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动产担保交易法与我国动产担保物权立法

美国动产担保交易法引领着动产担保立法的世界潮流,其中所蕴含的概念和方法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作为动产担保法制改革的基础.我国物权立法中如何对待美国动产担保交易法的立法经验是我们目前应予面对的一大难点.文章从美国动产担保交易法的制度特色着眼,参照他国的继受经验,提出了我国动产担保物权立法的应有态度.     

公司重组中的债权人保护

由于公司债权人不享有股东对公司享有的表决权和广泛的信息获取权,公司债权人在公司重组格局中相对于股东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各国公司立法和法理中发展出了请求解散公司、请求返还违法分配所得、公司减资无效之诉或要求提供担保、请求调查公司事务、公司合并异议等公司债权人异议权和公司重组中的强制信息公开制度,我国在今后的立法中应借鉴这些制度。     

信赖原则在现代私法体系中的地位

信赖原则是私法体系中独立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法律原则。在诸法律原则发生冲突时，现代法总是将信赖原则作为价值最大者而优先选择，并且信赖原则在合同责任、时效取得、地役权、离婚补偿、雇主责任等多方面都有适用余地，是私法体系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原则。信赖原则是伴随着自由主义的兴起，作为对自由主义的一种衡平和矫正而取得重要地位的。     

论当代中国法治之路的不可逆转性

法学理论上一般将法治的内涵视为治国的基本方略,文明社会的基本原则,占主导地位的普遍观念或内在精神,严格有序的实际状态或社会秩序。实践中要建设成为法治国家,至少需要五个条件健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高度民主的政治体制,全民具有较高的法律文化素质,人民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改革开放导致的社会转型和国家融入世界。当一个国家基本上或大体上具备了上述法治内涵和实现条件时,其成为法治国家的趋势就是不可逆转的。以这些内涵和条件评价近现代中国对法治之路探索的是非曲直和经验教训后,得出的结论是当代中国的法治之路已经不可逆转。①     

Share Capital and Creditor Protection: Efficient Rules for a Modern Company Law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ase for rules of company law which regulate the raising and maintenance of share capital by companies. The enquiry has practical relevance because the content of company law is currently under review, and the rules relating to share capital have been singled out for particular attention. The existing rules, which apply generally, are commonly rationalised as a means of protecting corporate creditors. The analysis considers whether such rules can be understood as responses to failures in the markets for corporate credit. It suggests that whilst the current rules are unlikely, on the whole, to be justified in terms of efficiency, a case may be made for a framework within which companies may 'opt in' to customised restrictions on dealings in their share capital.     

浅议承兑人在追索权法律关系中的地位

我国法学界对承兑人在追索权法律关系中的地位迄今未形成定论。实际上对现行法律规范的解释只能得出承兑人是被追索人这一结论,而基于民法传统思维形成的概念体系通过分析逻辑是否自足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流通性是票据的固有品性,任何制度安排均应服务于促进票据的流通性这一票据法的基本价值。从不同的假设出发,根据对实际效果的考察可以确定承兑人是追索权的义务主体。这一制度安排能更好地促进票据的流通。     

论国际法上海盗罪构成条件之弊端

鉴于目前国际法关于海盗罪构成条件的规定明显限制了对海盗罪的全面有效惩治,本文在对国际法上海盗罪的概念及构成条件与当今海盗罪案发特点相比较的基础上,提出现行国际公约应将此罪的犯罪主体、主观方面、行为对象以及犯罪地点等要素重新予以界定的观点,并对当今应如何放宽海盗罪的认定条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公法上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研究——救济途径和程序方式初探

公法上不当得利在我国实践中并不鲜见,如多收之税款、授益行政行为之撤销等,与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公法制度不同,公法不当得利在中国大陆并未取得名正言顺的法律地位,实践中大量的实例因找不到法理及制度依据而陷入窘境,问题的关键直指＂返还请求权＂。对公法上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中最核心和具现实意义的救济途径和程序方式进行探索,在我国建立起独立完善的公法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制度很有必要。     

