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入于法 出礼入刑——解读儒家思想中的“礼”

《论语·为政》所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后汉书·陈宠传》有＂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礼的纲常原则指导着古代法律的制定,礼的规范也不断促使法律化、条文化。循礼守法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要求,儒家思想通过引礼入法,将具体的礼制规范引入法律,礼成为是非善恶、罪与非罪的标准。本文着重从＂礼＂的起源、儒家思想中的＂礼＂在传统法中的体现、礼与法的关系、对＂礼＂的评析,深入探索＂礼＂对古代法律的深刻影响极其现实意义。     

行贿犯罪的刑法规制与完善

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重受贿、轻行贿＂现象,要纠正这一错误倾向,应当取消特别自首制度,明确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在立案过程中的平等地位。要实现刑法对行贿犯罪的有效规制,还需完善行贿犯罪的构成要件,将贿赂犯罪中的＂财物＂改为＂不正当好处＂,将行贿犯罪中的＂给予＂改为＂提议给予、许诺给予、实际给予＂;完善行贿犯罪的刑罚配置,为行贿犯罪全面配置罚金刑,并完善行贿犯罪的资格刑,对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实施同等处罚。与此同时,行贿犯罪的罪名体系也应作出适当调整。     

从古文字看中国法律文化的思想意向

"法"、"刑"、"礼"、"德"、"律"是与古代法律活动相关的重要的古文字,它们各自代表着中国法律文化不同方面的特质,但对它们的整体性理解将获得对中国法律文化的总体风貌的把握.每一种法律文化都有自身的思维方式以及合理性基础,同时也有着自身的目的论关怀,"法"、"刑"、"礼"、"德"、"律"恰恰体现了中国法律文化在此类方面的根本特质.     

中华法系中“礼”“律”关系之辨正——质疑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某些“定论”

"中华法系"是在近代比较法研究中出现的概念,这个法系的核心价值观与根本制度是礼。但长期以来,学界在研究中将律作为中华法系的主干,而将礼束之高阁。有关礼的论述笼统而缺乏细致与具体,对礼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严重不足。正是这种几乎将礼摒弃在法研究领域之外的做法,使我们对中华法系产生了一系列误解。比如将"重刑轻民"、"以刑为主"归纳为中华法系的特点等等。在中华法系的制度构成中,律只是各种法律中的"一端",其地位与作用都远远不能与礼相提并论。但律在中华法系中确实又有其特殊性,这就是在礼的指导下,"律义"经历了一个由法而儒的演变过程。但这个过程恰恰证明了,在中华法系中占据主导与主流地位的是礼,而不是律。     

从“礼刑并用”看传统法制中的“五服制度”

标志人们亲属等级的五服制度，在以礼刑并用为立法精神的传统法制中，它兼具礼、刑两种职能。服制的制定及入律，既是礼刑并用、礼律结合的产物，反过来又促进了礼律结合的进程，体现着中国传统法制“礼刑并用”的立法精神和特点。     

研究刑法史的新篇章——简评蔡枢衡著《中国刑法史》

古代中国,礼刑并重,民刑不分,诸法合体,出礼入法,刑匡一统。中国古代法制史,实际上是贯穿着以礼刑为中心的历史。独立的刑法史与其他科学的历史一样,是研究该科学产生、发展、演化规律的历史,一般都要涉及两个基本问题,即:1.结构。是就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上层建筑的演化,还是联系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基础来写。2.如何运用、取舍和解读史料。由于年     

理性诘问：刑事和解是否是“以钱买刑”

刑事和解是西方社会比较重要的一项刑事司法制度,但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展开的刑事和解被许多人批判为＂以钱买刑＂。＂以钱买刑＂作为中国古已有之的概念与刑事和解有本质的区别。给人以＂以钱买刑＂表象的刑事和解,其实质与刑法的基本原则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其纠正了传统刑事司法的偏颇,实现了刑事司法的实然正义,是人类的一种理性选择。但为了避免刑事和解在实践中出现异化为＂以钱买刑＂的弊端,必须进行制度化和法律化的构建,从而使刑事和解的应有价值得以保证。     

