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搞”劣化社会风气

在遏制“恶搞”、“无厘头”之风蔓延的同时,更须反思此风盛行的土壤,对症下药“姚明”被抢注成卫生巾商标,“雷锋像”成避孕套包装,一个自称“国学辣妹”的年轻女子在孔庙内大摆热辣造型,声称要“勾引孔子”——这是最近三个典型的“恶搞”案例。有人哈哈一笑,有人津津乐道,更多的人义愤填膺,而“恶搞”者又狂赚了一回“眼球”。     

道德与政治——论“道德干政”的消极影响

道德与政治的关系如果处理不慎,极易引发“道德干政”的问题。在我们大力提倡“依法治国”的时刻,尤其要处理好“以德治国”中道德与政治的界限问题。本文将论及“道德干政”的土壤、危害及道德与政治的共生问题。     

从破除官场不良“潜规则”入手遏制权力腐败

中国当前社会的一些腐败与不公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显规则机制不健全和不良“潜规则”的泛滥。腐败行为高发现象与官场不良“潜规则”的蔓延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机制。现阶段,官场不良“潜规则”的存在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和现实土壤。官场不良“潜规则”是政治运行中的一个痼疾,应采取有效措施破除官场不良“潜规则”。     

不沉默的代价

贵刊第25期“面对贪官,他们为何沉默”一文,指责贪官属下“毫无责任感的沉默”,才形成了腐败行为的“黑色土壤”,此话有一定的道理。我也想谈谈我的看法。我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贪官的下属是否沉默;而在于管贪官的     

不要忽视“土壤水库”

在探讨旱地农业的技术战略时。我们常常想起水利部长钱正英同志的一句话:“水利作为农业的命脉是在土体中的。水利工作者要学土壤学,把水利工作做到土壤中去。”这确实说到了点子上。多年来我们年年抗旱,却常常陷于被动,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足够重视“土壤水库”的威力,不大懂得必须抓紧土壤改良这个重要环节。我们比较多地注意到工程水库,这当然是对的。我们也     

解析“新人类”

一“新人类”于 2 0世纪 70年代在日本出现 ,很快在中国台湾和香港被引用。中国出现“新人类”一词是在 90年代初 ,近几年媒体上使用频率日见增多。广东省青年刊物《黄金时代》在去年第 5期发表了《新人类宣言》 ,并从第 6期起在封面大字标明该刊为“新人类先锋期刊” ,每期都有多篇关于“新人类”的文字。以该刊上述文字为基础、由邱华栋等编著而成的《酷的一代》一书在去年 8月出版 ,加上其他报刊的文字 ,我们可以了解到关于中国“新人类”论述的一些梗概。中国虽然尚不具备“新人类”出生的普遍土壤 ,但在发展较快的都市里 ,“新人类”已…     

略论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形成与消亡

一、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形成及其促进生产发展的积极作用 社会主义短缺经济的客观环境,本来就是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形成的最佳土壤,加上我国过去长期以来对经济增长速度的盲目追求,益发助长了物资短缺的严重性,在一个时期内,计划内、计划外的基建投资项目统统一哄而上,集中地出现了上基建、     

欲栽大树挂长天

新汶矿业集团是一个以国有资产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以煤为主、多种产业共同发展的大型企业集团。近年来,新矿集团致力于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按照“用文化管企业”、“以文化兴企业”的理念,全面启动“文化再造”工程,构建了具有鲜明个性的企业文化树状体系。“新矿”文化树状体系的基本架构经过企业文化建设年、推进年、发展年和提升年四年的运作和实施,新矿集团形成了“以员工为土壤,理念为根系,战略为主干,分项子文化为树冠,做大做强、和谐发展为果实”企业文化树状体系架构。———员工为土壤。企业文化树的沃土在员工、在基层,离开…     

韩国：自觉节能已成“共有文化”

在韩国，如果谈起节能话题，从学生到白发长者，从出租汽车司机到政府公务员，人们会异口同声地告诉你：“韩国是一个资源穷国，97％的能源依赖进口，浪费能源等于自杀，节约能源才有活路。”节能的紧迫感、自觉性和参与意识已成为韩国国民的“共有文化”，而持之以恒的教育和宣传，便是这一“共有文化”扎根的肥沃土壤。     

上海梅陇乡农民越洋种菜

1991年5月,上海梅陇乡农业公司从上海市外贸经营公司“打探”到一则“情报”:夏威夷关岛上蔬菜奇缺,一磅蔬菜可卖到3美元。之后他们又听说,当地由于土壤猩红肥力差,日本、新加坡等国农民都先后试种     

