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

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对两国关系的稳定与发展有着特殊的影响,在相互依存度日益紧密和双方力量此消彼长的背景下,两国如何应对双边关系中的第三者,不但直接影响到中美关系,也影响到第三者本身及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两国是否要利用第三者而去抗衡或打压对方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从2009年11月奥巴马访问亚洲后的情况看,美国已明显地调整了对华外交政策,由认为两国应该同舟共济来共同管理世界(G2)到如今利用两国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如在天安舰事件、钓鱼岛、南中国海等问题上来牵制中国,表明美国的亚太政策回归到了均势理论与实践.本文分析第三方因素的存在,追溯其历史演进,指出任何想利用第三方因素来获取本国利益最大化的政策.既不合时宜,也会危及自身.     

中日绿色低碳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动因、前景及路径探析

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中创新性的国际合作模式,深刻诠释了“一带一路”倡议中“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后疫情时代,在碳中和目标下,以绿色发展为主题的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将成为两国拓展新兴领域、深化互利合作,共同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发展的重要抓手。以减碳工程和固碳工程作为主要路径,以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智造和绿色金融为核心框架,以氢能产业为战略优先发展方向,以新能源电池产业为发展重点的中日绿色低碳第三方市场合作前景广阔。对接第三方国家绿色发展规划,充分发挥中日两国以及第三方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构筑“三赢模式”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有利于中日两国各自的经济发展,也符合本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国际安全格局的演变及中国与大国关系的机遇和挑战

在当前国际局势和国际秩序调整和震荡时期,新兴大国显示出巨大的活力,不同程度地加快了通过机制化合作来共同应对外部压力、推进各自利益的步伐,并通过对现有国际体系进行渐进式改革,逐步机制化地提升在国际机制中的权益。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加强了与其他新兴大国的合作,不断提升相互之间的战略协调及磋商的机制化水平,扩大互利合作领域,为构建国际新秩序发挥重要的作用。     

全球变局下的中日经济关系新趋势

经过70年的长期合作与磨合,中日经济关系已然形成互惠互补、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但仍然存在相互投资不均衡、非理性竞争加剧等问题。在全球变局背景下,作为主要参与力量,中美日的大国关系变化也将影响中日经济走向,中国实力的持续上升将对中日经济关系产生正向影响,美国的战略收缩也在改变着日本的战略选择。另外,新时代为中日经济合作开辟新天地;中国实现新时代战略目标需要借鉴日本经验;"一带一路"倡议为中日经济合作提供新平台。整体来看,近中期的中日经济关系将保持稳定甚至较快发展,中日两国也将在全球价值链、节能环保、共同应对老龄化等前沿、重点领域继续深化合作。在全球变局下,中日经济关系会遇到各种挑战,但仍将保持健康发展的大趋势。     

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融资模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实践的分析

第三方市场合作(third-party market cooperation)是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倡导的"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国际合作新模式,主要表现为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在第三国进行投融资、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基于已有项目实践,根据中国与发达国家企业在东道国合作的密切程度,本文归纳了第三方市场合作的4种融资模式,分别是"共同承建""一方出资、一方承建""合资"与"共同出资、共同承建"。影响第三方市场合作融资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包括中国与发达国家资本充裕程度的差距以及东道国政治环境的稳定程度。中国与发达国家资本差距越小、东道国政治环境越稳定,越有可能达成"合资"与"共同出资、共同承建"这两种合作密切度更高的融资模式。目前中国已与十余个发达国家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其中中日两国的第三方市场合作进展得最快。本文基于越南宜山水泥厂、泰国东部经济走廊、中欧班列等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代表性项目案例,验证上述关于融资模式选择的假设,并建议下一步研究议题应包括第三方市场合作融资模式的国际合作机制、国际规则及投融资争端解决机制等。     

东北亚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及其不稳定因素分析

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已逐步显现出“一超多极”的局面。虽然冷战结束，但东北亚地区不稳定的因素依然存在，这主要是朝鲜半岛的统一和安全问题和围绕台湾问题可能出现的中美军事冲突问题以及“9．11”事件发生后的日本军事动向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加强国际协调，积极寻求各国合作，增强政治信任，共谋化解策略。     

中美东亚冲突管控:第三方的角色与选择

第三方在中美东亚博弈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其政策选择对于管控中美冲突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主要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推演,第三方通过在一定条件下的选边站、推动制度构建和协调、促进双方间良性认知,能够在管控中美冲突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在国际社会仍处于无政府状态以及国家间实力对比总是处于变化之中的背景下,基于实力考虑的"选边站"政策容易导致新的安全问题,第三方在中美间扮演制度推动者和观念沟通者的角色更加值得倡导,东盟系列机制以及新加坡的实践提供了这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当前的问题是,日、韩等国对与美同盟体系的坚持,东盟系列机制效能的降低以及新加坡一度将重心转移到实力平衡者而非观念沟通者的角色,都反映出许多东亚第三方的选择正在与管控中美冲突的目标背道而驰。为了地区的和平与自己的长远利益,东亚国家需要采取更加明智和有远见的政策。     

