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政治之间的构成性联系

纵观古今,中西方关于法律与政治的关系的论述不胜枚举,哈贝马斯在其著作中提出了法律与政治两者之间是"构成性联系"的观点,并从他的商谈理论出发对法律与政治的构成性联系进行了独特的论述。他认为,建立在交往理性基础上具有合法性的法律,使政治权力与交往权力联系起来,由此形成一种法律与政治权力的互相构成。法律与政治之间的构成性联系是一种良性循环关系,两者彼此没有先后和高下之分,两者互为前提、相互支撑。     

民生政治:一种农民政治认同机制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农民政治认同的产生和变化在本质上是农民与政治权力之间进行社会交换的过程,这一过程虽然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是从根本上受农民生存理性的支配。农民的生存理性主要表现为农民对民生福利的需求,因此,增强农民政治认同的基础和关键在于着力改善民生、满足农民对民生福利的需求。     

政治的良心

腐败的加深表明权力自私的程度在加深,掌握改革主动权的人其公共精神在进一步减少,而需要捍卫的既得利益却越来越大。从暴力政治到良心政治,可以理解为权力的爱国理性战胜权力自利之心的过程。人们常用爱国主义一词表现在同其他民族的严重冲突乃至战争中所显示出来的英勇行为,但这仅仅只是一个方面;在最需要爱国主义精神的人类事务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无疑是公共事务领域内的活     

当资本时代卷土重来

正人类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展现的其实是金钱、暴力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说暴力多少带着人类原始的丛林色彩的话,金钱则体现着冰冷入骨的人类理性。以金钱获取权力,意味着把人类社会的一切神圣与情感,都异化成了可以购买的物。大概正是出于这样的理由,不管是什么样的政治派别,不管是基于反传统的激进者还是基于传统的保守主义者,都对金钱与暴力的政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而随着现代社会对于暴力机器的成功驯服,对于金元权力的警惕基本上成为了所有文明社会的共性。     

真实的利益,想象的集团

<正>片面强调阴谋论和动机问题,而非着眼问题成因,反而容易转移视线,失去对垄断特权等真实问题的解决机会。近年来,转基因食品健康与否的技术层面争论,开始向各个领域蔓延,甚至成为涉及知识产权和国家安全的话题,而对其背后的跨国利益集团的指责也渐渐汇聚。确实,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单纯的技术争议背后可能是复杂的权力、知识、资本之间的激烈博弈。生物技术发明受到专利保护始于     

东海划界不能回避冲绳海槽

中国大陆与日本琉球群岛之间的东海大陆架的天然分界,应位于冲绳海槽的中心线。那种片面强调中日"共处同一大陆架",单方面主张中间线方法的论点是违背习惯国际法,也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理性选择理论与比较方法:一个正在出现的综合?

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习惯用模型建构和形式推理来解释事件,但新的理性选择理论却已经在全身心地拥抱比较方法和小样本分析。比较政治的引入为理性选择分析在假设检验和新解释提出方面的拓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但同时,比较方法的另一传统是在概念的普遍性和有效性之间寻求平衡,因而这种平衡也给理性选择分析带来了新的困难。虽然理性选择理论与比较方法在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张力,但是,一种更可能的图景是,理性选择分析者仍会沿着比较方法的路径继续推进研究。     

结构理论的两种权力政治逻辑：沃尔兹vs．米尔斯海默

在国际政治博弈中,权力被认为是确保国家安全的终极手段。但在权力积聚的安全效用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催生了结构理论的两种权力政治逻辑,导致了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与沃尔兹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对立。沃尔兹认为国家会理性地将安全最大化作为追求的终极目标,而不大可能追求权力最大化。米尔斯海默承认国家以安全最大化为终极目标,但同时强调权力是维护安全的惟一可靠手段,权力最大化是实现国家安全最大化的最可靠方式。无论是沃尔兹,还是米尔斯海默,其权力政治理论的内在动力机制都在于无政府状态及其自助逻辑导致的“安全困境”,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争夺。     

社会选择与社会福利

<正>社会选择理论的深度和重要性是巨大的。形成深刻挑战的阿罗"不可能定理"及其所启发的大量文献并未阻碍对社会理性的追求,而是大大增强了我们理性地思考作为我们的生存和幸福基础的集体决策的能力。人类一直生活在群体中,他们的个体生活总是取决于群体选择。但群体选择的挑战也许令人畏缩,特别是考虑到群体成员之间利益与关注点的分歧。那么,集体决策应该如何进行?希望掌握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独裁者会寻求忽略所有其他人的偏好。但如此水平的权力很难获得。更重要的     

