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贸易协调性的实证分析:垂直专业化视角

基于2005～2012年的月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协整检验结果表明,美国对华出口与从中国进口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从误差修正模型看,短期内美国对华出口与从中国进口之间存在动态调整机制。根据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在滞后6期内,美国对华出口与从中国进口之间只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美国对华出口是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格兰杰原因,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是美国从中国进口增长的决定因素。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美国对华出口的某一冲击会给美国从中国进口增长带来同向冲击。这些实证结果表明垂直专业化分工在驱动着美中贸易,政府在制定平衡美中贸易的政策时,不应忽视垂直专业化分工以及市场对维持美中双边贸易均衡的约束机制。     

特朗普政府强化对中国技术出口管制的经济影响——基于“全球贸易分析模型”的评估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不断将中国高科技公司与机构列入美方出口管制"实体清单",技术出口管制已成为美国对中国实施极限施压和战略遏制的重要工具。本文运用GTAP评估了美国加强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对中美两国经济影响,模拟分析中国采取各种对策的效果,研究表明:第一,美国不断加强对华技术出口管制,中美两国GDP、居民消费支出和资本回流净收益率、社会福利、进出口贸易遭受的负面影响也不断加大。第二,采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与"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相结合方式来应对美国技术出口管制,中国不但能够获得更多的宏观经济效益,还可以减少中国出口所遭受的负面影响与扩大中国进口,但可能对美国宏观经济和进出口贸易产生较大不利影响。第三,美方加强对中国技术出口管制,对中美两国生产部门产出影响较小;中国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助于提高美国总产出水平,更有助于提高中国的总产出水平。     

美日经济安全同盟：构建“集体韧性”体系

在对华“脱钩”政策难以奏效的情况下，美国开始推进“集体韧性”战略，即纠集所谓的志同道合国家构筑排除中国的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日本在这一新的联盟网络中处于关键地位。美日两国在出口管制、外资审查、半导体制造、移动通信网络和数字贸易规则等一系列经济安全政策领域启动了双边及多边合作，迈出了走向经济安全同盟的步伐。但美国的政策服务于本国优先的国内政治和遏制中国的地缘战略，与日本等盟友的立场存在分歧。日本则试图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在安全与经济之间保持平衡。面对经济安全政策、经济民族主义和经济全球化这三股相互竞争的潮流，美日两国都提升了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有可能形成“联手制华”的格局。对此，中国应坚持竞争与合作并重的战略方向，在加强自身竞争力和韧性的同时，深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合作。     

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冲突的权力逻辑

美国对华贸易冲突折射出特朗普任期内的美国对华经贸战略出现了四个实质性变化。无论就全球层面还是就双边关系以及对美中两国各自的利益而言,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冲突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一课题给予足够的重视。从性质来看,美中关系正从"战略伙伴"质变为"竞争对手",其特征是美国将对华"接触"调整为对华"规锁"。从逻辑上看,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冲突必须被置于心理预期和大国间权力消长的维度中去加以解读。为有效应对美国的贸易施压,中国既要在坚持底线思维和合作共赢的前提下与美国开展贸易对话,又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科技强国战略,加快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稳妥地推进对外开放,深化双边、诸边和多边经贸合作。     

日本对华高技术出口政策探析

一、日本对华高技术出口　政策的形成　　在历史上,西方国家出于政治目的,曾经限制对华高技术出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二战后成立的巴黎统筹委员会(ＣＯＣＯＭ),主要目的就是限制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口,尤其是高技术的出口,该组织下设专门小组负责对华禁运。日本作为西方阵营的重要成员和美国政策的追随者,在冷战的“遏制”链条中,与中国之间不仅延续了自近代以来地缘政治的对峙,更形成了意识形态上的对抗。这一时期日本对华高技术出口政策的特点是条件苛刻,管制严格。后来面对苏联的威胁,双方摒弃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结…     

