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订阅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月刊)

及时公布司法解释全面公开信息资料刊载各类典型案例指导法院审判实践《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开介绍我国审判工作和司法制度的官方文献,由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主办,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公布司法解释、司法文件、裁判文书、典型案例及其他有关司法信息资料的法定刊物。《最高人民法院会报》的主要内容包括重要法律、司法解释、司法文件、司法统计、任免事项、文     

欢迎订阅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月刊)

及时公布司法解释全面公开信息资料刊载各类典型案例指导法院审判实践《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开介绍我国审判工作和司法制度的官方文献,由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主办,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公布司法解释、司法文件、裁判文书、典型案例及其他有关司法信息资料的法定刊物。     

检法联合解释的价值与完善

检法联合解释在解决法律解释冲突、完善司法解释体制、提高司法解释效率上具有重要价值,实践中存在多种形式。这种做法存在法律依据不明确、制定程序、创制方式有待规范统一、形式规范性略显不足等缺陷,应通过立法明确联合解释在司法解释体制中的法律地位,规范其制定程序、统一创制形式、加强司法审查和法规清理。     

论通过司法程序制定公共政策——兼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模式的转型

司法过程的性质和不断涌现的现代型诉讼决定了现代法院不仅履行传统的纠纷解决功能,而且有必要承担制定公共政策的功能。尽管该功能已经引起我国许多学者的关注,但是他们往往更加在意公共政策本身的合理性,而很少关注公共政策形成过程的正当性。总结现代法治经验,无论是直接解释或创制法律,还是在裁判结果中间接表明公共政策倾向,现代法院都遵循在司法程序的轨道内制定公共政策。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制定公共政策,不仅违背了司法权的行使方式,而且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原理相悖。有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应该放弃现行的司法解释方式,在改革现行两审终审制的情况下确保其通过司法程序制定公共政策。     

指导性案例:公共政策的一种表达方式

指导性案例由于特有的"应当参照"之价值,由指导性案例裁判理由衍生而来的裁判规则自然拥有了一般性效力,其发布者——最高人民法院的社会功能自然得以彰显,首先形成的是司法政策,之后会直接或间接改变社会利益格局或参与社会资源的分配,即参与公共政策之决策。法律体系的初步建成、成文司法解释自身弊端备受诟病等因素,以及自身符合司法权运行特质的优势,发布指导性案例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参与或创制公共政策的主要方式成为可能。指导性案例对公共政策发挥影响力,可以作三维度分析:最低层次为政策澄清,第二层次为政策发现,最高层次为政策制定。     

论我国法院公共政策创制功能的建构

在现代西方国家,法院通过违宪审查、创造判例和法律解释三种方式发挥着重要的公共政策创制功能。而在我国,法院无权进行违宪审查和创造判例,同时也不享有法律解释的垄断权,因而法院的公共政策创制功能还比较脆弱。要建构我国法院的公共政策创制功能,就必须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违宪司法审查制度和判例制度,并赋予法院在法律解释上的垄断权。     

最高人民法院如何应对地方立法适用冲突

法律冲突是司法实践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法院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是应对地方立法适用冲突的重要参与主体.通过考察相关司法实践可以发现,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地方立法适用冲突,在时间上经历了动态转变过程,在对象上呈现出不同的评述类型.最高人民法院在应对地方立法适用冲突过程中,借助制度规则、司法解释和司法文件、司法案例等基本方式,通过激活选择适用权明确权力基础、创制裁判规则强化供给、多元化司法技术应对审判压力和风险等策略选择,总体上维护了法制统一原则.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应对地方立法适用冲突的具体实践在权力基础、制度规范和程序运作等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应当在能动主义与自我克制、原则性与灵活性、立法监督与司法审查等理论逻辑之间应对地方立法适用冲突.     

