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澄之《田间诗学》考

钱澄之《田间诗学》从体例上看以＂《序》曰＂、＂《谱》曰＂、＂朱注＂为标注,将毛、郑、朱三家相提并论,择善而从;从阐释特点来看则以名物、训诂为阐释经文的基础,具有考据特点;阐释诗旨时以尊＂古序＂为立场,或申说《序》说,或据《序》说而另作发明,或对《序》说存疑,或直接否定《序》说对诗篇作文学解读。《田间诗学》的这些特点在清初汉学派的《诗经》研究中具有普遍性,它反映出了清初汉学派在治经方法上的进步。     

《诗经》采集婚恋诗原因探析

《诗经》中收录有大量的婚恋诗,收录婚恋诗的原因从《诗经》文本的角度似乎无法说清,还原《诗经》的生成情景就会发现,这是由《诗经》的乐歌本性决定了其收录诗歌必须满足音乐的需要。《诗经》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周代礼乐制度的本质是追求和合,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以礼化民,以乐和民。在音乐之中,表达人神相和的神曲固然有合神之力,表现宗族兄弟君臣乡党的作品也有聚众之效,但是最能显示人际亲近的诗作,莫过于爱情婚姻之作。     

从《团扇》短章浅论钟嵘的诗评标准

钟嵘所撰《诗品》,是我国一部优秀的古典诗评名著。在这部著作中,钟嵘提出了自己的诗歌创作主张和审美要求,并按此标准将从汉到齐梁时代写作五言诗的一百二十位作家进行了品评。其位列上品的人数最少,只有十二家,班婕妤就位居其中。其实,班婕妤就五言诗作而言,只有一首诗作传世。而钟嵘不以作品多少论成败,仅凭一首诗就将其列为上品,并且对她大加赞扬,《诗品》一书,提及班婕妤的地方就有四处之多,且处处充满赞美之情。钟嵘为何对班婕妤之诗情有独钟？综观《诗品》全书,笔者认为这和他的诗评标准密切相关。本文即从班婕妤的《团扇》诗来试图浅析钟嵘的诗评标准——怨、真、美、味。     

《富春山居图》合璧绽放两岸文化交流之花

苏轼在《送江公著知吉州》一诗中有这样一句：＂三吴行尽千山水,犹道桐庐景清美＂,描绘的就是富春江畔桐庐的美景。200年后,这幅美景在黄公望的妙笔之下跃然纸上,就有了古代山水画的巅峰之作——《富春山居图》。     

论《庄子》寓言中的技匠形象

与先秦诸子文章相比较,《庄子》寓言中出现了较多的技匠类人物形象。《庄子》作者深受上古文化观念的影响。其特定的社会地位、生活经历,也决定了《庄子》寓言的价值趋向。＂道＂是庄子哲学的本体,运用技匠类人物形象的目的在于以＂技＂释＂道＂,技匠技术之精妙正好说明＂道＂的自然无为。     

韦玄成何曾以《诗》授哀帝——《汉书·儒林传》纠谬一则

韦玄成是西汉中后期著名的《诗经》学者,是＂‘鲁诗’韦氏学＂的核心学者。《汉书·儒林传》云：＂玄成及兄子赏以《诗》授哀帝。＂意谓韦玄成和他的侄子韦赏皆曾以《诗》教授汉哀帝刘欣。后世学者对此未加辩明,多有引用。但是,韦玄成去世时,刘欣尚未出生,他不可能以《诗》授哀帝。传世《汉书.儒林传》应是出现了衍文,遂有此误。     

《诗经·采薇》新解

一《小雅·采薇》是《诗经》中的名篇,其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历来为人们所赞赏,推为千古名句。然而,两千年来,人们对它的理解竟是颇不相同的。总的看来,可归为两大派:一派以《诗序》为代表,认为是“遣戍役”之作,是诗人为了欢送战士出征而创作的乐歌。朱熹在《诗集传》里赞同这种观点并加以诠释。另一派以清康熙年间的姚际恒为代表,他在《诗经通论》里认定是“戍役还归”之诗,是戍卒自己创作的。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支持姚的观点。     

《晏子春秋》引《诗》考论

《晏子春秋》通过一个个生动活泼的故事,塑造了主人公晏婴和众多陪衬者的形象。这些故事虽不能完全作信史看待,但多数是有一定根据的,可与《左传》、《国语》、《吕氏春秋》等史籍相互印证,作为反映春秋后期齐国社会历史风貌的史料。全书共引《诗》24次,引诗者多为晏子,兼有齐景公、叔向等人。晏子引《诗》主要是将《诗》作为论说礼治、德治、仁政以及民本思想的依据,增强劝谏的说服力,可见《诗》在其中发挥着理论依据的功能。《晏子春秋》引《诗》,反映了春秋末期《诗》的流传与接受情况。晏子等人对《诗》的接受,主要代表了当时儒家以外的人对《诗》的接受和应用。     

子夏传《诗》辨——从孔门弟子学《诗》谈起

受孔子以《诗》为教的直接影响,孔门弟子多勤于研习《诗》,如子路、南容、曾子等勤于诵习《诗》。就在诗学造诣上来说,孔子十分赞赏子夏与子贡对于《诗》的领悟程度。子夏传《诗》实有两个层面,一是实践中以《诗》教授多位门下学习者;二是理论上作《诗序》。子夏之外,孔门其他弟子对于《诗》学传播、传承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这方面以子贡和曾子为代表。     

