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群体性骚乱问题探析

转型期群体性骚乱属于群体性事件的一种特殊类型,以特殊的动员方式、组织化程度低、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没有直接利益诉求作为其主要特征;民众不满情绪的酿积与地方政府管治水平较低是转型期群体性骚乱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要有效防治群体性骚乱事件必须多管齐下:一方面要从体制上消解民众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要强化地方政府处置群体性骚乱事件的管治能力。     

论我国如何建立政府危机管理机制

本文反思了政府在处理非典事件的有关行政行为,分析这次病疫恶化的原因,探讨中国加强政府危机管理的必要性,并借鉴有关国家处理危机事件的经验,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并围绕着政府如何建立危机管理机制,从立法、政府、新闻媒体、民众和国际协作等五个方面作了探讨.     

厦门PX事件对我国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启示

2007年发生在厦门的PX事件,由于政府和民众的有效互动,不仅有效的化解了危机,而且也树立了良好的政府形象。本文结合PX事件,简要的分析了它对我国处理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启示和意义。     

反思政府危机管理中新闻媒体的积极干预

危机是对政府、民众和新闻媒体的严峻考验,政府危机管理只有在新闻媒体和民众的大力支持下,才能够取得战胜危机的巨大成就。从业已发生的社会危机事件来看,新闻媒体的积极干预对政府危机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如何进一步发挥新闻媒体对政府危机管理的积极干预作用,有一些问题仍然需要我们反思。     

环境安全感、 政府信任与风险治理———从 “邻避效应” 的角度分析简

邻避效应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现阶段面临的主要社会风险之一,此类群体性事件多具有组织化和明确的利益指向特征.通过考察环境安全感和政府信任可以发现,公众对政府信任度越高,环境安全感越高,支持涉及自身利益的上访、示威等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就越低.因此,应对群体性事件带来的社会风险,应当从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和民众自身的环境安全感着手.     

宪法维度下政府定位的思考

强拆、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等等关键词的背后包含着政府定位的观念问题,政府定位包括政府与民众的双向认识.单纯结合宪法,探讨当下政府定位的成因,包括宪法实施的外在监督因素以及选举制度缺陷的内在因素.     

非典型性肺炎事件的法学与社会学思考

非典型性肺炎事件是2003年引起全国乃至世界震荡的重大社会事件。由这一事件引发了我们对公共信息的选择与依赖机制、民众消费弱势的救济与扶持以及政府对确保信息安全的责任等诸多方面的法学与社会学思考。在突发事件出现之后，如何使信息受众在第一时间之内获得准确全面的信息，使媒体和商家在伦理与法律的维度之内正常作为，政府能够对公共秩序进行有效控制从而使民众权利不被藐视并获得尊重，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问题。     

浅析公安系统中公共关系的学问

如今政府维稳成本高涨,政府公信力以及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成为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一系列群体事件更显现了政府采取措施调和与民众关系的紧迫性,而公安部门作为直接面对群众的首要部门更需要在执法中做好策略调整。本文从公共关系的角度出发,以济南和某市公安部门为例,分析政府部门具体的一些公关举措,阐释公共关系在公共组织塑造形象、处理公共事务、应对公共危机等方面的突出作用。     

群体性事件的沟通机制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型时期，矛盾普遍存在在各个领域，社会学家预测，今后若干年内仍是社会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期，政府对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处理直接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民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的稳定。故必须高度重视各类群体性事件，并通过理论研究找出其规律，积极引导，以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维护社会稳定。     

主流媒体报道群体性事件的困境与策略

近些年,群体性事件在我国发生相对频繁,虽然起因都是民众为了争取自身权益进行的对抗,不带任何政治目的,但愈演愈烈的态势已成为政府高度关注的社会安全性议题。群体性事件已严重影响了社会生产生活秩序,更重要的是使公民对政府产生了信任危机。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缘由,有地方政府施政方面的实质性问题,有政府处理事件行为方式失当的情况,也有国内外媒体报道不实不当的推波助澜。社会公众需要媒体来呈现群体性事件。同时,媒体应充分表达公众对于事件的认识,并运用自身的影响力,促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良好沟通,进一步推进二者在群体性事件中的协同与合作。     

突发公共事件中谣言传播与政府信息公开

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各种谣言往往相伴而生,并造成很大危害。这其中,真实信息的不畅通是谣言传播的关键因素。由于政府信息具有信息量广、权威性高等特征,所以,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政府信息的公开应主动、及时、全面、准确,并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反复地公开,使民众能够获得关于事情的真相,从而避免谣言的传播。     

