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社互动研究:取向、经验与反思——基于2007—2018年CSSCI期刊文献的内容分析

基于对基层社会治理中政社互动的既有研究发现:政社互动是在国家行政权力上收与基层自治不足的情况下,加强国家与社会之间联系的一种方式,其经验推进是在政府主导下,社会组织嵌入以及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而形成的两种合作治理形式。在“强国家-弱社会”的政社关系下,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社会组织逐渐依附于行政体系,加上承接服务的主体缺失与回应不足,使政社互动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府应从集权管控走向吸纳治理,从单向嵌入走向双向互嵌,从政府排斥走向社会自觉,进而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     

关于公共管理主体的边界及其互动——政社合作的理论与实践思考

公共管理指公共管理主体整合社会资源,运用政治、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管理活动,政府和社会组织是公共管理的两大主体。确立主体地位的关键在于划分主体的权责边界,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边界应在二者的互动中逐渐明确,而合作是互动的最主要形式。加强政社合作,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型政社关系,应当以政社分开为切入,以政府职能转变为重点,以政府购买服务为抓手,促进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分离中合作、合作中共赢",这对于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政社协同精准扶贫的优化路径构建——基于帕累托最优理论视角

2020年是精准扶贫目标实现的决胜年,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成为突破现实治理阻滞因素的重要合作模式。精准扶贫是政社共同参与治理的典型场域,政府单一主体扶贫、社会组织严重缺位的现实困境必将造成国家资源的大量浪费。政社协同精准扶贫是有效破解精准扶贫场域中碎片化、复杂性等诸多现实困境的合理机制,提升政社协同扶贫效率需从政社信息共享机制构建、扶贫类社会组织培育机制构建、政社协同良性互动机制构建、扶贫量化评估体系机制构建及政社协同精准扶贫的法律体系构建等优化路径入手,以期突破政社协同扶贫治理的参与困局,寻求政社高效协同的有效契合点,从而提升政社协同扶贫效率,实现精准扶贫中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的政府工具创新——以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调整为分析对象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调整一直是我国社会治理实践中的重要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三共治理格局对政社关系在"权、责、利"关系方面的调整提出了新的方向和要求。关于政社关系的研究大多隐匿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性研究中,在微观工具层面尚有缺失。我国政府管理社会组织使用的工具大体可分为主管型工具与指导型工具,政府工具运用的偏差是造成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程度不足的重要因素。实现宏观价值目标必须对微观工具进行调整,坚持并完善主管型工具,强化指导型工具,协调并组合运用两种工具。     

协作治理视域下精准脱贫中的政社协作问题

社会大扶贫格局形成的同时,社会组织参与政府协作扶贫存在着角色尴尬、政社行动意愿博弈、参与环境不足及公共服务提供碎片化等问题,影响了政社互动协作的扶贫效果。协作治理理论为精准脱贫当中政社协作碎片化困境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契合了社会组织参与扶贫治理的工具要求。当前继续完善政社协作体系,加强政府在协作中的主导作用,增强社会组织在政社协作中的协同作用,提升社会组织自身服务水平,是有效解决精准脱贫中的政社协作问题的有效方法。     

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效率与公平

本文认为,应将效率与公平作为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正确处理两者间的关系,是改革成功的关键,是我国社会良性发展的关键所在。改革后的政府应该是一个高效的有限责任政府。为此,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实行政企分开、政社分开、政事分开,树立顾客消费观念。     

社会组织腐败治理:政社分开的逻辑进路

政社分开改革意在从源头切断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利益链条,然而在某些地方政社分开改革后却出现政府与社会组织合谋腐败和社会组织滥用职权腐败等新的问题。社会组织腐败治理成为政社分开中迫切需要化解的重要课题。随着政社分开改革的推进,各项改革法规和政策中腐败治理措施相继出台,但是由于腐败的错综复杂环境以及与各领域高度关联性,使得法规政策制定名目繁多,却出现"制度重复""制度冲突""制度无力"等政社分开中社会组织腐败治理的现实困境。因此扭转这种困境的路径就是分步化解政社分开中社会组织腐败治理的软肋,综合考虑各项政策法规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有效支撑,以及全面深化政社分开中涉及社会组织腐败治理的重要改革,从而构建政社分开与社会组织腐败治理的科学体系。     

社会创新视阈下政社关系调整的方向与路径选择

社会创新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重要趋势。社会组织是社会创新的主力军。在影响和制约社会组织创新能力的所有要素中，政府是最关键的。调整政社关系，应以科学界定各自职能边界为前提，基本方向是“分离”与合作。“分离”的目的在于增强社会组织的独立性、自主性，合作则要求双方携手解决社会问题。分离是条件，合作是目标。政社分离，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实现，而相互合作，必须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前提下．通过政府职能的转移与承接完成。     

新加坡政社互动的社会管理经验与启示

"政社互动"被公认为社会管理的有效方法。新加坡将政府和社会两方面的力量结合起来,通过广泛吸纳民意实现科学决策、建设基层组织促进社会参与、依托社会组织开展社区服务,形成了政社互动的社会管理机制。当前,我国一些地方正在探索实施政社互动的社会管理,新加坡在此方面的成功做法具有启示价值。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研究——以浙江省金华市为例

创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机制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建立新型政社关系、培育社会组织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作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新理念和新途径,正被日益广泛地实践于社会公共服务的多个领域,逐渐成为政府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途径.     

