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管县”的困境与“省管县”改革的可行性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市管县＂体制已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各种弊端,与此同时,＂省管县＂改革已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并在不少地方开始试行。推进＂省管县＂改革应以经济和财政领域的强县扩权和县财省管为突破口,以行政区划调整为前提,以明确省、市、县的职责权限为关键。     

省管县建制模式研究——以浙江为例

二十世纪80年代初,为推进城乡经济共同发展,我国开始实施市管县行政体制.这一体制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有其合理性,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其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本文在揭示现阶段市管县体制弊端的基础上,从浙江实际出发,分析了浙江改革市管县和实行省管县体制的可行性,并对其改革路径进行了思索.     

省管县体制改革中的管理幅度研究

市管县体制下,省级政府的管理幅度偏小,而省管县体制改革将使省级政府管理幅度明显扩大。未来影响这一管理幅度的主要因素有:省、市、县政府数量和管理规模;省级政府职能范围和能力大小;县(市)政府治理能力和权力运行状况;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信息技术和交通设施建设水平。可以从改革行政区划、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县政建设、发展社会经济、改进管理工具等方面入手解决省级政府管理幅度过大的问题。     

省管县体制改革:实践与理论的理性推进

市管县体制的负面效应和历史局限性在我国经济领域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日益凸现,并最终成为全国各地推行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元动力.归纳总结当前省管县体制的改革实践经验及综合分析国内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可以理性认识省管县体制的改革实质及改革障碍,进而有针对性地探寻理性推进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对策与建议.     

对“省管县”热潮的理性反思

省管县成为近年来政府改革热议的话题,在过去市管县体制中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即地方行政层级过多,使得政令的上传下达走样,降低了行政效率、增加了行政成本;地级市截留县级政府的财政,束缚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市区的扩张导致城市虚化现象严重等问题,但其实这些问题并不能成为支持省管县的理由.“浙江模式”将省管县体制改革推向高潮,但是浙江省在省管县改革中有着地理、县域数量的优势;私营经济充分发展的优势;以及长期实行省管县的政治延续性的优势,这些优势都是其他省份所不具有的,所以“浙江模式”并不能被复制.在省管县的改革落实以前,还有区域划分、财税改革以及司法改革的问题,而这些前提其实是与省管县改革相悖的.通过对省管县热潮的理性批判,笔者再次证明市管县体制不能废除.     

省管县改革的相关问题分析

改革现行的“市管县”体制，推行“省管县”，近期又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热点，这主要是基于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的最新提法的激发。其实，不仅相关的民间呼声已经有多年，而且不同方式的现实探索也早在许多地方开始了。如海南省从1988年建省之初，就坚持推行了“省管县”体制，被称为“海南模式”。     

基于城市带动农村设想的市管县体制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初期,基于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设想,我国开始推行市管县行政体制改革,随之市管县发展成为我国主导性地方行政体制。然而,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这一在计划体制背景下形成的制度安排,其制度预期已基本落空。究其根源,这一制度设计没有考虑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所处的现实阶段,而完全以行政方式推行,不仅不可能实现"以城带乡"的预期目标,反而会加剧城乡之间的矛盾。     

基于省管县改革的行政区划调整

行政区划的调整和优化是省管县改革的题中之义和必要配套。任何国家的行政区划都在批判借鉴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沿革而来。我国当前行政区划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省管县改革过程中的管理幅度问题非常突出;省级政区的规模过大和差异悬殊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行政区划层级过多而且政区名称比较混乱;政区边界尤其是省界的犬牙相入破坏了行政区和地理区的完整统一。基于省管县改革的行政区划调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渐进展开：适度增加直辖市数量;逐步划小面积过大省区;积极探索新的设市模式;渐进整合县级政区。     

稳步推进“省管县”