波斯湾石油:一个世纪的博弈

纵观一个世纪以来波斯湾石油与权力、政治碰撞的历程,可以发现能源政策主要参与方的预期越来越务实理性,由政治因素引发的石油危机虽不是不可能,但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小。     

福柯《规训与惩罚》解读

在后现代主义的诸子百家中,福柯对于社会、知识、话语和权力的分析无疑是独树一帜的。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启蒙运动的合法性及其与理性、进步和解放的意义勾连,指出,所谓现代性实际上不外是一种新的控制和统治形式,而理性的主体和客观的知识等等都是现代性的产物,是在特定社会历史     

权力符号:“官二代”现象的社会解读

我爸是李刚宣语的背后隐含着特定时代背景下官二代的行为逻辑,其实质是官员子女对权力符号的继承与运用。传统社会权构化的惯性是官二代有意识地使用权力符号的内在驱力;现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封闭趋向强化了权力符号的辐射力与影响力;权力符号与社会观念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的互动情势构成官二代演绎权力符号的人文语境。     

中美印不对称三角关系的“信任—权力”分析

当前的"中美印三角"形成于美国单极独霸的权力格局中,构成一个典型的"不对称三角"。三个实力不对称的大国为何没有生成任何联盟,而构成相互掣肘的三角关系?信任—权力的分析模型主张将客观实力差距放置在主观信任的架构中去理解。中美基于支配权力下的理性信任关系,形成"胁迫—应付"互动结构;美印则是"支配权力下的感性信任"占主导,属于"笼络—防范"关系;中印关系是"吸引—观望"关系,即"关系权力下的理性信任"占主导。这三种关系均倾向于非联盟策略,由此构成了三角格局的基础。当然,随着"实力"与"信任"两大变量的变化,中美印"不对称三角"有三类前景:二对一格局、枢纽格局及三国集团。但是,基于三方实力与信任的不匹配,以及第三方因素的制约,三者最有可能保持既"非零和"互动且不结盟的微妙平衡,不对称三角博弈将是中美印三边关系在中短期内的常态。     

两种逻辑与双重博弈——评《战争与国家形成:先秦中国与早期近代欧洲之比较》

为什么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经由分裂走向统一,而欧洲自罗马帝国陷落后就一直保持分裂(也就是多国体系)状态?为什么长期以来中国的国家权力始终占有绝对优势而社会力量相对萎缩,欧洲国家却大体上能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达成大致平衡从而最终发育出市民社会以及宪政结构?这两个问题是既有国     

权力符号：“献”现象的社会解读

“我爸是李刚”宣语的背后隐含着特定时代背景下“官二代”的行为逻辑，其实质是官员子女对权力符号的继承与运用。传统社会权构化的惯性是“官二代”有意识地使用权力符号的内在驱力；现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封闭趋向强化了权力符号的辐射力与影响力；权力符号与社会观念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的互动情势构成“官二代”演绎权力符号的人文语境。     

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困境

资源的稀缺性假定促成了法经济学对理性经济人的假定,理论上缓解了资源的稀缺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因为理性人会对激励做出反应。但是,理性经济人假定在适用于公共事务管理中出现些许问题。     

社会网络视角下虚拟协商民主:逻辑、变迁与测评

信息文明时代背景下,协商民主不再是"权力主导型协商"的独奏,而是权力主导型协商与虚拟协商民主之间的的协奏。随着协商场域由现实空间向虚拟空间变迁,虚拟协商民主的内在逻辑悄然发生变迁:协商结构由线性协商转向网络化协商;协商权力基础由官僚制转向信息资本,权力分析层面由宏观权力转向微观权力;传统协商-虚拟协商间关系由异质对抗转向信息合流。     

毁誉参半希拉克

法国国内对希拉克批评最多的是,他对政治权力永不满足,有了权力却又不知道该如何运用。     

行政权:失衡的一角——从赵燕被打事件看美国政治新问题

权力扩大,制约却没有跟上,久而久之,行政人员难免会过度使用权力,发生洛德斯殴打赵燕这样的事件也就不足为奇了。     

“小地方”政治

目前中国基层社会的制度化水平虽然较低，但权力资源的交易多在个体与个体之间进行，利益集团之间尚未形成大规模交易模式。即权力资源交易尚未达到寡头政治的水平。这就使得“小地方”的法治化进程尚有改进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