第三方因素与中美关系的逆社会化——以中国周边安全态势为例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美关系下行趋势渐显。对此,国内外学者从体系结构压力、对外战略、国内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角度提出了诸多解释。然而,现实中中美关系日趋下行的原因却更为复杂。近年来频频发酵的钓鱼岛危机、南海争端以及朝核危机等第三方因素逐渐凸显,对中美关系的破坏作用不容忽视。为弥补既有解释的不足,作者将尝试从第三方视角构建一个替代性的逆社会化理论框架。这一理论认为,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可以通过冲突化、污名化与互信退化三个微观机制诱发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案例研究表明:日本挑起的钓鱼岛争端不仅诱发了中美关于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冲突,而且加剧了中美两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竞争。菲律宾则借黄岩岛危机,在国际上大肆丑化中国形象,其发起的南海仲裁案使得中美两国相互认知日趋负面。朝鲜近年来频繁进行核试验,更是加剧了中美两国在制裁朝鲜、部署萨德系统等问题上的战略互疑。对于第三方的逆社会化效应,中美双方均应高度警惕、精心管控。     

中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实践、挑战与展望

第三方市场合作作为中美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协作的新形式,是中美两国“以经促政”的重要合作方式,也是实现中国、美国与第三方市场国家多方共赢的重要经济实践。在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下,中美两国企业在亚非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能源开发以及电力设备等产业中打造了一系列重要合作项目,不仅推动了中美企业比较优势的错位互补发展,还有效对接了第三方市场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然而,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对华负面舆论、全球新冠疫情的负面冲击以及中美双方复杂的结构性矛盾等构成了中美企业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主要挑战。当前,中美双边关系充满诸多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持续推进经贸谈判、完善“二轨外交”合作机制、构建中美企业危机应对机制以及开拓新兴产业合作领域,有助于推进中美企业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可持续发展,从而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为中美双边关系注入更多的积极因素。     

大国协调与跨区域安全治理

大国协调作为一种重要的多边安全机制,从成员的来源和所涉及的核心层次看,大国协调可分为区域、跨区域和全球三种形态。冷战后,由于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发生了重大改变,大国协调在区域安全治理中兴起。跨区域大国协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遵循了协调机制的一般规范与规则：一致性、合法性、责任性、包容性和自我克制。同时,它也具有突出的时代特点和独特功能：一是大国协调的会议成果被联合国安理会所认可、接受,与集体安全机制出现了紧密融合的新趋势;二是区域组织加入到大国协调的会议进程中来,发挥建设性作用,如柬埔寨问题解决中的东盟和伊朗核问题大国会谈中的欧盟。跨区域大国协调以大国为主导,具有鲜明的多边特性,对冷战后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区域安全以及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尤应重视跨区域大国协调的作用,因为它既为区域层次上的东亚安全合作,也为突破历史困境,实现“崛起国”和“守成国”在国际体系内和平共存、共同为国际社会供给公共产品,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路径选择。     

中俄能源合作及对东北亚区域经济的影响

能源合作是东北亚地区可以先行的和最有潜力的合作领域 ,能源合作可以带动东北亚其他领域的合作。中俄的能源合作具有客观需要性强、优势明显的特点 ,合作的深入开展不仅会促进整个东北亚地区的能源优质化 ,改善该地区的能源结构 ,而且作为东北亚能源合作的前导和组成部分 ,将加强东北亚各国间的相互联系 ,为该地区的合作提供良好的机遇。     

地区安全治理的未来:走向亚洲协调

作者首次提出了亚洲协调的概念,讨论了亚洲协调对未来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安全治理的必要性和长远性。尽管最早的主要国家之间协调(concert of powers)的理论与实践是19世纪的、欧洲的,但是,关于主要国家之间协调(不仅是大国协调)的一般理论却同样可以运用在解决21世纪的亚洲(以及太平洋)的严峻安全挑战和困境上。这些挑战和困境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演化为严重的大国之间的对抗甚至冲突。更重要的是,亚洲协调将注定会阻止战争、实现长期和平及维持本地区的经济活力。也就是说,如果亚洲协调明智地和有效地建立并运作起来,到2079年,亚洲以及太平洋将拥有一百年的和平,如同欧洲在1815-1914年拥有的百年和平。从1979年到现在,亚洲地区已经享受了接近四十年的和平。在过去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地区或者跨地区的论坛、会议、组织和制度等,反映了治理亚洲地区的权力转移的企图和努力;尽管这些安排相互重叠、尚未彼此兼容,甚至相互竞争,但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当做未来亚洲协调的基础。虽然目前的地区安全治理仍然由美国及其同盟体系占据主导地位,但美国也不得不重视复杂的安全地区主义。有不少人建议美国应该以亚洲协调作为未来解决与中国关系的方案。中国已经为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亚洲和平做出重大贡献。中国已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回应美国的转向亚洲。中国在亚洲协调中的地位是中心的和关键的。     

