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刑事诉讼法中技术侦查措施规定的反思

技术侦查侦查措施的使用无不涉及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因而从适用对象、批准权限,以及每一措施的适用方式和期限,都要按照法律规定严格进行,坚决杜绝违反程序使用、越权使用和滥用.故此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我国存在已久的技术侦查措施进行法律上的规范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个巨大进步,也是势在必行的一步.     

分析新刑事诉讼法技术侦查措施规定的进步与不足

技术侦查措施与公民的人身权利密切相关,因此无论何时都要严格遵守相关的使用程序,坚决杜绝越权使用和滥用等现象,无论是确定使用对象或是批准使用权限,这其中的每一项措施都要有合适的实施方式和期限,都要严格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来进行,所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法律上对技术侦查措施进行规范是我姑刑事诉讼法的一大进步,其进步之处在于体现了重罪原则、人权保护原则、程序法定原则以及必要性原则,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当前我国的新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的规定存在概念不清晰、条件范围不明确等方面的不足。     

刍议新刑事诉讼法中技术侦查措施规则

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将技术侦查列为专节,第一次明确了技术侦查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加强打击犯罪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技术侦查的规范、监督和制约,从侦查主体、侦查手段、案件范围、侦查期限、审批监督、司法救济等方面防止侦查权的滥用。     

浅析我国秘密侦查措施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此次修改之前,秘密侦查措施虽也普遍运用于侦查活动中,但因缺少法律上的依据,通过秘密侦查措施取得的证据根本不能发挥其应有的证明作用。而在此次修改过程中,立法者在侦查一章中添加了技术侦查措施的内容,其不仅明确了公安机关实施秘密侦查措施的权限和程序要求,还对于相关的证据问题予以规定,使得秘密侦查措施不再处于用而不取的尴尬地位。但鉴于法律规定的技术性问题,现行刑事诉讼相关法律中有关秘密侦查的规定依然存在着一些不完善之处,文章即结合现行法律对秘密侦查的相关规定,对其不足之处进行简单的分析。     

浅析新刑诉法中的技术侦查措施

2013年开始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赋予了侦查机关技术侦查权,将技术侦查措施的授权从普通法律提升到国家刑事法律基本程序法的高度,体现了极大的立法进步。但从新刑诉法对技术侦查的具体规定来看,仍存在一些问题,赋予了侦查机关较大的技术侦查权力,但却缺乏对这一权力足够的约束与制约,在具体适用上规定的也不够详细,细节上有待完善。     

特殊侦查权力的授予与限制——新《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得失分析

当代刑事司法面临的是愈加纷繁复杂的社会,犯罪种类增多,犯罪手段多样化,某些种类的犯罪手段更具有科技化的特征。随着刑事司法人权保障的提升和诉讼对抗性的增强,传统的取证,尤其是取供手段受到严格的程序限制,为刑事司法手段的革新提供了内在的要求,将科学技术手段用于刑事司法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的隐藏身份实施侦查与控制下交付

刚刚结束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侦查程序的主要变动之一就是在"侦查章"增加了第八节"技术侦查措施",对两大类秘密侦查手段进行了立法规范。本文结合新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文,对技术侦查之外的第二大类秘密侦查措施——隐匿身份的侦查及控制     

刑事秘密侦查措施的理论重构

秘密侦查措施作为打击和惩罚犯罪的有效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它同时又存在着一定的侵害性。因此,需要对秘密侦查措施的应用程序作出明确规定,以对其进行规范和制约,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然而在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并不完善。本文认为值此刑事诉讼法修改之际,将秘密侦查措施纳入刑事诉讼法的统一调整范畴,赋予它以合法性、正当性,并规定严格的程序来遏制它的侵害性,避免对公民个人权利与隐私的过分侵害成为当务之急。     

技术侦查措施概念辨析

本文结合当前理论研究对技术侦查措施涵义的不同观点,分析了技术侦查措施的基本概念,辨析了技术侦查措施与秘密侦查措施、特殊侦查手段的区别。     

新刑事诉讼的技术侦查措施问题研究

高智商的犯罪行为以及现代法治的发展使得技术侦查措施引起了学者们的一致关注。新《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措施作了较多的新规定,但是存在的问题仍十分明显。本文阐述了技术侦查措施的概念特征,论述其立法发展,剖析刑诉法对技术侦查措施修改的必要性和意义,分析现行立法的不足之处,结合理论与实践,提出自己的完善意见。     