“老大”学“老乡”: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综合实力居全国工业企业“五百强”前200名、经济效益列同行业第七名的国有大型企业江苏油田,突然提出“老大”学“老乡”的问题,一时引人注目。 “老大”系指国有大型企业,“老乡”系指乡镇企业。石油部门一向是国家计划最周密、最严格的一个部门,并且几乎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具有浓厚的垄断色彩。乡镇企业则以市场为其托根土壤、为其生存空间,最少计划经济的色彩,是中国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因子。“老大”学“老乡”,两种不同性格的经济走到了一起。 这一看来并非什么伟大创举的事件包含日后中国经济生活新的品质、新的方式和新的需求的萌芽,标志着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两大经济板块,在这世纪末融合、互补的际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双和":一个新命题

“双和”即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共建“和谐世界”,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翼”,形成了“一体两翼”的理论架构。“双和”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相契合,但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长期未能得到映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为“双和”创造基本条件的过程,也就是“双和”逐步获得映现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双和”已实现从理念到模式的升华,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这一模式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土壤之中,深深打上了中国民族特色的烙印;成长于党的改革开放探索过程之中,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孕育于时代挑战的背景之中,是对挑战进行主动回应的产物;着眼于社会发展的长远未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长期和根本意义。     

浅析古代“策论”与当今“申论”之异同

国家机关公务员申论考试已历经九年。申论作为一门独立的考试科目，是在我国古代“策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吸取了古代“策论”（对策）的优点，是对古代“策论”的借鉴、继承和创新。二者产生的土壤和含义、选拔人才的功能和方式方法、命题的形式和规则、答题的主体身份等方面既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又有本质上的区别，申论和策论的异同，旨在承前启后，激发和增强公务员申论考试的创新精神和活力。     

树立新型的社会公平观

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公平观念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公平。在社会公平中,经 济公平是基础,机会公平是条件,竞争公平是规范。在旧体制下,社会公平一方面受到官僚特权势力的粗暴践踏而成为社会腐败的遮羞布;一方面受到在小农经济土壤上滋长的平均主义的严重歪曲,往往“损有余而补不足”,“鞭打快牛保护落后”。新型的社会公平价值观,在考虑到客观性、历史性、互补性的     

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同传统文化的价值契合及其变革

百年演进中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着诸多相似相通的因素,其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前提和思想资源.在哲学思维方式方面,传统辩证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多层次的相通,在继承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哲学范式；在社会思想的文化价值心理方面,“大同”理想作为世俗的社会理想,经几千年历史阐释流转积淀为中华民族一种恒久的文化价值心理,与“共产主义”的价值追求具有相通性；在传统文化的价值结构取向方面,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交互,体现了民生“共同体”的社会价值结构模式；在社会践行的贯彻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中国哲学的“知行观”相得益彰；在哲学思想与方法方面,中国传统哲学的“实学”思潮,形成一种重“实事求是”、经世致用、躬行践履的思想和学术价值取向.这些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找了生长的土壤和空间.     

在理性中超越:关于发展党内民主的深度思考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然而,深厚的特权和专制土壤、“臣属文化”以及党的组织结构和权力结构中“硬集中”与“软民主化”问题影响和制约了党内民主的发展。要发展党内民主,根本路径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和完善党内现行的权力结构和建设与营造党内民主文化,关键在于党内所有成员一律平等化、党员民主主体“硬”常态化以及党内民主的规制化和党规党“法”保障化诸方面要有创新和突破。     

关于我国公务员“亚腐败”治理的伦理视点

“亚腐败”是腐败滋生的一个重要土壤,是腐败社会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具有私利性、模糊性、普遍性、衍生性特征和多种表现形式。当前,“亚腐败”在我国公务员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且具有蔓延之势。它在我国公务员中产生具有深刻的伦理原因,必须从伦理上找寻治理的对策,才能取得实效。     

百年奋斗史：民族精神的塑造和弘扬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并发展的，为本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进步的价值取向、精神理念和意识形式。民族精神在现实与历史之间构成了一种张力，它深深地扎根于本民族的历史土壤之中，是民族的基因和“遗传密码”。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理念中的四重思想文化品格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理念厚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高度契合现代政治的文明与理念,在引经据典中展现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品格。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理念包含了以“民为邦本”与“正己修身”为旨归的价值品格、以“德法合治”与“选吏用人”为合力的实践品格、以“改易更化”与“居安思危”为辩证的精神品格、以“亲仁善邻”与“天下大同”为大道的民族品格。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理念中的四重文化思想品格蕴含着文化自觉的精神基因,彰显了融汇古今的政治哲学智慧,其内生性与超越性为中国与世界文明贡献了崭新成果。     

我所知道的“工农兵作家”

“工农兵作家”的由来 “工农兵作家”这个名词或者群体恍惚已经十分遥远了.它的出现比“工农兵大学生”早,但几乎同时消失.上世纪7 0年代末中国开始的一场伟大变革,静悄悄地淹没了他们. 1958年的“大跃进”也是个“人人写诗”的年代,或许就是工农兵作家的土壤;紧接着大饥荒,紧接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再紧接着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指出大部分文艺工作者已经堕落到“修正主义边缘”,再下去就是“裴多菲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