中美贸易非均衡的经济政治分析

中美贸易的非均衡, 不但对两国经济关系, 也对政治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笔者 从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和服务贸易逆差所体现的经济结构高下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 由此引起 的贸易互补性;贸易顺差与美国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数量和种类的相关性;中国 在改革开放后国际经济竞争力的迅速提高引起美国对中国参与国际生活的态度变化等角度, 分析 其原因和结果, 并对两国贸易的发展趋势和如何解决贸易不平衡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相互依存的中美经贸关系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经济贸易发展十分迅速.1996年中国就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2003年上升为第三大贸易伙伴,2006年又上了一个台阶,超过墨西哥成为美国第二大伙伴.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需求扩大,美国对华出口增长十分迅速.2000年中国尚为美国第十大出口市场,此后,一年上一个台阶,2004年中国就成为美国第五大出口市场.加上香港,2005年中国已成为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     

日本政府对华出口管制政策评析

在中日经贸关系的交往过程中,作为"巴统"、"瓦森纳协定"的成员国,日本政府多年来一直对我国实施了出口管制政策。这一政策既阻碍了中国从日本进口相关产品尤其是新技术产品和设备的进口,也严重影响了与中国进行贸易交往的日本企业的积极性。在中日两国有关日方出口管制政策的交涉中,中方的交涉一直都很难取得成效。可以说,日本政府的出口管制政策至今仍然是中日经贸合作中的重要障碍。     

经济与安全“再平衡”下的美国对华政策调整

2008年金融危机加剧了美国自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以来所面临的内外挑战,重建美国力量和影响成为奥巴马政府的核心任务。为此,奥巴马政府提出进行经济"再平衡"和安全"再平衡"。他们认为,美国过去那种由消费信贷和赤字财政所刺激的繁荣是不可持续的,必须重新平衡储蓄、投资、借贷和出口的关系。在此,扩大对华出口与投资是其中一个重要手段。与此同时,美国一些高层人士认为,过去将反恐作为首要战略目标为中国在亚洲地区的扩张提供了机会。随着恐怖主义威胁的降低,美国必须重返亚洲,确保地区主导权。在中短期内,美国对华地缘政治"再平衡"必然会影响到其对华经济"再平衡"的方向;从长远来看,经济交往的深入发展将进一步缓解两国地缘政治关系的紧张。     

试析影响奥巴马政府对华安全战略的国内因素

奥巴马上台后的对华战略,一方面强调对华接触与合作,一方面在诸多敏感问题上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特别是近期对华态度强硬。美国对华政策之所以表现出错综复杂的两面性,除受国际形势的变化及美中两国实力消长等因素影响外,更主要是受其国内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冷战思维、实用主义行为方式、选举政治、政党政治、利益集团以及美国智库和媒体,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美国政府对华安全战略的走向,美国的对华政策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中美货物贸易互补性的实证研究

1979～2010年中美贸易规模呈现百倍以上的增长,其原因在于长期以来中美贸易互补性不断增强。通过对贸易结合度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的分析研究,均显示出中美双边贸易关系是紧密的,双边贸易的互补性是显著和稳定的,这充分说明中美所处的国际分工的地位及两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变化使双边贸易往来处于有利的局面,但也应看到双边的贸易摩擦纠纷一直不断,这不利因素短期内难以解决,因而成为阻碍中美贸易发展的障碍。     

论南海问题中的美国因素

在影响南海问题的外部力量中,美国是最重要的第三方。冷战时期,美国对南海问题主要采取不介入和不表态的中立政策。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开始关注和介入南海问题,并逐步采取具有明显倾向的政治和军事干预政策。美国的介入和干预加大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和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难度。     

新一届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及影响前瞻笔谈

近年来,世界多极化趋势不断发展,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开始显露坍缩征兆。然而,美国仍然保持着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其内政外交政策选择一直具有全球性影响。特朗普政府实施的"美国优先"政策对全球秩序造成了严重冲击,特别是对华发动极限施压性的"贸易战"和战略竞争,使中美关系发生严重倒退。特朗普政府随心所欲、极端强硬的执政风格,不仅招致很多国家的激烈批判和反对,在美国国内也引起了巨大争议。美国大选已经落下帷幕,尽管现任总统特朗普仍然没有承认和接受败选事实,但美国政府更迭已经无可逆转。新一届美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我们将如何应对美国因政府更迭而发生的政策调整?为加强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前瞻研究,2020年11月5日,本刊编辑部联合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东北亚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美国研究所等单位召开了"美国大选后的世界格局与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10位专家做了会议发言。本刊选择其中3篇和另外1篇投稿摘要刊发,希望能够促进对美国新一届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前瞻性研究。     