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功能之考察

案例指导制度是指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确立、颁布对全国审判、检察工作具有指导作用的案例的制度。案例指导制度具有创制规则的功能。案例指导制度与司法解释制度是相互独立存在的司法制度,两者的功能都是为司法活动提供裁判规则。案例指导制度与我国古代法中的"例"在功能上存在较大的差别:前者是以案例的形式提供裁判规则,具有较强的行政性;而后者是以规则的形式提供裁判规则,具有较强的法律性。     

我国法院司法解释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的抽象司法解释尽管具有其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合法性,但这种不以个案为背景的司法解释存在诸多问题.在域外,由最高法院制定抽象司法解释的做法极为罕见.司法解释是司法过程的必备环节,但司法解释不能脱离个案,脱离个案的抽象司法解释有侵犯和僭越立法权之嫌,且与立法机关“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性立法形成恶性循环.考虑到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最高人民法院的抽象司法解释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但应尽量抑制和减少抽象司法解释活动,加大指导性案例的供给,并允许地方高级、中级人民法院遴选和确定指导性案例,此外还应该肯定法官针对个案的法律解释与法律续造权力.     

论司法统一与案例指导制度的完善

为加强对司法审判工作的指导，弥补立法和司法解释的不足，确保司法统一，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公报》上定期发布指导性案例，供各级人民法院参考。稍后，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庭室开始选编出版各种形式的连续性案例汇编，以指导下级法院特定领域的审判工作。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1999～2003）》（即“一五纲要”），明确规定从2000年起，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适用法律问题的典型案件予以公布，供下级法院审判类似案件时参考。     

医疗损害赔偿诉讼难题及审判对策

《侵权责任法》第七章留下诸如当事人选择、案由确定、医疗过错和因果关系判断标准、病历证据属性、鉴定体制等许多实践操作的难题。对这些司法实践难题的解决．最高人民法院目前已经出台了部分司法解释,但实质性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有一个过程．在司法解释尚未出台之际,地方高级人民法院针寸当地的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可以因地适宜出台地方司法审判指导文件。我们现在看到的浙江、江苏、上海、北京四个省市的地方审判指导文件,解决了各地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的一些难题,在制度上有创斯之处,且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地方司法审判指导文件的出台,既解决了当前地方上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审理的困境．也为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积累经验。     

论司法解释的合法性控制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1是我国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合法性如何实现是重要的法治乃至宪治命题。作为事后监督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有其固有的局限性。以系统论为研究范式,超脱备案审查视角,将司法解释的制定、实施、监督视为一个系统,是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经由合法性控制的三个子系统,即制定过程中的预防违法、实施过程中的避免适用违法以及监督过程中的消除违法,可发现不同主体在各子系统中承载各自独有的功能,相互沟通、对话,使得司法解释在流动的系统内实现合法性。这一发现不仅对司法解释的合法性控制有指导意义,还对法律及其以下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控制具有借鉴意义。     

埃及违宪审查制度研究

埃及的违宪审查属于专门机关审查模式,由最高宪法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最高宪法法院在行使违宪审查权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吸收和运用了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宪法监督制度方面的成功经验。同时,将国际人权条约、非洲人权公约等国际人权文件所规定的人权保护条款与埃及伊斯兰的传统相结合,扩大了埃及宪法在人权保护方面的作用。     

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宪法解释的创造性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具有创造性,其主要表现在司法审查权、三重审查标准、选择性吸收理论、推翻先例和创造新的公民权利等五个方面。原旨主义和非原旨主义都会达至具有创造性的宪法解释,原旨主义具有天然的民主合法性,有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会以原旨主义来掩饰它们具有创造性的宪法解释。宪法解释的创造性是一把双刃剑,有积极性的一面也有消极性的一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曾经也将永远具有创造性,只有如此它才能为宪法提供与时俱进的新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裁判、司法解释的法律地位

