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强制拆迁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法院在执行司法强拆过程中,要抓住拆迁类案件公共利益和程序规范、操作人性化以及补偿到位在先、安置到位在先,一案一预案、一案一风险评估等重点,做到不立案、少受案,零强拆、少强拆。在维护促进和保障好社会经济发展秩序的同时,切实保护被征收人的权益,彰显司法的公正、权威。     

“判赢不判赔”逼人“信访不信法”

成都双流县遭遇强拆的农民们状告政府屡告屡胜，却未能阻止地方政府强拆的步伐。记者随机收取了20个农民告政府强拆胜诉的案例，其中赔偿请求均未获得法院支持。法院判决强拆违法，却不能令行政赔偿到位；民众以法律维权，却被地方政府视为不稳定因素。像这样的“司法白条”，在双流县乃至整个成都市并不罕见。     

美国纽约州社区法院透视

社区法院的设立是美国法院在"影响生活质量"等违法犯罪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开展的一项司法改革。法院与政府、社会组织等合作,运用法律、医疗、教育等措施,改变违法者的行为方式,恢复社区秩序,从源头上阻止犯罪的发生。该项改革具有借鉴意义,人民法院可以采取"设立问题解决型法院、探索恢复性司法模式、加强程序正义制度设计"等举措,实现特定类型犯罪的源头治理。     

基层法官能力关乎司法公信度提升

作为司法机关主体的法官,是司法机关的细胞,法官的司法能力直接体现了司法机关的司法能力。根据我国现行的管理体制,80％以上的案件均由基层法院处理。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法官准入条件不高．特别是基层法院,法官队伍素质参差不齐。法官司法能力欠缺是非常突出的现实问题,这与法院加强职业化建设、提升司法公信度存在着差异。如何提高基层法院法官的司法能力已经成为基层法院抓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我国仲裁司法监督问题研究

对仲裁进行司法监督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目前,我国对于国内仲裁和涉外仲裁的司法监督实行区别对待的"双轨制";我国法院对仲裁进行司法监督的范围过于宽泛;在对仲裁裁决撤销与不予执行的法院判决程序上存在不合理规定;临时仲裁机构在我国不被承认。建议统一国内仲裁和涉外仲裁的司法监督标准,变"双轨制"为"单轨制";缩小法院对仲裁的监督范围;加强仲裁机构自身体制的完善;建立仲裁司法监督裁定的上诉机制;取消对仲裁裁决不予执行的规定;尽快设置临时仲裁机构。     

“司法强拆”运行机制之可行性审视——基于实证分析的反思与重构

通过实证分析,现行司法强拆运行机制不能有效遏制强制拆迁中恶性事件的继续发生,且可能导致司法强拆面临较大的运行风险,使其失去道义和法治层面的正当性支撑,陷入被拆迁户强烈甚至极端抵制的运行困境。因此,对司法强拆运行机制的重构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建立裁、执分离制度,保证司法强拆运行机制的公平公正;二是实现司法独立,避免司法强拆受地方行政和其他外力干预;三是确立公众有效参与拆迁过程的制度,使司法强拆前的社会风险评估落到实处;四是通过司法强拆运行为地方政府与被拆迁户之间搭建一个有效的对话和沟通平台。     

加强法院文化建设提升司法效能：逻辑和路径

提升司法效能是人民法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体现,是司法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要求。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在提升司法效能方面存在许多突出问题。法院文化具有教育、感化、规范、引导、激励、约束等一系列管理功能,对提升司法效能有显著功效,应全面加强法院文化建设,积极培育特色法院文化,借助文化优势持续提升司法效能。     

关于强制拆迁问题的思考——以执法为民理念为核心视角

我国现阶段拆迁实践中,由于行政强制拆迁引发的强拆事件居多,成了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一大难题。强拆事件的出现,既有制度的原因,更有理念的影响,因此要解决强拆冲突,除了应规范政府职能、以司法强拆取代行政强拆、实现补偿标准的市场化、严惩非法拆迁行为外,执法为民理念的强化尤为重要。     

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的几个问题

乡土社会与工商社会中国乡土社会是国家权力的边缘地带。通过设立基层人民法院并在乡镇一级设立派出法庭 ,是将国家权力通过司法延伸到乡土社会进而维护国家统一秩序的一次重要努力。换句话说 ,乡土社会的司法乃是建立现代民主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样 ,基层法院及其在乡镇的派出法庭便成为中国司法权力的神经末梢。这种特定的权力运作模式和行动空间 ,决定了中国基层法院司法行为的独特逻辑。通过比较中国乡土社会和城市工商社会的基本特征 ,便能大致透视出中国基层法院所面对的特殊的时空背景。乡土社会的基本特点是人际流动缓慢 ,多…     