《新月》月刊诗歌简论

《新月》月刊是＂新月派＂这一名称的直接来源,也是＂新月诗派＂得以命名的原因,它是继《晨报.诗镌》之后新月诗歌同人的又一个大本营。诗歌是《新月》文学的重镇,《新月》月刊孕育了＂新月诗派＂的成长,也见证了这一诗歌流派诗风和形式前后变化的过程。     

《诗经》“桧”“曹”二风非民歌

向南宋朱熹在《诗集传》中提出:“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后代治诗者,皆奉之为圭臬;及至近现代,“国风民歌说”已成定论。其实,这是大可怀疑的。今笔者且以《桧风》《曹风》为例,逐篇考察,以申述管见。     

论现行《宪法》对《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影响

对两部法律性文件文本的对比,以及两部法律性文件修改的内容的对照表明：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无论在体例、结构、内容、还是立法技术上都深深受到现行《宪法》的影响;而现行《宪法》立宪思维存在的误区正是导致《民族区域自治法》立法存在缺陷的罪魁祸首之一;这种误区表现为《宪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关于＂总章程＂与＂民族自治地方的章程＂、＂母法＂与＂子法＂、＂民主事实的法律化＂与＂党的民族政策的法律化＂的对应关系的误读上。这三大误读是导致《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可操作性弱的原因之一。为了两部法律性文件的实施,正本清源,还《宪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性质之本来面目,是学界的重要使命。     

疑义相与析——对《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数句诗的重新解读

作为＂古今第一长诗＂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其中有数句诗一直是学者们公认的＂悬案＂,我们通过综合运用考据学方法,试对其进行重新分析。     

《论语》之“言”及其诗学意义

《论语》是孔子诗学思想最完整最重要的载体,蕴藏着丰富的诗学内容,其中除人们耳熟能详的兴观群怨、思无邪等诗学概念之外,孔子似乎对另一概念＂言＂也相当关注。综合考察相关材料,我们发现《论语》之＂言＂颇有意味,它隐含一个诗歌发生学的判断——原初的诗具有言语应对功能。这一判断显然具有非同寻常的现代诗学意义。     

从《诗经》中《颂》诗看诗、乐关系

诗与乐的关系,大抵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诗先于乐,乐迎合于诗;一种认为乐先于诗,诗以乐为根本;第三种看法糅合了前面两种的看法,认为诗乐同源。《诗经》作为一部最早的诗歌总集,本身既包含了诗的本质,又蕴含了乐的因素,《诗经》风、雅、颂不同的分类正契合了诗、乐的不同关系。以《诗经》中的《颂》诗为对象,浅析其所反映出的诗、乐关系,从而一窥整个《诗经》的诗、乐关系之大概。     

形同而质异——浅析《伐檀》《硕鼠》二诗之差异

《伐檀》和《硕鼠》是《诗经》中政治讽刺诗的典型代表,两诗均属《国风·魏风》,主题接近,在《诗经》中顺序前后紧贴。但两诗的主旨、创作的时代背景、诗中主人公的身份、表达情感强烈程度均有所不同。     

《道德经》之道与伦理秩序

《道德经》之＂道＂,从伦理秩序的维度而言,是《道德经》理想社会中的合理的秩序,其以精神性的形式内渗于《道德经》所设想的社会秩序之中,本质上是包含客观必然性与主体能动性相统一的＂自由意志秩序＂。在《道德经》看来,要使＂道＂这种形而上的秩序落实为现实生活的秩序,不仅在于人们对＂道＂中所蕴含的秩序精神的自觉体悟与主观表达,调整现有的制度安排;更为重要的是人的行为活动的自觉践履。《道德经》以＂道＂为核心的伦理秩序思想,为和谐社会的伦理秩序建设树立了一个价值愿景,对和谐社会伦理秩序的形成也有着独到的启示意义。     

未婚待嫁之讼：《诗经·召南·行露》主旨辨正

《行露》主旨,迄今主要有八种观点,将其划分为四类:召伯听讼类;贞女守礼类;政治冲突类;婚配诉讼类。"婚配诉讼"类最为贴合诗旨。诗中男女二人的关系是已有婚约而未嫁娶,尚未建立家庭、成为夫妻。婚姻之礼不足说可作为解释两人诉讼缘由的一个说法。诗的主旨是:女子之词。女子或因婚嫁礼节不足,严词拒绝这位与己已有婚约男子的求娶。男子虽致女于讼,但不改女子断然不从的决心。我们应当从字、句、章节结构逐层逐步地分析文本,方可获得对诗旨的正确解读。     

读《天下父母心》有感

"六一"儿童节晚,从前一天的《人民政协报》上,读到省政协主席张连珍的诗《天下父母心》,受到深深震撼。《天下父母心》,语言质朴但情感浓烈,表达平淡但意境深刻。深藏在作者心底的那颗慈母之心、怜爱之情,隽永如湖泊,浓烈胜大海。我立刻把     

"社会角色"理论视角下的《论语》及《韩非子》

每个人在其一生中都会获得许多社会角色,角色是社会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要素,角色扮演对社会意义重大。在＂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社会,每个社会成员都遵从自己的行为规范;在＂礼崩乐坏＂的社会,每个人都生活在怀疑和不安定、防备和攻守中。为了消除混乱,社会上就会涌现出各式各样的解决方案,春秋的孔子和战国的韩非子,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文尝试以＂社会角色＂的视角去重新审读《论语》和《韩非子》,会发现一种新的文本分析思路,发现他们二人的思想的社会学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