群体性事件有效化解的法治路径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处于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矛盾凸现期,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不少,时有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已成为令人注目的社会现象。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凸显出现行群体性事件化解机制存在的诸多不足:事件屡屡升级源起于于官民双方的沟通不畅,民众表达自由又受制于相关制度环境进而酿成违法暴力事件,纠纷处理制度羸弱更导致民众利益救济落空。从公法学视野来审视,可以考虑进一步消除《集会游行示威法》在权利表达方面规定的障碍,扩展协商制度的适用范围以畅通利益表达机制;确立多元纠纷有效解决方式,切实保障民众合法利益;完善行政问责制度,建立名副其实的法治政府,从而最大限度增加社会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     

群体性事件的刑法立场与处置对策

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群体性事件呈现多发、频发态势,极大地冲击了政府管理的基本秩序,同时对于经济发展的整体环境也造成了多维的负面影响,群体性事件的妥善处置已经成为法学理论所面临的新课题。从当下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基本发展趋势与特点来看,群体性事件的处置立场应当是在保护具有合理诉求的民众利益的同时,积极体现与发挥"刑罚刚性",有力惩治群体性事件中的恶性犯罪行为。此外,我们还应当反思与完善现有的经济政策、分配制度与法律保障措施,重塑政府公信力,进而催生一个和谐稳定的法治环境,以从根本上消弭群体性事件所隐含的社会风险。     

从山西疫苗事件看公共事件中政府的公信力危机

政府公信力是一个政府赢得民众支持并顺利实现政府职能的基础，是社会成员对政府的认可程度。政府作为一个为社会成员提供普遍服务的组织，其公信力通过履行各种职责和为公众服务的态度中体现出来。目前在公共事件中各级政府的公信力正面临巨大的挑战，如何维护政府形象，提升公信力成为当务之急。     

罗马尼亚,为流浪狗安乐死立法

在以流浪狗数量之多而闻名于欧洲的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流浪狗频频引发伤害事件令政府和民众恐忧。2013年9月25日，在一起4岁儿童被流浪狗咬死事件发生后，罗马尼亚总统签署总统令，批准通过了对流浪狗实施安乐死的法案。     

专栏导语

正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有关政府绩效评估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讨论日益深化,但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或空白地带。例如:一是,不少学者认为,政府绩效评估助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然而民众的福祉与经济增长却不同步。民众对政府施政的满意度处于不确定之中,诸多社会矛盾的凸显和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加强了对这种不确定性的判断。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它与政府绩效评估有关吗?也就是说,政府绩效评估是否促进了政府职能的科学履行,是否促进了人民的福祉?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科     

正确引导媒体舆论 努力化解涉法危机

近年来,全国一系列涉法突发事件引起官民、警民严重冲突,贵州瓮安民众冲击政府打砸烧、杨佳一人杀6警、哈尔滨6警打一人、云南晋宁警方＂躲猫猫＂、邓玉娇怒杀公务员、佘祥林、赵作海错案、许霆改判案、嫌疑人喝开水死亡等一系列事件,考验着地方政府及各级政法干警的应变能力、应急能力和执行能力——所有这些都属于危机应急管理范畴。从这些涉法危机事件中,全国人民都看到了媒体和民意的突出作用。媒体是体现民意的代表,它和政府政绩、政府美誉度以及国家形象紧密关联,尤其是在重大危机事件面前。媒体监督则既是民意的聚焦点,又是我们政法工作的最大压力和助力。     

从“蝴蝶效应”看公安机关对群体性事件管理

应对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公安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和社会转型对我国政府的机构设置,公安机关的队伍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在当前社会下由于缺少有效的沟通机制和利益诉求机制,加之信息传递的阻塞和失灵,民众不满情绪形成＂蝴蝶效应＂,并在一定程度上最终升级为与公安机关严重对抗的现状。公安机关对群体性事件的解决在于开通利益诉求的有效渠道,防止群众不满情绪升级,维护政府公信度。     

论政府信用与信用政府——以法社会学的视角

一、政府倍用及其社会意义 政府，是指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即国家行政机关。政府信用就是国家行政机关的信用，是社会组织、民众对政府信誉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它是政府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信誉和形象在社会组织和民众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反映。它既包括民众对政府整体形象的认识、情感、态度、情绪、必趣、期望和信念等，也体现为民众自愿地配合政府行政，减少政府的公共管理成本，以提高公共行政效率。政府信用具有以下社会意义：     

明白慈善,别让慈善再伤心——我国首部募捐条例实施

近日备受关注的陈光标、潘锴红等事件折射了我国慈善制度的弊端:由于慈善法律法规不完善,对慈善募捐的主体、慈善资金的使用与处置、慈善募捐的监督机制等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严重阻碍我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如何从制度上厘定政府权力和民众权利在慈善法律关系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