论中国古代礼刑互动关系

礼与刑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两种主要社会规范。本文从礼刑互动交融关系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古代的礼刑结合过程及其原因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礼刑结合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深远影响。这一发展过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礼刑结合的实质是反映封建等级特权政治关系和封建宗法血缘家族关系的等级性社会秩序的法律化和制度化     

礼刑时代：中国法律传统肇始之基

上古夏商周作为礼刑时代，是中国法律传统的肇始之基。这段时期的礼具有道德与法律的双重属性，礼既具备了道德规范的形式，又具备法律规范的形式。其时并不存在独立于礼的法，其法律形式主要是“礼”与“刑”。礼乃行为规范，刑为制裁手段，即刑罚。刑依赖于礼而存在，囊括在礼的范围之中。所以上古夏商周，法在礼中，礼外无法，出礼入刑，这是中国法律传统礼法体系的原生状态。夏商周礼乐刑政“大统”的确立，既是中国法律传统的肇始，也是后世道统所源与“大经大法”所本。     

试论礼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的作用及成因

<正> 今天的法制是昨天法制的发展和继续。对于礼这一法制现象,我们应当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它的内容与演变,进而阐明它在整个中国古代法律中所起的作用及其成因。本文浅作这方面的尝试。一、礼的主要内容与(?)变礼滥觞于原始的宗教祭祀,但它演变为礼治观念,直至成为统治阶级安邦治民的手段,则是在宗法制度得到充分发展以后。所谓宗法,最早是为了保卫有着同一血缘关系的奴隶主大家族的政治、经济特权(特别是财产和权力再分配方面的利益)而从氏族制的基础上蜕变而来。周公制礼,“礼刑并用”,礼与刑一起跨入了西周奴隶制社会上层建筑的门槛,礼与刑相辅相成为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民刑有分、重刑轻民，礼法结合、以礼代法和行政监理司法的主要特点以及类推裁判、无讼是求．以法治吏等的特征。其形成主要受到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政治模式和思想意识四个方面的影响，因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在体系结构、价值取向和法律观念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中国古代礼法关系新论——以春秋战国至唐代为中心

中国古代的礼就是指一系列的外在礼仪规范.礼仪内在地包含了礼义和礼具,礼义和礼具正是通过礼仪才发挥了其沟通神人、规范行为、彰显尊卑亲疏男女长幼秩序的功能.礼与官制、法律等可能曾经有过共同的起源,在后世也存在某些相互的影响,但这都不能成为礼包含官制、法律等的证据.礼并不是中国古代的根本法,它不具备根本法的形式特征和实质特征,甚至不完全具备法律的特征.如果以其包含了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为由,遂认定其为根本法,则无异于将所有法律都上升为根本法,因为它们也都是以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为基础,并且体现和服务于这种价值观的.在成文法时代,礼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如果违反了,可能会招致刑法的制裁,也可能不会,甚至有时行为合乎礼的要求,也会招致制裁,其判断的标准关键在于,这种行为是否同时违反了律、令、格、式等法律规范,如果违反了,就会出礼入刑,或合礼入刑,受到法律的制裁,否则即使出礼,也常常不会入刑.在一个礼、法等规范形式已有明确分化的成文法时代,用描述传说中的西周社会的出礼入刑来概括后世的礼法关系,并不完全符合礼和法的历史实际.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辨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说（《礼记·曲礼》下）给周代“礼”、“刑”的研究工作，带来了不少混乱。略举两种对立的疏解：对于礼，郑玄注：“为其（庶人）遽于事、且不能备物，”故庶人不能行“礼”。黄氏裳提出反对的意见，他说：“周礼小司徒职民之器物，比闾共置，岂庶人之礼不备哉!王者制民之产，仰足以养民父母，俯足以畜妻子，虽夭、穷、废疾无告者，自有闾党使之相救相稠，岂是民穷而无礼哉！”对于刑，许慎说：“古《周礼》说：士尸诸市，大夫尸诸朝，是大夫有刑。谨案：《易》曰：‘鼎折足，覆公（饣束），其刑渥，凶’。无刑不上大夫之事。”孔颖达却说：“以大夫必用有德，若逆设其刑，则是君不知贤也。”（《曲礼》）过去的注疏家们只能按照自已的观点、见解，对原文作一些猜测和训诂。     