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与东北亚地区安全

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代表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是现代国家安全决策、协调和咨询的最核心机构。从理论上讲,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关系到国家安全战略的每个环节,可以结合外交政策分析的不同视角,同时又具有比较政治研究的重大意义。从实践上来看,美国、英国、法国等世界上主要大国都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国家安全领导体系,而东北亚中、日、韩三国从2013年开始也相继进行了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常设机构。尽管从人员构成、战略目标、运行模式等方面来看,三国变革后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还有差异,但是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化对东北亚局势还是造成了深远影响。中日关系、朝鲜半岛问题、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架构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同时,各国国内安全问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已成为新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主要涉及领域。东北亚地区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改革是全球范围内国家安全转化和重构的一部分,未来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建设要从理论上探讨如何规避其中的官僚政治特别是小集团思维因素,在理念上要与国家安全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上要充分考虑其长期性、复杂性,并为体制变革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东北亚地缘政治变迁与中国崛起的安全环境

从地缘政治角度研究国家安全环境问题是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的民族国家永恒的主题,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问题。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是否有利,首先取决于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地缘安全环境。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与国家安全利益紧密相关,东北亚地区的中国崛起是不可遏止的必然过程,同时也是极为艰难复杂的过程,大国崛起必然也面临着“崛起困境”。哪些地缘政治关系和安全环境构成了“崛起的困境”,就成为东北亚安全环境中中国崛起的战略问题。     

是战略继承还是策略调整?——日本民主党政府东北亚安全政策述评

"战略是一个国家或政府对全局性、高层次的重大问题的筹划与指导"。[1]而政策则是"国家或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而制定的行动准则。"[2]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后,面对东北亚地区不断变化的新的地区安全环境,对于一个没有执政经验的新政党来说,其采取的各项政策在战略层面上只能是原自民党政府的继承和延续,不会因新政党上台执政而发生战略性"急变"。2011年以后,东北亚地区形势因朝鲜半岛局势、中日关系摩擦加深以及日俄在解决领土问题上的新纠纷等等,而增加了不确定性,使民主党政府的东北亚安全政策面临着新难题和新挑战,也逼迫其在安全政策上作出新调整。但这些调整仅仅是根据新形势变化作出的政策对应,多属于"策略"层面。野田首相其人、性格及处事方式的圆滑,为日本走出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局"多少会增加一些新变量。     

东北亚非传统安全:问题领域及合作模式

冷战结束后,传统安全在国际关系中的极度优先地位相对下降,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际社会带来的影响日益凸显。由于非传统安全拥有行为主体多样化、价值主体多层次、跨国性和嬗变性以及强调安全的合作性等特点,国家在该领域更易于达成合作。具体到东北亚地区,所涉及的问题领域包括金融危机、能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非法移民、流行疾病等。尽管目前该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制度化程度还不高,但由于各国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等方面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东北亚国家必将通过现实可行的制度设计来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紧密合作。     

区域经济一体化时代的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使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大发展的时代要求,我们必须积极探索21世纪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新途径。在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模式选择上,应该遵循时间上的渐次性和空间上的层次性相结合的方针,首先加快中、日、韩3国的制度性合作,使之成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核心和先导,然后再向全区扩展。当然,只有充分利用好各种有利因素,才能使合作展现出光明的前景。     

中亚安全形势的变化及其影响

2014年以来,中亚安全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塔利班频频越境袭扰,"伊斯兰国"不断向中亚渗透,加之跨境贩毒的有增无减使得中亚面临的安全压力不断增加。中亚安全形势变化的背后有着较为复杂的原因,其中既有美国对中东和阿富汗政策调整的因素,也有中亚国家自身政治经济军事体制转型过程中诸多问题的反应,此外还与中亚地区复杂的历史和民族问题有关。中亚安全形势的变化不仅迟滞了中亚国家的社会政治转型进程,还对参与该地区博弈的俄美欧等大国,尤其是对俄罗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及即将实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也带来了较大的挑战。虽然目前中亚安全形势总体上仍在可控范围,但是中亚安全问题解决的前景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中短期内中亚的安全形势难以大幅改观。未来,我们必须要从多边、双边和个人等多个层面入手,加强国际合作,以有效应对中亚安全问题对中国的威胁。     

论中国在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作用与对策

东北亚地区既是中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重点地区,也是难点地区。鉴于东北亚地区各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和经济实力,中国应该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发挥关键性推动者的作用。以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建设合作促进经济合作、以深化双边合作促进多边区域合作、以次区域开发合作促进整体性的区域经济合作、以具体领域的合作促进全面的经济合作等,是当前中国推动该地区经济合作的最佳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