现存合理使用制度变革的原因之一。合理使用制度是由理论基础、标准和规则组成的一个完整的有机体系,相应的,合理使用制度的重构则内含…     

浅析著作权的合理使用

著作权的合理使用是著作权限制的重要内容,在调节著作权人.公众利益方面起着平衡的作用,但同时也是著作权实务与理论研究的一个备受争议的规则.本文从著作权合理使用的内涵出发,着重分析了合理使用的立法目的及原则,最后提出对我国著作权法关于合理使用制度的一点建议.     

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之正当性研究

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是各国著作权制度中对著作权限制的主要内容。合理使用制度体现了著作权法保护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的利益与促进知识与信息广泛传播的双重目的。合理使用的正当性可以从多方面加以认识,包括激励与接近之平衡、宪法与公共利益、以交易成本和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经济学分析等。在网络环境下,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仍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我国颁布实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合理使用的规定即是这种体现。     

网络环境下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之思考

合理使用制度是著作权法所确认的限制著作权独占性以实现著作权人个体权益和公共利益相平衡的重要制度。但是在网络背景下,原先的平衡机制被打破,现行立法中所确立的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了协调著作权人权益和公共利益,我国应当通过改变立法模式来完善合理性判断标准,结合社会现实重新划定网络环境下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范畴并对著作权人采取技术措施进行必要限制。     

网络传播权与网络时代的合理使用

高速发展的信息网络给著作权法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但同时也使传统的著作权制度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著作权法所体现所追求的目标就是平衡,合理使用制度恰恰是这种平衡的精髓所在。合理使用制度深厚的法哲学基础体现出法律理性的公平、正义。其价值目标就在于协调创作者、传播者、使用者的利益关系,通过均衡的保护途径,促进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1]网络技术的发展对合理使用制度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技术保护措施和网络合同的出现大大挤压了合理使用的空间,技术先进、经济发达的发达国家主张合理使用不能成为规避技术保护措施的抗辩,网络合同优先于合理使用,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希望能免费使用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成果。正是由于在目前网络环境下,发展中国家更多地扮演“公众”的角色,著作权法中作者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平衡演化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平衡,合理使用制度也蕴含着发展中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合理利用发达国家的科学文化成果,从而使合理使用制度的内涵大大深化。     

论合理使用制度的立法模式

著作权的合理使用是使用者的一项民事权利,应当有一定的制度保障和物质保障。我国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制度采取的是“具体规定性”立法模式,这一立法模式已难以适应新科技发展对合理使用制度的内在要求。我国未来的著作权立法应当改合理使用制度的“具体规定性”立法模式为“抽象规定性”立法模式,规定合理使用的一般条款和一般构成要件,并规定著作权人阻碍合理使用权实现的法律责任,以保障使用人合理使用权的实现。     

论著作权许可使用制度——以数字网络环境为视角

著作权许可使用是一项基本的著作权制度,具有广泛的价值基础。数字网络环境下著作权许可授权面临一定的难题。对此,应当在遵循著作权制度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图书出版许可授权、报刊刊载许可授权和馆藏论文许可授权等方式寻求解决。对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授权的作品进行数字化使用,不能认为是合理使用,但具备法定许可使用的理论基础,可以视为法定许可。     

关于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探讨

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源于英国判例法,后经几十年的逐渐发展而完善于美国的判例法。合理使用制度对世界各国著作权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合理性"的认定标准一直不明确。我们应该从使用的目的、使用的性质、引用的数量内容以及对原作造成的影响等方面综合予以考虑。使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发挥更大的实际意义。     

On Subsoil and Subsoil Use

ABSTRACT

This issue contains the English language translation of the first 15 chapters of the Kazakhstani Code on Subsoil and Subsoil use, that has entered in force at the end of June 2018. This Code is designed to simplify regulation of mining, hydrocarbons and uranium industries, to increase attractiveness of them for investors and to allow open access to geological data.     

论书面证言及其运用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证言目前基本上是书面证言形态。普遍应用书面证言违背了言词诉讼原则,损害了诉讼的客观性与正当性。但书面证言使用也有一定的外部必要性及内部(本身)可用性。各国及地区以不同方式设置限制书面证言及允许例外使用的规则,近年来我国台湾的经验尤其值得我们注意。我国目前的书面证言使用具有应用普遍、功能多样、证明力强以及公权信赖等特点。     

知已知彼 进退自如——浅谈专利信息的收集与利用

如果说"与人类的创造力和独创性一起,知识产权一直围绕在我们身边",那么近年来数量与涉案标的额都在逐步上升的专利纠纷可能会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这点.     

表达自由与合理使用制度

一表达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也称信息自由、言论自由(freedom of speech),意指所见所闻所思以某种方式或形式表现于外的自由。它至少包括了解信息的自由、持有意见的自由、传播意见的自由、接受意见的自由、意见表达方式的自由,是一个以知情权为中心的法律构造。信息自由保障了一个人传递并且获得信息的权利。其正当性大致基于下面三个互相依     

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与运用

刑法解释方法之间存在一定的位阶关系。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应当在三个层面展开:刑法解释应以维护刑法安定性优先,兼顾促进刑法正义性为价值目标,这是刑法解释方法位阶的价值维度;刑法解释应遵循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合宪性解释的运用顺序,这是刑法解释方法位阶的序列维度;在可能文义之界限点上,文义因素绝对优先,在可能文义的界限内,目的解释居解释之冠,合宪性解释是对其他解释方法结论的最后检验,这是刑法解释方法位阶的效力维度。解释刑法时应运用与遵循这种位阶关系。     

Women Offenders Who Use and Deal Methamphetamine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patterns of methamphetamine use among a group of women offenders and their involvement in manufacturing and distributing the drug. All of the women (N = 64) had used methamphetamine frequently for some time during their lives and were recently mandated to a prison- and a community-based drug treatment program in Portland, Oregon. The vast majority of women used methamphetamine regularly during the past year, and most of them had been involved in the 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of the drug. Many of them continued to be involved in dealing methamphetamine over time. Implications for mandated drug treatment are discussed.     

论商标先用权中的“商标”与“使用”

商标先用权的立法确认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既体现了“使用”的价值得到了立法者和司法者的认可, “使用”在商标权取得过程中的地位藉此得到了明确,也充分弥补了我国商标注册制的缺陷与不足.但由于我国《商标法》相关规定的局限性,商标先用权在适用过程中仍然可能出现困难.为此,应当将对“商标”的保护延伸至“商业标识”,并强调商标的实际使用及其在先性而非其影响力,同时应当正确理解商标在先使用的主观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