基层法官职业化建设问题探析——以江阴市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实践为视角

推动基层法官职业化建设,是克服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矛盾,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需求的应有之举。江阴市人民法院法官职业化改革通过优化审判资源、强化分类管理、出台制度文件和畅通监督渠道,审判质效指标不断优化。当前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建设面临的问题不少,可从转变司法理念、提升司法能力,完善"去行政化"管理,健全履职保障机制等三方面着手,化解了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困境。     

现场笔录若干问题研究

现场笔录为行政诉讼特有之证据,属于书证。为了尊重行政权,保证行政主体在行政诉讼中能有效举证,法律应直接推定现场笔录具有完全的证据力,但法院应保留对其的司法审查权,应从现场笔录的内容与制作程序等方面对其进行审查。     

基层法院“1+多”调解机制的衔接问题及对策

在当前社会形势下,动员全社会力量、完善"大调解"网络的必要性日益凸显。由此,法院应根据现实的需求,以司法调解为中心,实现与人民、行政调解等纠纷解决方式的有效衔接,形成有效的"1+多"调解机制。笔者从所在法院的实践出发,分析了基层法院"1+多"调解机制在运行中面临的衔接方面的问题,并提出在法院内设立常设的专门机构,并根据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及案件的不同特点规范案件分流,同时完善职责、流程等各方面制度。     

开拓创新谋发展 服务发展促和谐——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1年工作亮点展示

为顺应重庆法院跨越式发展的新形势,2010年石柱法院提出用三年时间"争创全市先进基层法院"的奋斗目标,进一步明晰了"1234"工作总体思路。即瞄准争创全市先进基层法院"一个目标",抓住审判质效、队伍建设"两个关键点",突出化解矛盾、促进发展、保障公平"三大重点",提升把握服务大局、审判工作实务操作、应对处理复杂局面、自重自持廉洁司法"四     

反垄断民事诉讼与行政执法的衔接与协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确立了受理反垄断民事诉讼案件不需要以行政执法程序前置为条件,但随之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在"跟进诉讼"中,行政机关处理决定的法律效力如何?二是在"单独诉讼"中,如何协调法院与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同一案件的立场?应在"跟进诉讼"中秉承"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将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生效的调查结论和行政决定视为"初步证据",如当事人提出适当的反证,法院可以推翻行政机关的决定;在"单独诉讼"中应允许反垄断执法机构直接参与法院的审理程序,并设置法院受理反垄断民事案件后向反垄断执法机构查询等辅助制度予以协调。     

司法独立是确保“司法强拆”公正的前提

要想让司法强拆取得预期的效果,在现阶段进一步加强司法的独立不可或缺。一旦让不公的行政强拆披上司法的外衣,后果将更严重,影响将更恶劣。     

量化司法公开的“吴兴试验”

随着公众对司法审判关注度的日益提高,推行阳光司法,满足公众对司法公开的需求,成为基层法院工作的一个重点。浙江省高院在湖州市吴兴区法院首次尝试以科学评定的指标量化法院司法公开程度,引发各界关注。     

对基层法院司法能力建设的思考

当前,如何加强法院的司法能力建设,提高司法水平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试从法院工作的全局着眼,从制度性建设入手,对加强基层法院司法能力建设进行初步探讨。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实现公正与效率 维护和谐与发展

近几年来,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恪守"司法为民"的宗旨,践行"公正与效率"的工作主题,认真履行宪法赋予的审判职能,采取积极措施,大力加强审判工作、积极推进法院各项改革,大力加强队伍建设和基层基础建设,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并走在了全省基层法院的前列,为维护辖区社会和谐稳定,促进辖区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先后被评为"全国法院思想宣传先进单位"、"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先进集体"、"全国法院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先进单位"和"全国法院人民陪审员工作先进单位"。     

基层法院“立案难”的困惑与对策调查研究——以×市县(区)基层法院为例

为减少执法不文明、执法不规范、司法不公正行为,提升政法机关司法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进而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课题组就群众普遍关心的基层法院"立案难"问题进行深入调研,从而寻求破解"立案难"的有效工作机制和方法。     

论我国预重整之程序构建北大核心SSCI

预重整制度有利于企业债务重组与破产重整程序的高效衔接,我国近年相关政策性文件亦强调要积极探索建立预重整制度。从目前各地法院的司法实践来看,因缺少预重整的基本理论共识,各地法院在适用预重整程序方面做法各异,有必要总结我国各地法院的预重整经验,构建起统一且适合我国的预重整程序规范。预重整程序的构建需以预重整的内涵、性质及形式等理论问题为其逻辑前提,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我国预重整的形式应采取庭内预重整,明确预重整的强制性效力,同时构建起以法院为主导的预重整程序,包括预重整的启动、临时管理人的产生、预重整方案的制定和法院的审查受理等。预重整制度在我国确立与发展,不仅需要借鉴域外预重整的制度规范和先进理念,更需要根据我国的现实环境进行培育,需要我国立法、司法与理论界的积极推动以及政府、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有效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