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物之域”、“自得之场”与“玄冥之境”——论郭象“独化”的三个方面

郭象的独化说由"有"、"无"以及"玄冥"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郭象以"有物之域"来揭示"性分"是"独化"之"有"的方面,以"自得之场"来揭示"性极"是"独化"之"无"的方面,以"玄冥之境"来表征"独化"是"有"、"无"统一的圆融状态与精神境界。郭象的"独化"既是一种本体,又是一种精神境界,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生命的存在和意义问题,实现"有"与"无"、"有为"与"无为"、"名教"与"自然"、"社会体制"与"个人自由"的统一,最终达至"独化于玄冥之境"。     

论郭象的“适性”即“逍遥”

郭象是魏晋玄学发展中的重要人物,是玄学崇有派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了"适性逍遥"的理论.本文以郭象的"适性"理论为基点,以追求一种现实和超越的统一为暗含于全文的主线,以"适性"即"逍遥"为一个过渡性的论证,归结出郭象所指出的"圣人"的即世间的"逍遥"这一魏晋玄学的理论归宿.     

绘画艺术中的有我之境

自古以来,对绘画之“境”的深化与追求,贯穿着整个绘画史。而“我”的表达,则是创造“境”的支点。“我”赋予独立人格、主体意识与客体高度融合,是一切真正艺术家成功的先决条件;“境”则是情理形神诗般的结合,是审美情感与自然精神的和谐统一。不同人群、不同时代对“我”与“境”有着不同的理解与追求。     

语言的本质与澄明之境

传统的形而上学语言观认为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一种交际工具和思维的物质外壳,也是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理性特征。海德格尔对语言哲学情有独钟,在语言的领域里面找寻存在的踪迹,在他看来,传统的形而上学遗忘了存在,让我们迷失在主体性的迷雾当中。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既不是一种表达,也不是人的活动,区分人与动物的根本界限并不是语言,就其本质,他提出了自己独创的语言思想:语言是一种澄明之境。     

浅析《庄子》自由之境

物质欲望、礼、疼痛、死亡束缚着人类的精神空间,使得众生不自由。《庄子》一书集中了庄周对自由之境的思考,对于上述四种限制人之精神空间的桎梏,作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评析。     

郭象注《庄子》与《庄子》注郭象——诠释学视域中《庄子注》的哲学义蕴

以西方诠释学为参照系和对话者,中国哲学呈现为以经典为基础的哲学之思,以经典为依据,是哲学之思的主要形式,"天人之际"是其所指向的主要对象。在诠释者与文本之间,不同的视域相激相荡,意义不断生成,郭象注《庄子》作为哲学事件,代表着一种成熟,它不仅表现在郭象注《庄子》时对诠释者与文本愿意之间矛盾的解决思路中,更表现在郭象《庄子注》中所表达思想内容即"游于羿之彀中与独化于玄冥之境"中,儒与道,名教与自然,人的现实关怀与精神超越在此得到了安顿。     

陶渊明诗学与郭象哲学之关系考

陶渊明是我国东晋时期田园诗人的代表人物,他将对生命的体悟融入诗中,形成了＂本真＂的生命境界。陶渊明生命＂本真＂的形成一方面源于诗人自身生活经历的积淀,另一方面源于作者儒、道之社会文化底蕴。郭象＂独化＂哲学作为儒道二者融合的产物于是对陶渊明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陶渊明＂本真＂的生命追求与郭象＂独化＂的哲学气韵是同一文化脉络下桴鼓相应的共同产物。这也从人性方面反映了陶渊明＂内儒外道＂、＂游外以弘内＂的文人气质,正为郭象＂独化＂生命哲学之最佳诠释。     

庄子与陶渊明自然观之比较——兼论王国维对陶诗的误读

在自然观上,庄子“以物观物”,其境界是“无我之境”,陶渊明“以我观物”,其境界是“有我之境”,虽然庄子与陶渊明常因共同的亲和自然的态度而往往被人并提,但两人在自然观上仍存在巨大差异。王国维的观物理论与境界说对于描述庄陶自然观之区别甚为妥贴,然其所谓陶诗“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为“无我之境”,却是对陶诗的误读。     

从修己以敬到修己以安天下——孔子的内圣外王之道

孔子的内圣外王之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内圣外王的源起,小我即修己以敬,它阐述的是个人仁心与仁德的修养;另一个部分是小我与大我所趋同的方面,它关注的是小我的基本要求符合大我,为二者同一取得了可能性;第三个部分是小我向大我过渡的内在必然性,它表现的是孔子的为己之学在小我,而小我贯通大我,即内圣外王之道是希望与理想。     

禅宗及禅诗与文人画“心化之境”缘起寻踪

禅宗的＂禅观自然＂的方式和＂明心见性＂的参悟过程,是抽离人为界定的自然界概念,还＂空性＂自然纯粹物质本真。它非逻辑的思维特性及独特的世界观,给予文人画家打破所谓严格法度的桎梏,放怀自由创作之心,营造画中意出尘外的＂心化之境＂以理念上的支撑。禅诗中对自然界证＂空＂的描述,并同诗人的超越情怀,转化为文人画中的＂心化＂意境。＂心化之境＂缘起于禅宗思想和禅诗空境。     