The Zimbabwe Issue in Sino-U.S. Ties

The United States has criticized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of the Mugabe regime, and has attempted to raise the Zimbabwe issue i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thus creating a point of potential conflict in Sino-U.S. relations.China differ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n this issue not because of the measures taken by the Western countries such as economic sanctions and political pressure, but,more significantly, because of the Western conception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ese strategies in Africa. The policie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Zimbabwe issue can be interpreted as a struggle between two powers in Africa. In the short term, however, it is the Middle East that will continue to preoccupy U.S. foreign policy, and Zimbabwe will not become a major flash point in Sino-U.S. relations.     

导致1963年柬埔寨王国拒绝美援的诸因素分析

1963年柬埔寨王国拒绝美援是1965年柬埔寨与美国断交的前奏,它连同柬埔寨与美国断交一起对冷战时期东南亚地区的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柬埔寨在1963年拒绝美援是邻国因素、美国因素、中国因素和柬埔寨自身因素等要素合力的结果。对影响1963年柬埔寨王国拒绝美援的诸因素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较好地理解亚洲冷战的复杂性,更好地理解制约美国亚洲冷战战略得以有效实施的因素。     

美韩FTA的起步、拖延及影响——以东亚区域合作为视角的分析

美韩签署FTA是两国对现实背景和贸易环境所做出的适应性反应,尽管美国的遏制意图和韩国的抢占制高点的意图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点都是试图使自身在未来的东亚区域合作中占据主动位置,但美韩FTA的久拖不决也使其潜在的影响产生了变数。韩国的这一举动显然是在走一条有别于东亚区域合作既有模式的道路,必然会对原有进程产生影响。它还使中国目前在东亚区域合作中所取得的成果缩水,因而有必要重新评估我国自身的FTA战略,以寻找根本性的解决方案。     

Navigating two Asias: how Washington deals with the Indo-Pacific’s rising powers

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has sought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to facilitate India’s rise as a means of balancing against China’s ambitions. Notwithstanding the rich literature that has emerged on Sino-Indian dynamics and the U.S.-India-China triad, there has been remarkably little examination of the ways in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navigates its relationships with these two rising powers. This study poses a simple question: to what extent has the United States’ pursuit of its interests with India meant that it has accepted trade-offs with respect to its interests with China? Drawing on government documents, interviews with current and former U.S. officials, and an array of case studies between 2005 and early 2019, this study argues first that the U.S. bureaucracy has long been structured in such a way as to heavily compartment policy decision-making related to South Asia and East Asia, respectively, and to produce a pronounced but largely explicable structural bias toward East Asia; second, that relatively few policy matters have arisen since 2005 that have forced the United States to consider meaningful trade-offs between its India and China equities; and third, that new challenges may arise for Washington as its deals with an increasingly inter-connected Indo-Pacific region, and manages the bureaucratic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its renewed emphasis on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拉美政策的调整及其影响

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拉美地区历来占据着重要而特殊的位置。长期以来,美国视拉美为自己的“后院”,在拉美拥有独一无二的主导权和影响力。特朗普政府执政后,公开祭出“门罗主义”的旗帜,大幅度调整对拉美的政策,展现出更公开的干涉行径、更浓厚的利己色彩、更明显的分化企图和更强烈的排外取向,意在将拉美打造成一个政治上亲近美国、经贸上依赖美国、安全上不威胁美国的“后院”。短期看,特朗普政府对拉美的政策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拉美的掌控有所强化。但长期看,美国和拉美地区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和冲突并未完全纾解,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甚至存在进一步被激化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对拉政策的调整还加剧了大国在拉美展开战略博弈的风险。特朗普政府的拉美政策如何进一步演变和发展,美拉关系如何变化,这些课题值得中国学界高度关注并深入研究。     

中国、墨西哥与美国高技术产品贸易的比较研究——基于动态转移份额分析方法

本文以中国和墨西哥作为研究对象,首先从规模、速度、出口相似度等方面对两国对美国高技术产品贸易进行了比较,进而采用转移份额分析法将两国高技术产品在美国国市场的出口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详细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中国高技术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大于墨西哥,但差距在缩小。文章最后就如何提升中国高技术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提出了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