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

我国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规定得过于简单,实践中关于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债权、无效合同所生请求权、分期履行之债、合同解除后所生请求权等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却是十分复杂的,理论界争议颇多,实务界做法不一,确有明确之必要。     

浅析未确定履行期的债权诉讼时效的开始

未确定履行期的债权,其诉讼时效从何时开始计算,因最高法院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导致理论界争议不断,审判实践中做法各异。综合起来大概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其时效应从债权债务关系成立时起算。     

谈谈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问题

诉讼时效是债权人怠于行使权利的状态持续到法定期间 ,其公力救济权归于消灭的制度① 。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问题在我国立法中实质上还未确立下来 ,而该问题恰恰是正确适用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关键 ,直接影响到时效期间届满的时间 ,关系到当事人的利益。因此 ,正确界定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 ,意义重大。本文以为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权利人能够行使请求权开始起算 ,并具体分析了部分复杂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问题     

诉讼时效期间起算问题的实务和理论探析

我国民法在诉讼时效期间从何时起算问题上,是以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时为起算点,而“知道或应当知道”在立法设计上不甚周详,在司法实践中面对情形各异、新类型案件迭出不穷的状况更加显得捉襟见肘。本文结合有关案例,指出我国司法实践中时效起算问题上存在的诸多困惑,在研究分析有关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的各种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诉讼时效期间起算问题进行探讨研究。     

无效合同诉讼时效问题探析

针对无效合同诉讼时效的争论焦点，文章论述了确认合同无效不应受诉讼时效限制的原由，并对部分相反观点作了评述。在合同被确认无效后赔偿损失、返回原物等请求如何适用诉讼时效，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论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的转换及适用

保证合同是主债权合同的从合同，从主、从合同整体角度分析，存在着主合同诉讼时效、保证合同诉讼时效、保证期间三种时限，本文试图以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为线索对三者的转换、适用关系加以讨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转换、适用的立法建议，以期对我国保证担保法律实践有所裨益。     

劳动者依据欠条主张返还工资能否适用两年的诉讼时效期

正争议焦点:劳动者针对有欠条的工资能否主张劳动报酬返还的债权请求权并要求适用2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甲公司基本案情:甲公司于2006年6月21日成立,甲公司成立后,李某即担任公司副经理职务,且拥有公司的股份。李某与甲公司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曾经签订有《欠发公司员工工资通知单》,其中写明甲公司拖欠李某工资10600元,甲公司承诺于2007年9月17日之前给     

浅论诉讼时效的起算问题——由一起案例引起的思考

在民事诉讼中,诉讼时效问题往往成为案件的争议焦点,诉讼时效是否届满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权利能否受到法律的保护。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正确理解法律规定的“知道”和“应当知道”,从而准确判断诉讼时效的起算点。     

确认无效合同应受诉讼时效期间的约束

关于无效合同是否有诉讼时效的问题,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之间对此争论不休,我国的合同法对此也没有相关规定,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适用的标准也不一致。从现行合同法对无效合同的规定、确认无效合同应受诉讼时效期间的约束,以及无效合同诉讼时效的起算期间等几个方面对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进行分析,确认无效合同应受诉讼时效期间的约束。     

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刍议

我国法律对于主张合同无效的权利没有作出时间上的限制 ,本文从无效合同及诉讼时效制度功能权衡、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利性质及其与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的关系来论证了请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利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劳动争议案件起诉时效辨析

劳动争议案件起诉时效,是实际工作中常被弄错的一个法律概念。人们往往把劳动争议的仲裁申请时效,看成是起诉时效,结果许多案件在程序上得不到应有支持。在对劳动争议起诉时效无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应综合各方面情况,适用民事案件的起诉时效。     

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应付二倍工资之诉讼时效探讨

通过分析《劳动合同法》第82条及相关法律条文的立法原意及其基本法理,可以认定“视为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即是用人单位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起始时间,劳动者主张二倍工资的诉讼时效从“视为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计算,也可以认定加倍支付的“工资”即为劳动报酬,诉讼时效从劳动合同终止之日起计算。这符合我国劳动立法的目的和基本价值。     

论惩罚性赔偿金额的上下限

惩罚性赔偿作为英美法系一项重要的制度，经过长期的发展而日益完善，并影响到包括大陆法系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司法实践。我国在相关的法律文件中也开始确立这一制度，并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规范作用。但是任何制度都应与一国的国情相适应。建立合理的惩罚性赔偿金额的上下限额，是在我国建立这一制度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合理的惩罚性赔偿限额可以指导法官的裁判、发挥制度的功能以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惩罚性赔偿金额的限额，应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社会经济文化并比较参考其它国家已有的经验。     

合同转让制度中权利义务责任的平衡观

合同转让包括合同权利的转让与合同义务的转让。合同债权转让不应以通知债务人为生效条件,以出让人与受让人达成转让合意为条件才符合合同法的基本原理,通知债务人是出让人转让债权的附随义务。在债权双重让与时,由于债权请求权属性与物权的不同,无法通过公示制度保护第三人利益,唯有强化受让人的注意义务才有助于实现当事人之间权益的平衡。合同义务的转让主要包括免责的债务承担与并存的债务承担,并存的债务承担在实务中的界定是较难把握的,免责的债务承担第三人承受移转债务负有给付义务。     

行刑时效制度的立法建言

我国现行刑法典中只规定了追诉时效制度而未规定行刑时效制度。行刑时效制度的正当化根据是正义与合目的性 ,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行为人已经改善 ;刑罚一般预防的目的已不可能实现 ;社会秩序复归平稳 ;社会正义。行刑时效的各项制度内容均应以行刑时效的根据为根据。在对行刑时效根据和制度内容有充分认识的基础上 ,现行刑法典中应增设行刑时效制度     

论《鹿特丹规则》中的无单放货问题

在当前的海运实践中,无单放货现象普遍存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鹿特丹规则》改变了过去将凭单放货作为承运人一项强制性义务的做法,反而允许承运人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无单放货并无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此种新规定有其积极的意义,但也存在着诸多不成熟和不完善之处。在这一问题上,我国应保持谨慎的态度,切不可盲目移植《鹿特丹规则》中的新规定。     

不作为犯罪中先行行为范围比较研究

刑法意义上的先行行为是指在行为人自己的行为使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处于危险状态时,行为人负有排除危险或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行为。先行行为可以是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但不能是犯罪行为;先行行为既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先行行为不属于刑事归责的义务,不必考虑其是否有责任或无责。     

“共同约定行动”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调研与思考

“共同约定行动”在协调企业劳动关系方面显现出强大的活力，是企业、职工双方应对金融危机调节劳动关系的特色举措。总结这一活动成功的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危机过后建立长效机制，使“共同约定行动”更加深入有效的持续开展，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和谐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道德与刑法有限性的关系——也谈见危不救应否成罪

刑法包括犯罪和刑罚两个部分,因此刑法有限性包括刑法范围的有限性和刑罚发动的有限性两个方面。一个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与该社会的刑法范围成正比,而与其刑罚的严厉程度成反比。从这个结论出发,结合我国的整体道德现状,目前在我国刑法中设立“见危不救罪”的时机尚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