“象”“象外之象”与“境”之间的张力——意境生成的必要条件

本文引入西方文论中的张力理论,对意境的生成作一些新的探索。认为:"象"与"境"、"象"与"象外之象"之间的张力是意境生成的必要条件。在文本内部,"象"与"境"之间的张力大小和作者在文本中营造的"潜意境"的有无息息相关;在作者——文本——读者这个系统中,发生在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象"与"象外之象"的张力也制约着意境的生成。     

大道之境的发现与理论建构——王弼“无本论”思想的美学内涵

魏晋玄学在儒道会通的背景下兴起,“以无为本”逐渐成为时代共识。王弼从道的运动入手,将“无”视为“道”之“隐”,将“有”视为“道”之“显”在于世,推进了对“无”的认识,建立起“以无为本”“崇本息末”,“以无为用”“崇本举末”的完整思想体系。王弼这一“举本统末”的思想体系,是整个魏晋玄学的理论最强音,不仅是为了探求对本体之“道”的观照,更是为了关注“道”之在世,关注处身其中的现实人生,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论隐士的四大文化原型

隐士虽然是我国古代社会的边缘人,但是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对我国的政治、文化以及文人们的精神心理都产生着重大影响,也受到历代统治者的褒扬或者重视。文章把我国古代的隐士分为四大文化原型,即：儒家手段式的待时之隐、道家目的式的适性之隐、佛家超脱红尘的方外之隐以及墨家兴利除害的侠士之隐。     

老子科学之境与自然境域的科学方法

几百年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倡导的＂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工具理性万能＂的思想在疯狂地掠夺自然的同时,得到了自然界的无情报复。＂工具理性＂改变了自然界的原有面貌,自然资源的高度利用使生态严重失衡。一方面,人类在所谓的科学技术带来的丰厚物质生活面前自我陶醉;另一方面是人类生活在毁灭性武器与自然灾害阴影之中。面对西方哲学思想在探索这些问题时所遭遇的困境,有识之士纷纷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东方文明。老子哲学思想成为重点与热点也就不言而喻了。     

“绿水青山论”的哲学蕴境和路径选择

“绿水青山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象表达,包含着极其深邃的哲学蕴境,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哲学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守正创新。这一科学论断既主张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又确立了生态环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地位;既顺应了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必然逻辑,又呈现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图谱;既回应了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美丽向往,又映射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因此,必须在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的赶考之路上,矢志不渝地贯彻新发展理念,让“绿水青山论”成为解决生态环境突出矛盾,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全面推动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的方法论。     

不似之似——论翻译中的方言借用

方言借用属语内借用,翻译时经常使用。其中,又以“方言对译”最为普遍。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翻译中的方言借用,作了初步的探讨,认为宏观上,“不似之似”,不失为一种可行之策;微观上,“通俗的口语,清淡的方言”,不失为一种可行之略。     

论柏拉图德性之维中的人格精神思想

在柏拉图的哲学世界里,德性与理性是同等重要的维度,这是西方哲学史上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得以分庭抗礼的哲学范式根基。在柏拉图的哲学语境中,人格精神的理性境界和结构框架已经决定了德性的教化是对至善的追求,而要想使个人的德性得到教化从而达到至善,就要通过不断的善意而自觉的循序渐进的引导。     

论支遁诗文之玄学化佛菩萨及高僧

支遁精于佛理,又学擅《老》、《庄》,其诗文中高度玄学化的佛菩萨及高僧形象,是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在玄风昌炽的东晋,佛教图风易行,玄学化的佛菩萨易为士人接受。支遁所塑造的这些形象尽管亦佛亦玄,召士气十足,但绝非玄学名士。玄学化是方便教化的权宜之计,撩开玄学的面纱,可以窥见其佛高于玄的真正意图。     

论青年毛泽东精神之个人主义价值观

青年毛泽东受中国传统儒学价值观及西方人本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提出了他独特的精神之个人主义价值观。以我为本位与利己之精神,是其精神之个人主义的二重内涵。精神之个人主义的命题是毛泽东共产主义价值观最终形成的思想渊源和历史轨迹。     

论第三人撤销之诉

第三人撤销之诉,主要是在案件受审产生判决结果之后,对案外人合法利益产生负面影响,进行合法维护的一项制度。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文明也在不断进步,人们的思想觉悟程度也提高了,对法律的掌握也慢慢成熟起来。然而也正是因为如此,出现了一些利用法律来实现自己不合法利益的不法人员,这样对于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将会产生很大的威胁。针对目前这种现象,我国一开始没有设立相应的法律法规对此进行管制,而第三人撤销之诉也因为实施时间不长,在实践过程中运用的并不成熟,且没有一致的标准,故此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开展并不理想。因此,本文主要讨论第三人撤销之诉,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