新《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对诉讼效率价值的坚持与完善

诉讼效率是《刑事诉讼法》应始终追求的重要价值,诉讼效率应当包括"效益"和"速率"两层含义。其中的效益是指通过诉讼程序办理的案件质量较高、结果合理,强调效益有利于司法工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良好统一;而速率是指遵循诉讼程序使得刑事案件处理较快、过程迅速,强调速率有利于对司法资源的合理调配和充分利用。但效益和速率并不能完全地同步实现,任何诉讼程序都可能向其中一者倾斜而忽略另一者,尤其是忽略对效益的追求。同样地,新《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也应当尽力保持这两者间的平衡,通过一定制度设定弥补因速率带来的效益损失。     

新《刑事诉讼法》中技术专家出庭质证制度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把技术专家出庭质证制度纳入了刑事诉讼程序之中。但是此制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一些重点问题需要思考并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结合我国设立技术专家出庭质证制度的理论渊源,通过明晰其概念、特点以及必要性加以厘清。     

新刑诉法技术专家质证规则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及新近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中技术专家的出现将会对刑事诉讼中鉴定意见的质证产生很大影响.技术专家对刑事诉讼质证具有很强的必要性.我国刑事诉讼技术专家质证规则包括一般性规则、原理性规则、程序性规则.这些规则应当达到的效果包括司法与社会两个方面.     

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由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限制,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要走出学术困境,迎来法学研究的繁荣,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者应当在对传统的法学方法加以完善的基础上,引入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从经验事实中提炼出有生命力的法学理论。为此,应当从中国问题出发,提炼出一些对中国问题具有理论解释力的概念和范畴;应当放弃那种动辄赞美西方法制、批判中国法制的研究态度,从中国移植西方法制的经验和教训中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应当从中国自生自发的司法改革中发现制度形成和生长的规律,从而发现那些真正有生命力的制度,并提出中国的法学理论;应当纠正那种过于重视引进西方证据概念和证据理论的倾向,从中国的司法哲学、法律史和法律实践中发现证据规则,形成自己的证据理论。     

质疑与废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其产生之初,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已经不适合当前的现实。现实中,该制度矛盾重重,包括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矛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普通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矛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内部的矛盾。同时,国外以刑、民分诉为主流和方向。因此,对该制度应该予以废除。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的“底限正义”——对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理路的质评

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即,但是关于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我们始终缺乏一种方法论上的指引。“底限正义”理论是一种指导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有效方法和策略,它一方面认可人类社会存在着最低限度的正义要求,从而为以法律移植为主要内容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又承认正义的相对性和多元性,承认法律制度移植的可选择性,从而为我国当前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提供了微观操作步骤。同时,“底限正义”理论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深入拓展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法律移植与中国刑法的近代化——以《大清新刑律》为中心

《大清新刑律》是清末法律改革的产物 ,从体系到内容都移植了西方刑法。它遭到礼教派的种种责难 ,这表明清末移植西方刑法的艰难。虽然《大清新刑律》在清末没有得到实施 ,但它的颁布使中国刑法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并成为民国时期刑法的重要历史渊源。     

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中犯罪人有罪证明中的相关问题

《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15条明确了辩论制原则，但其存在一定的负面效果。该法第86条的证据收集规则使有悖于指控倾向的事实材料、非国家机关性质诉讼参与人取得的鉴定结论及专家结论一律无法归入案卷。这打破了审前诉讼阶段的控辩平等，违背了刑诉法．最终导致了案件客观真相难以查明的后果。     

沈家本与新刑律草案的伦理革命

《大清新刑律》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西化的刑法典 ,它的“新”不仅体现在采取了西方刑法的基本制度 ,贯穿了资产阶级刑法的基本原则等方面 ,而且更重要的是导致了法律背后的伦理的变化 ,是法律的精神革命。研究沈家本与这场伦理革命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沈家本对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贡献以及其历史局限性 ,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性质和使命的进一步认识。     

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中犯罪人有罪证明中的相关问题

《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15条明确了辩论制原则,但其存在一定的负面效果。该法第86条的证据收集规则使有悖于指控倾向的事实材料、非国家机关性质诉讼参与人取得的鉴定结论及专家结论一律无法归入案卷。这打破了审前诉讼阶段的控辩平等,违背了刑诉法,最终导致了案件客观真相难以查明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