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视阈中的美国联邦主义释义

美国的联邦主义不但是一种联邦与州分权的国家结构形式,而且是规范联邦、州与地方政府关系的一种政治哲学。地方政府在美国联邦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有着特殊的意义。殖民地时期的地方政府曾孕育了联邦主义思想;联邦主义正式诞生后最先被用来规范联邦与州的关系,这便是二元联邦主义,其中看不到地方政府的影子;后来为了消除种种治理危机,美国的政治家们尝试践行了多种联邦主义,其中包括相互依赖的联邦主义、新联邦主义和竞争的联邦主义,地方政府回到了联邦主义政治哲学中。与刚性的联邦主义政治制度不同,联邦主义作为一种处理不同层级政府间关系的政治哲学具有一种与时俱进的特性。     

试论规模困境与联邦主义

小国自由民主 ,但却因弱小而易被外国势力灭亡 ;大国繁荣强大 ,但却易出现专制腐败而灭亡。如何把国家之大而产生的好处与国家之小而产生的好处结合起来 ,解决规模带来的困境 ,联邦主义“运用许多共存的、相互交叉的政府单位”提供了解决的方法 ,既有统一的联邦 ,又有自治的州和各级地方政府 ,在自由、活力与统一、秩序之间达到了平衡 ,使美国“既像一个小国那样自由和幸福 ,又像一个大国那样光荣和强大”。     

论英国“新地方主义”的特征和路径选择

"新地方主义"是对英国中央集权体制下地方自治权发展的新的诠释,主张中央政府下放管理权、给予地方政府限制性自由裁量权和"赢得的"自治权,鼓励发展地方公民的参与性治理。"新地方主义"理论和政策融合了英国中央主义和地方主义两种传统,呈现为英国地方自治新的发展趋势。     

美国联邦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联邦制是美国的基本国家制度,核心是联邦和州之间的平行关系,是在一个国家内部法律上的相互基本独立,互不隶属,但联邦的法律高于州及地方法律,尽管联邦政府地位不高于州和地方.两百多年来,这一基本国家制度没有改变,但联邦制度内联邦与地方的关系则随着国家经济、政治、科技、社会、文化、观念一直在调整和演变.联邦制度的核心是联邦与州的法律关系,同时也包含组成联邦之间的州与州的关系,州与地方的关系,联邦、州及地方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美国联邦制度的建立和维护基于美国宪法的规定,同时最高法院的相关判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可以说,美国联邦制的建立和保持,既是宪法“写”出来的,也是最高法院“判”出来的.     

州际协定--美国的政府间协调机制

在当代美国的新联邦主义背景下,州际协定已经成为实现州际合作和解决州际争端的最为重要的机制。它产生于殖民地时期,用于解决边界纠纷。后来,为了解决州际资源的分配和城市规划的协调,它又被广泛运用并使之得到进一步发展。州际协定的广泛运用,又影响到了联邦政府的权威,使得联邦政府积极参与其中,形成了联邦与州之间的协调机制。     

美国地方政府的法律和政治制度

美国地方政府实行高度自治的政治制度,这是美国联邦制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体制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美国地方政府自治要受到联邦宪法和法律、州宪法和法律的控制.州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受到狄伦原则的影响,该原则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州有不同的理解.这些共同构成美国特色的地方自治政治和法律制度.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及政府间关系分析模式概述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体系根植于西方国家长期的民主政治和地方自治实践及经验总结,政府间关系分析模式业已突破传统单纯关注中央——地方二元结构的思维局限,逐渐发展成为多元主体相互影响下的网络体系,同时融入其他学科的理论假设进入分析框架。     

加尔文主义对美国政治观念的影响

加尔文主义作为一种神学体系,和其他的神学体系一样,都包含着对世界和人性的看法。而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人性观决定了现实中对政治模式的选择。美国政治观念中的"权力制约"、"有限政府"、"地方自治"等观念都基于一种对世界和人性的判断。最初到达新大陆的美国殖民者和美国制宪先贤们很多受到加尔文主义的影响。因此,加尔文主义和美国的政治观念之间存在重大关联。加尔文教派在美国实行的长老制和会众制(公理制教会)治理方式,构成了美国政治制度中代表制和分权政府的社会基础。美国历史学家班克罗夫特甚至认为,加尔文才是真正的"美国之父"。     

社群主义对权利伦理的超越

社群主义是一种坚信人的社会性、毫美性的学说，这一学说坚持社群优先于自我和个人。围绕权利与德性的关系，社群主义对新自由主义倡导的“权利优先于德性”做出了批判，并提出了“德性优先于规范”的主张。在道德运行的机制和目标上说。新自由主义权利伦理与社群主义伦理具有各自的合理性。     

美国宪政主义与管理主义钟摆式运动轨迹及思考

美国公共行政发展过程中宪政主义与管理主义相生相伴,呈现持续动态的钟摆运动。其源头来自联邦主义与反联邦主义的分歧,钟摆轴心是宪法的权力分立精神,根源在于政体的制度设计,目的是追求好的秩序,并不存在独立的普适的行政模式,二者应互补共生。     

奥巴马主义:美国外交的战略调适

过去六年中,奥巴马政府经历并处理了反恐战争、重返亚太、利比亚和叙利亚内战、朝核和伊核、核安全等诸多重大外交安全问题,奥巴马总统在这些问题上的外交安全政策呈现出清晰的内在逻辑,此即奥巴马主义:谨慎使用武力,拒绝人道主义干预;善用美国影响,倚重多边外交;管控危机而非解决危机;分清轻重缓急,优化资源配置。美国对国际安全环境的认知是奥巴马主义产生的国际背景,趋于"厌战"和"内向"的国内公众舆论是奥巴马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优先关注国内事务而非外交则是奥巴马主义产生的国内政治背景。奥巴马主义所展现出的战略收缩或者战略克制在历史上不乏先例,它也同样引发了美国国内有关美国是否衰落的讨论。究其实质,奥巴马主义可谓美国适应国际政治新常态的战略调适,其对美国和世界的影响都将是深远的。     

