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政治参与影响地方政府治理的路径和限度

网络政治参与在中国发展迅速,它从三个方面影响着地方政府治理:激发地方政府的问题意识,影响地方政府治理中的议程设置;促进公共政策的执行,影响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公共政策制定;增强对干部权力的监督,影响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干部行为。但是,在网络政治参与中的数字鸿沟、群体极化和地方政府面临的双重压力、官员的自利性与有限理性,也削弱网络政治参与对地方政府治理的影响程度。     

政府自利性对政策公共性的影响

“公共性”是现代公共政策的根本属性。“公共性”的偏离必然违背公民意志,损害公众利益,扭曲公共政策。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由政府的“经济人”属性导致的自利性,常常导致公共政策偏离“公共性”,本文意在说明政府自利性与政策“公共性”的关系,以及如何从体制上、政策过程中克服政府自利性,实现公共政策的“公共性”。     

公共服务公共性的流失及其防治

公共服务公共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公民的公共利益。但是在现实社会中,社会资源和公共服务是被政府垄断的,政府部门和官员的自利性客观存在,使公共性经常得不到满足,其结果是公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如何最大限度的满足公共性需要,为公民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是各     

公共政策失败的一种分析——公共政策“非公共化”

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然而在现实中由于作为政策主体政府的自利性、政策信息的非公共性及特殊利益集团对政策的操控。公共政策常背离了其公共性，即“非公共化”。本文认为要从政策体制、政策过程以及政策结果三方面保证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回归。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的民意表达问题研究

在现代民主社会,尊重和实现民意已成为公共政策制定的逻辑起点。重视民意的充分表达是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根本依据,也是地方政府公共政策顺利实施的重要前提。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民意表达呈现出新的特点,也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应从观念变革、制度建设和具体操作这三个层面来探寻破解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民意表达问题的有效策略。     

简政放权视阈下地方政府的自利性行为及其规制之道北大核心

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使社会治理走向善治,是政府职能的核心内容,也是政府公利性的重要体现,更是构建法治型政府的本质属性。与此同时,政府也是一个理性"经济人",难免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存在着自利性行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期,一方面,简政放权背景下地方政府享有更多的自主决定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自主决定权增加后,受利益驱动,必然产生乃至扩大不合理的政府自利行为。充分了解地方政府自利性行为的基本特征和表现形式,提出行之有效的规制方法尤为重要。法律规范、道德规范、技术规范三者并举是规制地方政府不合理自利行为的关键。     

中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政府俘获及其解决对策

中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政府俘获主要有国有垄断企业有力影响政府的决策、地方支柱企业绑架地方政府的决策、向政府官员提供非法的个人所得三种表现形式。政府俘获产生的原因包括企业与政府形成利益共同体、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政府反腐败不力及廉政建设滞后、各社会群体参与不均衡、政府权力缺乏制约,法治不健全等方面。解决这一问题应从以下几方面采取措施:减少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保障民众的结社权利,培育公民社会、实现政策制定的公开透明和广泛参与,严惩政府官员腐败行为、加强廉政制度建设,建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政绩考核体系。     

加快地区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公共政策选择分析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乎所有重大改革措施,都是通过中央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来推动的。中国地区经济加速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地方政府不断进行公共政策选择和创新的过程。作为政府主要调节工具的公共政策,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至为关键的影响和重要作用。因此,在挑战和机遇并存的经济环境中,扮演着双重重要角色的地方政府,只有结合自己的实际,不断进行政府的公共政策功能选择和创新,才能确保中央政策的有效实施和区域经济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     

地方政府政绩与公信力的背离及其消解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追求政绩行为失范,导致政绩与公信力产生背离。委托代理关系蕴含的风险性,以及现实政治环境下压力型体制、行政权力有效制约不足等因素是导致背离的重要原因。克服地方政府与公信力背离,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机制,形成科学的决策机制,完善行政问责制,并以推进公众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的协商治理作为重要举措,以实现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地方政府政绩与公信力的背离及其消解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追求政绩行为失范,导致政绩与公信力产生背离。委托代理关系蕴含的风险性,以及现实政治环境下压力型体制、行政权力有效制约不足等因素是导致背离的重要原因。克服地方政府与公信力背离,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机制,形成科学的决策机制,完善行政问责制,并以推进公众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的协商治理作为重要举措,以实现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对社区体制存续成因的解析——基于物、关系和观念的分析逻辑

社区结构是行为主体为满足居民需求而选择的获取和利用资源的方式及由此形成的相互关系。物质资源对行为主体的相互关系的决定性影响以及主体观念对相互关系的能动作用共同改变着社区的结构,透过物、关系和观念审视社区结构生成和演变所揭示出的内在的规律和发展的逻辑,为解释当前社区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妇女工作主题演变探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妇女工作主题经历了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到"全面发展"这一具体化演变,这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贵在落实,崇尚实干"的执政理念高度吻合。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妇女运动与妇女解放"仍然是党的妇女工作主题;改革开放初,强调妇女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而对妇女自身的发展较为忽视,1995年北京世妇会的召开",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确立,标志主题的第一次变化;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促进妇女全面发展"主题讲话标志着主题的第二次变化。     

中国共产党党纪严格性的边界研究

“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的实质是“党纪”严于国法,即“纪严于法”。党纪的严格性应有一定边界。其本质上是党员特殊身份与公民普遍身份何者为先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念与执政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如何协调的问题,是党内法规“姓党”与“属法”如何同时体现的问题。依此,党纪之严,涉及党员基本权利时应与宪法法律相协调,对党员设置更高标准时应根据不同主体分别设计,约束党员内心活动时应配套执纪细则。同时,党纪应限缩绝对服从事项,保障党员权利,并根据党纪的不同类别具体决定党纪“行为模式”的抽象程度,确保其一定程度的明确性和可预期性。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探索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东方大国从根本上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并且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第二代领导集体吸取了前人的经验教训,把改革引向政治领域,开辟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新时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为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乡村振兴中基层领导干部短板问题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指出要坚持党管农村工作的原则,这对新时代基层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当前我国基层领导干部存在着责任感(是否愿意干实事)和领导力(是否有能力干实事)两大方面的短板,解决这些短板刻不容缓。为此,在完善基层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面,要选拔高素质人才,引进高水平人才。在健全基层领导干部管理方面,要加强学习培训,提升领导干部素养;完善激励机制,形成物质精神双重关怀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形成全方位监督体系。     

关于领导干部综合能力培育的对策思考

领导干部只有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提高学习能力、驾驭市场经济能力、依法执政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才能培育其综合能力,才能肩负起领导责任,才能当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功能

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不仅要理性地认识基层党组织的功能 ,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强化功能来保障基层党组织作用的发挥。基层党组织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 ,适应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 ,从保障执行、凝聚群众、自我治理、协调整合、信息沟通等方面强化自身功能。     

关于改造小农意识的探索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农民理论中,改造小农意识的思想十分丰富.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改造小农意识的思想资源,对于在中国这样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小生产习惯势力根深蒂固的发展中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世界现状看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

当今国际局势错综复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四处兜售其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念,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和平与稳定,而是动荡与不安。从当今世界发展现状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出发,阐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以及对世界的深远意义和影响。     

试论执政党的力量之源

作为执政党,必然有力量。究其实质,执政党的力量之源来自于自身力量,来自于人民力量,来自于国际力量。深入探讨执政党的力量之源对于进一步增强执政党的力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