政社互动：社会管理创新格局下的城市管理新模式

政社互动是社会管理创新格局下的城市管理新模式，它的哲学基础是交互主体哲学。政社互动能够加快推动城市管理向多元共治、规范治理和合理共识转变。完善和创新社会力量参与机制，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加强公民达成理性共识的能力建设是实现城市管理政社互动的有效方式。     

我国抗震救灾中政社合作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转向

自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政府加快职能转变并且大力扶持培育社会组织,大力提倡政社之间展开合作参与社会治理,政社合作机制在我国正式拉开帷幕。从2008年的汶川地震至2014年的云南鲁甸地震,政社合作参与抗震救灾已经屡见不鲜。然而由于政社合作不成熟,政社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沟通,在数次的抗震救援过程中,频频发生因志愿者盲目进入灾区而导致的交通堵塞、政社分工不清导致的救援真空和救援重叠等问题。鉴于此文章总结我国数次抗震救灾过程中政社合作面临的困境,并结合提出了重构我国政社合作的现实路径。     

政社关系转型背景下的枢纽型治理及其治理结构创新——以上海市J区为例的单案例研究

枢纽型治理和枢纽型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一种"政府代理"形式,代表着政社关系的进一步改革和调整。基于社会治理网络的分析视角,通过对上海市J区枢纽型治理的经验研究,观察到枢纽型社会组织与政府以及社会的关系模式取决于其在社会治理网络中的关系、位置和强度。研究发现枢纽型社会组织占据社会治理网络中的结构洞位置,并受强弱关系的共同作用。此外,研究进一步发现,枢纽型治理结构本质上体现为"政府—枢纽型组织—社会组织"三者间的一种上下双向"嵌套"形态。而这种双向嵌套结构和运行机制不仅具有个案层面的可重复性和可推广性,也可在一般意义上有助于更深入认识、理解和推进我国当下的政社关系转型以及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政府购买服务:研究最新进展与前瞻

政府购买服务是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建立良性互动政社关系、满足社会公共服务需求的重要措施。近几年,学界对政府购买服务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学界主要研究了政府购买服务的内涵及与相关概念的关系、各地政府购买服务的实践、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的对策建议,等等。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定不足,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双层逻辑与共生网络：基层政府购买服务何以出现政策偏离——基于S市M区的案例研究

为了更好地寻求基层政府购买服务"政策偏离"的生成逻辑,本文依据"科层为体、合同为用"的理论框架,观察S市M区政府购买服务运作的全过程,研究发现:首先,基层政府购买服务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场域,即"合同让位科层、行政主导购买";其次,基层政府购买服务中同时存在顶层逻辑与属地逻辑,在双层逻辑博弈的情境下,"顶层逻辑主导"使得属地政府与社会组织"共谋"而形成政社联合体;最后,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呈现共生发展的趋势,在共生网络中"关系信任而非专业信任"成为基层政府优先向谁购买服务的首要因素。这表明,基于政治场域的基层政府购买服务受限于双层逻辑失衡、共生网络弱态,以至于呈现出行政化、内部化、形式化等非预期结果。在未来,政社互动的模式应从"弱共生"走向"强共生",进而形成一种政社双方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的共生模式。     

城市治理中的社会组织:政府购买与能力建设

在城市治理实践中,政社关系是重要的变量因素。基于政策激励与利他主义愿景,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提供了处理二者关系的方案与选项。政府购买能够对社会组织发展产生激励效应。当前推行的政府购买政策具有选择性"培育"社会组织的特征,城市治理需要社会组织具备相应的回应能力。为了达到提升城市治理有效性的目的,政府购买宜在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能力和参与治理的协同能力两个方面同时施策。     

政府购买非营利组织社会服务问题研究——基于对G省实践的调查

政府向非营利性组织购买服务是当前政府实行简政放权和治理变革的实践尝试和制度设计,更是加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加快社会事业转型的重要路径选择,对当代中国政社关系的调整与社会治理体制的转型意义重大。本课题以地方政府购买非营利组织服务情况的实际案例为基础,剖析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服务的结构性原因及其相关政策的探索过程,梳理本土社会服务供给的流程建构过程,以期对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政府购买服务政策设计的合理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提供参考。     

政府机构改革的理性思考

政府机构改革的成效与相应的理论准备有很大关系。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应该转变传统的政府管理理念 ,转变传统的全能政府为现代有限政府 ,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政府职能的分解、确认与重组是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核心。     

社会转型期社区管理的体制性矛盾及对策思考

本文阐述当前我国社区管理中存在的体制性矛盾:单一行政化管理主体与多元化管理要求的矛盾;社区管理中“条”与“块”之间的矛盾;组织职能上的“政社不分”、“政社混淆”矛盾。以及构楚社区管理新体制的对策思考:逐步构筑“强政府、大社会”有机结合新体制;着力构建“两极政府,三级管理”的新机制。     

合作治理中的政社关系与角色期待——以顺德为例

以调整政社关系为重要政策目标的政府职能改革,为政府与社会组织赋予了新的角色特征。一方面,在角色设定上,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多重角色设定,容易造成双方在合作治理空间中所处的位置与其所具有的权能不匹配;另一方面,在角色期待上,政府对自身以及对社会组织的期待、社会组织对自身和政府的期待等四个层面也会出现冲突。广东省顺德的案例佐证了以上结论。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治理仍然面临种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