孙中山均权制思想述略

<正> 孙中山先生在长期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上,不仅有着丰富的革命实践,还就创立民主的国家和建立“全能”的政府,提出过诸多政治设计。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上,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是均权制。按照他自己的解释,就是“凡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划归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质者,划归地方,不偏于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孙中山均权制思想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还是联邦制的倡导者。有鉴于中国数千年来饱受专     

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提升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以民主主义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第一人。他不仅指出了传统“家族”、“宗族”等凝聚体的局限,还提出了“国族主义”和“用民族精神来救国”的主张,并致力以近代政党和民主政府作为凝聚全民族的新政治核心,从而与时俱进地抓住了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关键。     

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与“毛主义”道路

尼泊尔终结君主专制成立联邦共和国，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在经历武装斗争后获得大选的胜利，其领导人普拉昌达当选为首届总理。这表明“毛主义”式的武装革命仍会成为现存世界的一种合法性存在。尼共（毛主义）运动能在尼泊尔政治变革中扮演重要角色，这有其特定的经济、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其革命道路尽管从“毛主义”中得到启发，但它强调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和尼泊尔的具体革命实践创造性地相结合，它主张同时用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两个手段实现党的目标，并最终实现从武装斗争到议会政治的转型。     

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理论与利益的复合博弈

作为美国公共行政学的两大主体流派,管理主义和宪政主义的博弈自美国建国之初就已初现端倪。威尔逊的研究使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确立,他所确立的“公法执行”的学科定位同时奠定了管理主义作为公共行政理论发展主流的学科地位。而宪政主义正是不满于公共行政的执行地位以及公民资格的弱化而与管理主义的公共行政观展开了复杂的博弈,管理主义和宪政主义博弈的背后不仅仅是“效率”与“公正”的对立,还深刻演绎着理论阵营发展与现实利益发展的矛盾。     

美国民法与宪法的关系

各国宪法都将保障公民的民事权利作为核心内容。如何将宪法保障的公民民事权利具体化、规范化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国家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前者采用民法典方式 ,而在实行判例法主义的美国 ,民法属于州法 (包括州的制定法 ) ,其主要表现方式是各州的判例法。在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之下 ,各州都有自己的宪法和法院 ,以及以判例法为中心的“民法”。许多在大陆法系国家适用民法调整的纠纷 ,在美国则被划入州法的调整范围 ,而且原则上也是由州法院对这些纠纷进行裁判。在美国 ,某一民事案件经州法院一审、二审之后 ,还可以向州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探析

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论述,对转型时期如何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和当代的社会历史环境以及政治、经济的发展趋势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必要的中央集权和在中央政府有效控制下的地方适度分权相结合的关系,在体制模式选择上乃是实行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混合体制.     

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双重维度

我们需要思考，要如何推进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威权主义政治形态下的国家治理学术研究来看，我们的话语权基本被垄断，少有创见。在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两个维度的国家治理经验方面，可分别归纳为“代理型地方发展主义模式”和“运动式治理模式”，前者主要是中央政府“做对了激励”；后者主要是各级政府普遍使用“地方国家统和主义”的做法。未来国家治理不能回避四个问题：大国如何治理？为了什么而竞争？在地方上谁代表国家？社会治理如何创新？答案是将中央与地方实践性分权的动态博弈过程回归到法理型权威治理和制度化分权的轨道上来，赋予地方治理大胆实践创新的空间与能力；在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关系中改变地方性的政府统合主义途径，激活体制改革红利，释放社会潜力与活力，实现赋权增能双赢发展。最后指出，通过做好的社会科学研究，赋予国家治理实践理论指导，大有可为。     

价值多元与政策稳定:以美国教育券政策僵局为例

价值多元是复杂社会的基本特征,政府对多元价值所持的态度,直接影响着政策的发展方向。本文以教育券政策僵局为例,解释了美国民主制度下,价值多元是如何导致新政策立法僵局,从而实现原有教育政策的稳定性。联邦主义的三权分立、联邦和州的分权,是美国民主的制度保证。在这种制度环境下,政府对民众多元价值的包容、民众对政府权力的约束、不寻求某种绝对性,成为美国联邦政府政策制定中的指导性准则,它保证了联邦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类似教育券政策的立法困境,表明了联邦政府没有采取一种强硬的姿态来推行某种价值观,也保证了州和地方在教育政策工具选择上的自主性。最终也保证了美国联邦主义制度的延续及其合法性。     

伊拉克“后重建”时期的政治转型:中央集权抑或地方自治?

伊拉克战后重建在美军撤离后,将进入伊拉克人自己管理的"后重建"时期。在后重建时期的政治转型中,伊拉克国内政治发展面临着中央集权主义势力与地方自治势力之间的严重分歧。对于建立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基础上的中央集权主义势力来说,其政治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阿拉伯国家,因此必须削减库尔德人在美国主导的战后重建时期获得的过多的自治权利,修改宪法的联邦主义性质,强化中央政府对国家的全面控制;而库尔德人所代表的地方自治势力则坚持维护已经获得的高度自治,并实现2005年宪法赋予其对石油重镇基尔库克的管辖权。双方在政治势力、领土管辖和宪法修改等方面的矛盾和冲突,不但导致伊拉克"后重建"时期政治转型的方向难以确定,而且可能再次激发库尔德人的民族分离主义倾向,并对周边国家产生负面示范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