“世俗化”与法治的概念：法国《禁止在公共场所穿遮面长袍》新法案的讨论

法国参议院于2010年9月14日通过了《禁止在公共场所穿遮面长袍》法案,禁止个人在公共场所穿戴burqa（一种遮面罩袍）、niqab（面纱）或者其它遮面长袍。该法案出台主要基于穿遮面长袍掩盖了人的身份,从而不利于政府应对恐怖分子袭击。此外,在公共场所穿遮面长袍与法国主流人权价值观念冲突,没有考虑到妇女的权利。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该法案完全没有必要。该法案的出台反映了法国社会世俗化的传统,引起了关于个人自由和法治原则的新的且重要的辩论。特别是在法国行政法院反对通过该新法案后,辩论变得更为激烈。最终,辩论以法国宪法委员会于2010年10月7日裁定该法案合宪而结束。     

从组织法的视角看我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法律地位

我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正部级特设机构,经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家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在法律上属于民事(商事)主体;通过法律的授权以及继承和划入的方式,国资委又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在法律上属于行政主体。集两种主体身份于一体的国资委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面临种种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运动员、裁判员身份的冲突。     

乐为军法鼓与呼——纪念《法学杂志》创刊30周年

我与<法学杂志>的相识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杂志创刊之初,也是我在地处山城烈士墓旁的西南政法学院学习期间.此时,随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公开审判、七个新法律的公布施行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之舟,正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吹拂下乘风破浪,扬帆启航.作为"文革"后首批通过高考进入政法院校学习的我们,对法律知识的需求可谓如饥似渴、久旱逢霖.但是,勿庸置疑,当时的法学研究期刊寥若晨星.初次在学校教工阅览室看到<法学杂志>后,不禁为其庄重的封面、醒目的标题、丰富的内容所吸引,于是我用有限的津贴费订购了杂志.     

比较法视野中的ATM——以许霆案为研究线索

作为银行业务的延伸,ATM具有"保险柜"和"电子代理人"的双重法律属性。在我国ATM与客户的法律关系中,着实地体现着金融机构的强势地位。英美的法律将这种关系认定为一种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对客户加以很好的保护。我国应当从明确商业银行的法律地位、规范商业银行与客户的法律关系、弥补现行法律的空白、认定ATM的"电子代理人"身份、切实保护客户利益、积极鼓励人性向善、严厉打击针对ATM的犯罪等诸多方面,完善ATM与客户的法律关系。     

英国法上的名誉权保护——以诽谤之诉为考察对象

英国法上的名誉权保护方式为诽谤之诉。诽谤之诉包括文字诽谤和口头诽谤。诽谤之诉的构成要件包括三点,即被告的言论具有诽谤性、针对性和公开性。作为保护被告言论自由的平衡机制,被告通常可以主张四种抗辩理由,即被告的言论是真实的、被告的言论是合理的评论、被告享有绝对的特权和被告享有相对的特权。     

民主法治框架下反垄断法私人执行体制建构

法律执行机制是竞争法律政策能否有效实施的决定性因素。反垄断法价值目标的实现亦有赖于法律公共执行和私人执行机制。赋予市场经济主体发动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权利,乃民主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为更好地促进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我国应健全反垄断法私人救济权利保障体制,采取直接民事诉讼模式,完善反垄断私人执行监督制度,建立私人执行与公共执行的平衡协调机制,更好地维护个人和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有效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论我国刑法滥用职权罪的实行行为

在我国刑法中,滥用职权是与玩忽职守相对的一种实行行为,具体表现为违规行使职权或者违规超一越职权.其中,违规超越职权,不同于普通人员冒用职权与公职人员非职活动超越职权,而是有其特定的构成条 ..件.公职人员职权活动横向或者纵向超越职权、公职人员职权活动超越不同性质或者同一性质的职权.均属违规超越职权的表现.基于我国<刑法>与司法解释的规定,滥用职权的法定行为方式应为作为,实际中也主要表现为作为."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属于滥用职权罪的加重实行行为.     

纪念北京市法学会成立及《法学杂志》创刊三十周年

北京市法学会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成立于1980年1月11日.在那次成立大会上,全体会员听取了筹委会的筹备工作报告,通过了北京市法学会章程,选举了学会领导机构--理事会.第一届理事会由46人组成,陈守一当选为会长,王斐然、谢飞、曹海波、贾潜、李源、李焕昌当选为副会长,肖永清、张希坡分别当选为正、副秘书长,我当选为理事会理事.那时我虽己51岁,但只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一名讲师,当年5月我才晋升为副教授.能当选为理事,我感到很兴奋也很光荣,从此也就与北京市法学会结下了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