"省管县"是近几年来行政管理体制中最受关注的改革模式,现已在全国范围内试点。在应对金融危机,扩内需、保增长的新阶段     

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地方行政领导体制——对浙江"省管县"体制绩效的实证研究

不少研究者都将市管县体制的主要弊端归结为制约了县级政府发展县域经济的行为、活动能力.而要对政府的行为、活动能力进行量化分析,必然要涉及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问题,即在省管县体制下,县级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应相应扩大.但是样本数据的检验结果却正好与之相反:实质上的省管县体制不但没有相应扩大浙江县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呈一种负相关关系.虽然浙江实质意义上的省管县体制的确将更多的财政资源留在了县级地方,但由于在转变政府职能和官员政绩观、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方面卓有成效的工作,县级政府已经逐步迈向资源所有者和行政管理者同一身份的分离,政府已相对较少地参与经济生产过程、从事直接投资活动,因此,县级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不升反降.对于未来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无论具体措施如何,都应以构建与市场经济大背景相适应的公共服务型政府为基本的价值取向,避免计划经济思维的干扰.     

关于普通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思考

长期以来我国普通高校不招收成人入学的作法,使成人丧失了完成普通高校学历教育的机会,不利于成人高等教育的发展.普通高校招收成人入学,既可开辟成人高教的新途径,又可促进自身的发展.     

金融抑制 金融深化 金融约束——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启示

金融抑制、金融深化和金融约束作为金融发展的战略,在金融改革的不同时期发挥着作用,但也有其局限性.我国金融体系改革应确定以金融深化为改革的终极目标,金融管制与金融深化相结合作为金融改革的有效方略,以金融约束为必要手段,协调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选择与经济发展相适宜的汇率制度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重点.     

金融危机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思考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呼声由来已久,本次金融危机再次暴露出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重大缺陷：美元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垄断与霸权地位,现行国际金融组织体系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现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等。因此,要改造和重塑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打破美元的垄断霸权;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完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     

关于我国财政国库制度改革的探讨

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已经确立了以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系为目标的财政发展思路,并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财政制度的基础上,与国情相结合,逐步推进中国财政体系的改革。在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过程中,政府的财政国库制度是毋庸置疑的核心环节,也是提高财政效率的基础和出发点。总之,对于我国财政国库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和总结,将有助于这项改革沿着有效的路径展开。     

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任务。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 ,要求我们充分认识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把握十六大提出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认真研究和探索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积极稳妥地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工作的顺利开展。     

推进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战略性思考

入世后，我国要建立既保持中国特色，又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行政管理体制，就必须进行改革。因此，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公共行政体制；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是建立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体系；我国政府依法行政的目标是全面建立法治政府，我国是提高政府的服务质量，就必须建立以公民权利为基础的服务型政府。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行政体制改革是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深化的一项重要改革。但传统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使经济发达镇长期处于责大权小、"人大衣小"、"脚大鞋小"的尴尬境地,严重制约了经济发达镇自身的建设与发展。因此,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在试点基础上,进一步从城市规划、机构改革、关系理顺、政策配套方面加大改革力度,为经济发达镇健康、有序、快速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中国的金融开放与金融改革

金融全球化是新世纪金融发展的大趋势 ,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面临进一步的金融对外开放 ,这是在金融全球化面前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中国的金融对外开放已经走过了一定的路程 ,但中国金融市场目前在许多方面还没有与国际接轨。伴随中国入世 ,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 ,中国金融体制面临重大挑战。加快金融对外开放 ,以开放促改革 ,并在改革中化解金融风险 ,已成为新世纪中国金融体系真正融入世界金融体系的战略选择。     

税制改革与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国家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一种普遍制度。联邦主义既是一种关于联邦的政治哲学，也是关于联邦的政治秩序。财政联邦主义是联邦主义政治哲学理念在财政领域的提出，是宪政实践的产物。我国的分税制改革并没能有效地解决各种积弊，反而带来了新的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于是新一轮税改被提上日程，而财政联邦主义的引入亦是必要的选择。     

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金融监管构架改革

"次贷危机"引发了美国对其金融监管体系及其监管理念的反思.美国现行"双重多头"金融监管体系存在多头监管、监管疏漏和监管失控等缺陷.金融危机的恶化进一步暴露了美国监管体系的内在缺陷.<现代金融监管构架改革蓝图>详细地阐述了美国金融监管构架改革的短期、中期、长期的目标和途径,并折射了美国金融监管理念从机构导向监管向业务导向监管转变、从监管局部性风险向监管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转变以及从规则导向监管向目标导向监管的转变,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