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中苏两党大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它启动并一定程度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它又阻碍了这一历史进程。研究和探讨这场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对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意义重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问题和主义”论战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国,发生了一场关于"问题和主义"的论战。论战的一方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共产党员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所倡导的实用主义,争论的核心问题是革命救国还是改良救国。对于这场"问题和主义"的论战,学术界大多从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成果颇丰,本文立足于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域研究这场论战,阐述论战发生的时代背景、原因及意义,分析此次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意义、对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确立的影响以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重要地位和历史意义。     

如何认识中苏大论战的实质

中苏两党之所以会在国际共运内部进行无休止的争论,并造成国际共运的分裂,说明旧的国际共运模式已不适应形势的发展了。同时,中苏论战主要是以意识形态争论的方式出现的,意识形态分歧本身也包含了两个问题,一是对待分歧的态度问题,二是分歧本身的是非问题。对前一个问题,苏共错误地对待分歧和处理分歧,即超出意识形态搞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使中共没有后退的余地,被迫与其论战;对后一个问题,没有一方是完全正确的,双方都犯了错误。所以,中苏论战的实质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从整个国际共运来看是国际共运传统模式发生危机的一种反应,从中苏两党关系来看是中共反对苏共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的一场斗争,从争论的内容来看是中苏两党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争论。     

中苏论战与中国破立"苏联模式"的历程研究

中苏论战的本质是中苏两党关于破立"苏联模式"、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问题分歧的争辩。本文以中苏论战为切入点,按时间为序,全面研究中国共产党如何突破苏联模式,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艰难历程。     

没有胜利者的中苏大论战

没有胜利者的中苏大论战上海师大教授叶书宗２０世纪爆发过两次世界大战，出现过两个阵营对峙的“冷战”，以及口诛笔伐的中苏大论战。中苏大论战中，双方论战的文字汗牛充栋，而对这场大论战的研究却是近乎空白。笔者亲身经受这场大论战的洗礼，多年来积淀了诸多难解的思...     

从“外在”向“内在”超越：“中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维

通过从＂误读＂到＂通读＂的变迁,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马＂这两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异质性,映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独特的现实发生与理论生成;通过从＂单维＂到＂双维＂的转换,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共同问题域与不同的聚焦点,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特别是其合理因素来审视和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态的共时性结构中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生成;通过从＂外部＂到＂内部＂的移植,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提取可以嫁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问题式,以此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视域和新向度。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底蕴及其基本结构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体现为一种文化生成;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价值观、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以现代性理念为内核的文化价值观等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底蕴;而＂共产主义价值理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及＂现代化价值理念＂则分别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内核、中间文化层以及文化外围。     

中苏论战于国际共运的意义新探

中苏论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传统观点认为，中苏论战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混乱和统一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然而，文章认为中苏论战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大意义，它打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传统模式。促进了社会主义模式多样化的探索，推动了各国党独立自主潮流的发展，最终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局面。     

“对话”视域的马克思主义优势及其对中国化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在传人中国时经历了与“社会改良主义9966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三次主要的论战，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不仅最终战胜了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诘难，展现出自身的比较优势，而且也从论战中汲取了合理的成分，体现了在“对话”中的沟通交流，使自身得到升华。在新时期我们应该继续秉承“对话”精神，坚持一个原则，把握两个具体要求，把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的基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中国模式的内在规律及机制的深刻揭示和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高度总结和抽象;其所要关注的核心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改革以及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结合＂问题,而这种＂结合＂所形成的专布性取向与泛布性支持之间的关系问题则事实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的基本问题。     

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科学发展观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思想的中国化的新概括,它遵循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发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发展中形成的优良传统。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导向标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是以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为导向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选择、运用和发展、创新。因而,是以不同时期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为基础＂化＂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主体及其结构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主体是有效推动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快速而健康发展的社会力量或关系力量的总称;在＂应然＂逻辑层面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主体表现为一种＂以社会为本位＂的逻辑结构;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主体表现为一个由原初态、次生态和新生态构成的历史结构。     

“问题与主义”之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的第一次论战,"问题与主义"之争对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主义、什么样的方式来拯救自己进行分析,使得广大进步知识分子、社会团体出现了分裂,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并将其予以政治实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统一,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实事求是”的历史文化渊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事求是＂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核心和光辉典范,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追溯这一历史文化渊源,能够使我们更深刻地领悟：马克思主义必须实现中国化才能有效地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注重内容,还要注重形式;＂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的理论态度和方法论原则。     

中国模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结论

中国模式是指中国的成功模式。从实质上讲,中国模式就是中国道路的具体样式。模式是针对解决问题而言的,这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相通之处,构成了中国模式的出场语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昭示了中国模式的两个维度：革命与建设（包括改革）。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讲,中国模式真正的意蕴是＂走自己的路＂。只有在＂走自己的路＂中,才能彰显出中国模式之＂中国特色＂,中国模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在实践中的必然历史结论。     

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刃剑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重大影响.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扎根新文化场的丰厚土壤、理论联系实际的结合点、批判借鉴的丰富素材;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专制主义、平均主义等封建糟粕又阻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批判和改造,旨在以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探索和基本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近代中国要救亡、要复兴、要富强的诉求。中国共产党90个春秋的历史,也可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大体为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第二个＂30年＂：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的胜利和曲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第三个＂30年＂：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有五点基本经验：（一）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二）真正地了解中国现实实际,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三）继承优秀历史文化,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形成中国特色;（四）坚持世界眼光,与时俱进,不断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五）总结群众实践经验,让理论掌握群众改造中国。     

试析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理论中国化的逻辑关系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理论中国化是对人类的特殊群体———农民的研究,把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理论中国化的理论基础,是源于两者皆以＂人＂为其研究对象的内在逻辑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史中若干问题考察

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提出、应用、解读的历史,有助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意义、进程、成果、规律和经验的理解。这一概念是在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基础上,在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提出的,但它又同共产国际七大改变领导方法的决定密切相关;这一概念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由毛泽东正式提出并在会上达成共识;此后相当长时间,它同“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命题一起,在党内广泛使用,其内涵也逐步扩展和深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概念相继提出;中共七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作了系统总结;主要由于外部原因的影响,在《毛泽东选集》中的提法有所改变,实际含义未变,后在中苏两党论争的背景下,毛泽东曾在中央会议上重提“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改革开放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的启示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重新被广泛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