应重视“死刑”向“生刑”的等值过渡

虽然刑＂法＂的价值功能在于＂救济性＂,但刑＂罚＂则重在＂报复性＂,两相均衡,方能达到威慑犯罪的目的。展望预期的＂刑法大修＂,笔者认为,这场改革的成功点应在于解决＂死刑＂如何向＂生刑＂等值过渡。     

简析"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封建国家"一建立以来,维护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便成为立法、司法领域的首要目标和要求,维护等级特权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应有之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真正涵义在于:适用贵族的礼不适用于庶人,适用庶人的一般刑罚不适用于贵族。这正是社会阶级差别在法律地位和权利上的表现,而不能仅从其字面意义误解为庶人不适用礼,大夫一律不适用刑。     

罚金刑的配置立法

LEGISLATIONONDISPOSITIONOFPENALTYOFFINE罚金刑的配置立法是罚金刑立法方式的多样化，即罚金刑与自由刑、资格刑、管制刑立法上的组合。不同的刑罚方法之所以互相组合是由每一种刑罚所特有的质决定的；不同的刑罚方法有不同的功能特性，在惩治某一类犯罪方面有不同的独特的功效，因而我们有可能根据各种刑罚的不同特性与功能使之互相结合，取长补短，形成惩治犯罪的最佳刑罚组合，以充分发挥刑罚的功效，实现刑罚的目的。一、罚金刑与资格刑的配置立法资格剂是以剥夺犯罪人一定资格为内容的刑罚方法。立法上规定资格刑，…     

论西周时期对犯罪的治理及其当代意义

距今三千年的中国奴隶社会综合治理犯罪的理念和各项措施对于当今社会在犯罪的治理方面仍然具有借鉴意义。西周的治国模式是奴隶社会较为完备的时期,其"保民"、"明德慎罚"的立法思想与目前国家提倡的"以德治国"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其"礼刑结合"、"富之、教之、绳之以法"的综合治理犯罪的政策与我国目前追求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综合治理密切相关;其重典治吏,严格法官责任制度,以及罪疑惟轻的、提倡罚金刑等刑事政策,无不为当今天中国在治理贪污腐败,渎职罪以及刑罚适用方面的提供着思路。     

君子怀刑及其它

最近读到两本《中国法律思想史》,一为法律出版社本(以下简称《法本》),一为黑龙江出版社本(以下简称《龙本》)。对该书有些问题的提法和理解,觉得有商榷的地方,现仅就“折民惟刑”和“君子怀刑”二题,略述管见如后。关于“折民惟刑”,《法本》说:“西周统治者一再宣称:‘折民惟刑’(《尚书·吕刑》),他们的刑法的矛头所向是十分清楚的。”又说:“奴隶主贵族根据‘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原则,一贯认为‘折民惟刑’     

和谐语境下“严打”刑事政策的反思及完善

＂严打＂就是依法＂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和谐语境下对＂严打＂进行理性反思,应看到其与人权保障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以及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间存在冲突。和谐语境下＂严打＂刑事政策之完善,首先应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及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其次,＂严打＂应由政策向法律转化;最后,＂严打＂应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     

中国古代德刑轻重之争的真实涵义

<正> 中国古代政治史上争吵得最厉害的问题,要数“尚德(礼)、”“德(礼)治”与“尚刑(法)”、“刑(法)治”两种主张的争论。 争论的双方,一方主张“德主刑辅”、“大德小刑”、”崇德贱刑”,一方主张“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