The decisions and the legislative interpretations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China can be considered as a part of Mainland China’s customary law, and carried by decisions an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Customary law is the very source of its normal force and they are supposed to be an informal source of the law for they have the required characteristics for substantiating customary law. Accordingly, the legislativ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and decisions of the Supreme Court that are qualified to be promulgated in the Gazette of the Supreme Court should be standardized by the requisites of customary law and have the quality supposed to be universally fair. Cao Shibing is a senior judge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China majoring in civil law, and he was awarded the doctorate of law b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ill now, he has published an amount of academic works, for instance, On Anti-monopoly Law (1996), Resolve of the Problems in the Suretyship Law of China and its Prospect (2001), On Insolvency Law of China (2003), and his translated book in Chinese (1998) —The Death of Contract (originally written by Grant Gilmore in 1995).     

Subsidiarity and 'Arguability':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Case Law on Judicial Review in Asylum Cases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case law on judicialreview in asylum cases is not entirely consistent. However,it can be interpreted as consistent if two presumptions areaccepted. First, that, as the Court's role should be subsidiaryto that of domestic courts, domestic judicial review shouldat least be of the same quality and substance as the EuropeanCourt of Human Rights’ review. Secondly, that the Courtdistinguishes between arguable and non-arguable cases not justin the context of Article 13 ECHR and of the admissibility ofapplications, but that this distinction is central to its entirecase law about the asylum procedure. This analysis results ina coherent doctrine on deadlines for submitting evidence, theburden of proof, the intensity of judicial review, and suspensiveeffect. If the Court understands its case law in this way, itcan prevent it from becoming, in some respects, a court of firstinstance.     

公共政策与最高人民法院的角色——以关于汶川、玉树和舟曲的通知为分析对象

最高人民法院在一系列的司法文件中形成了关于社会环境因素、管理因素和价值因素的公共政策。最高人民法院回应公共政策有非常状态的应对、社会改革的诉求、政法传统的延续等现实和历史的原因。从公共政策视角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在与公共政策相互关系、价值追求、司法哲学等角色定位方面都呈现出一些新趋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探索

最高人民法院从司法审查引发出对无效行政行为制度的探索,虽没有使用“自始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和“无效”等概念,却在民事诉讼领域形成了有关基础行为的构成要件,在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中形成了重大明显瑕疵的类型化和明显性判断标准,并形成了排除具有重大明显瑕疵行政行为公定力、相对人拘束力和司法强制执行力的无效行政行为制度雏形,为我国今后立法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从最高人民法院的探索轨迹及其重大明显瑕疵的类型化,可以发现无效行政行为规则的鲜明中国特色,司法的制度生成意义和生成机制。     

陕甘宁边区判例汇编考略

判例汇编,是指将审判实践中形成的典型案例进行系统地整理和编纂,用以规范和指导司法审判的活动。陕甘宁边区时期,边区政府与边区高等法院针对边区实际,将司法机关在审判实践中形成的典型判例进行汇编。判例汇编的倡导者是边区政府,而具体实施者是边区高等法院。边区制定法不完善、司法队伍建设不能满足司法审判需要、人民群众文化素质低、观念落后等社会原因促使了边区判例汇编的形成。边区判例汇编具有分类汇编与共性概括汇编相结合、正反判例相结合等特点。边区判例汇编作为典型案例的集合,具有总结边区司法审判经验、提升边区司法审判人员素质、补充边区制定法不足、减少诉讼及化解社会矛盾等重要历史价值。边区判例汇编虽然有形成仓促、汇编形式略显粗糙等缺点,但这种方式却有力地促进了边区的法制建设。     

民事证据的若干问题——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对证据问题作出的司法解释尚存在着一些不足 ,有待明确、补充和修正。应当把法律要件分类说作为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 ,同时对按照此原则不能得到公平结果的少数情形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对于某些疑难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 ,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以批复形式解决 ;应当采用较高程度的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对于已经刑事或者其他民事判决确认的事实 ,应当按照不同情形 ,认定其在后诉程序中对于事实证明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