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理性、变革逻辑与实践形态

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基于当前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及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以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根基、以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驱动力,以促进“党”、“国家”与“社会”的有机互动和融合为依托,以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为旨归的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新创造。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理性生成的历史脉络中开辟了新路向,形成了以党的核心领导为根本前提,以“人民中心”为治理取向、以“一核多维”为治理框架、以“问题导向”为治理策略的社会主义国家主导治理的实践形态,它强调自我审视的制度理性意识、自我完善的制度革新能力,以及多样化社会引导机制的培育和完善,继而在治理实践中形成充分的博弈空间,以促成国家治理的共同现实目标与价值目标的达成。     

廉洁政治:内涵、结构与运行逻辑

十八大报告在党的重要文献中第一次提出"廉洁政治"这个概念,要求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从政治发展角度来看,廉洁政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必然要求。廉洁政治内涵具有三个理论维度:政治设计、价值取向和实践状态。政治设计为廉洁政治建设提供合法性,价值取向为廉洁政治建设提供发展方向,实践状态让政治设计和价值取向实现统一,从而为廉洁政治建设开辟道路。廉洁政治的内在结构包括廉洁政治观念、廉洁政治关系和廉洁政治行为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从廉洁政治观念到廉洁政治关系再到廉洁政治行为,一个比一个更接近于政治生活现实。建设廉洁政治应遵循并实现法治逻辑、制度逻辑和治理逻辑的统一:法治逻辑要求依法治腐,把所有廉政建设事务纳入法制框架;制度逻辑要求制度反腐,推进宏观层面的行政体制改革、中观层面的廉政制度建设以及微观层面的分权机制探索;治理层面要求实现廉政组织重构、廉政资源配置、廉政信息公开、廉政主体合作等。     

国家治理能力的构建逻辑——基于实践理性的视角

国家治理能力是制度的执行能力,是一种实践能力。运用实践理性的理论来分析和阐释国家治理能力,可以为国家治理能力的构建提供一个理论框架。"向善""有效""正当"构成实践理性的基本内容,治理目标、治理模式和治理方式也就构成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要素,国家治理能力的构建应当遵循这个逻辑。中国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不难发现,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正是遵循了这个逻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依法治国和保障公民权利构成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逻辑。中国国家治理能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发展、改革和法治的逻辑实现的。     

党内政治生态的生成逻辑与系统治理

党内政治生态是党内政治生活长期累积而呈现出的总体结果,以作为"现实的个人"的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为生命载体。"现实的个人"所具有的公益性的精神追求和自利性的物质追求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必须以党内制度法规的强制约束力来构筑权力运行的空间,以党内政治文化的渗透力来引导党内政治生活。因此,党内政治生态的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从激发党员干部精神需求、完善党内制度规范、培厚党内政治文化、清除党内毒瘤等方面实现综合治理。     

现代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共生逻辑

基于共生理论探讨现代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互惠逻辑,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现代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共生前提在于现代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具有内在关联性:一方面,现代政治文化要求国家治理能力实现提升;另一方面,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又推动着政治文化实现现代转型。同时,现代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又在内在驱动、理论支持、价值导向等方面表现出合理性,实现二者共生的可能。共生前提与共生可能自身不会发挥效用,国家只有通过提供有力共生介质、营造正向共生环境、保障共生系统稳定等路径,才能有效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契机,将可能性转化为必然性,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真正发挥共生理论效能。     

互动与融合: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的内在逻辑

国家治理的本质是协商治理,协商治理的趋向是良政善治。国家治理的旨意与协商民主的内蕴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即利益均衡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一致的目标追求,公平正义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相同的价值取向,主体平等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同一的根本原则,公民精神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共同的理念诉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协商民主提供承接载体,反之,发展协商民主也需要国家治理现代化架设运作平台。即,一方面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有利于为国家治理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提高国家治理过程中公共决策的质量,有利于国家治理过程中公共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够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疏通协商渠道、拓展操作场域、提供坚强保障。因此,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具有逻辑上的内在契合,二者在结构上是一种互动与融合的关系。     

打好“三大攻坚战”的理论阐释与推进路径——基于国家治理能力的视角

新时代的经济运行和社会治理产生新变化,给国家治理提出新命题和新要求。在经济、社会、生态领域打好"三大攻坚战",既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的重大战略举措,直接决定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水平和质量,因而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从新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的时代背景和具体挑战入手,在明晰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的现实内涵和问题表现的基础上,从优化治理能力、完善运行机制出发,探究"三大攻坚战"中问题产生的根源,从而寻求基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打好"三大攻坚战"的推进路径。     

政府治理体系优化的逻辑与路径:基于复杂性管理的分析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而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和核心任务。国家治理的复杂性要求政府治理体系所展现的功能与外在复杂性相适应:一方面,政府治理体系优化要根据"递归结构"实现体系纵向结构的科学定责、合理赋权,使每一层级的政府责任契合于国家治理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要实现横向结构中不同主体的功能协同、资源整合,使政府在处理跨地域、跨领域问题上能够有效地集中其他治理主体的力量,实现公共治理的"整体功能大于部分之和"。     

信用监管的制度逻辑与运行机理——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视角

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信用监管是我国在"放管服"改革过程中所创新的一项重要制度。通过政策引领、法律保障、实践创新,信用监管不仅仅成为支撑"放管服"改革的基础性机制,也成为推动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信用监管应当以问题为导向,从制度化走向更加严格的法治化。强化法治引领、切实保护权益、加强社会共治,这是我国信用监管创新的重要方向,也是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从法哲学视角反思国家治理的行政“限购令”——以国内六市的“限购令”为例

"限购令"是现代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一种社会治理手段,虽然其直接实据是城市交通堵塞与大气污染,但其隐喻的是实施"限购令"地区风险社会的到来。"限购令"作为一种治理手段,确实存在诸如"限购令"内在质的规定性与外在逻辑的一致性的差距,法律的有效性与伦理的正当性的阙如,现实性与效益性的欠佳等不足。职是之故,"限购令"肇致了其失灵与异化、政府公信力流失等一系列的后果。由此现代社会需要治理上的创新:思维方式随情势的变迁而创新,政府随语境的转换确立延展本质的服务理念与责任理念,不断地扩大民主、平等、积极参与等。     

西方国家跨界治理的内在动力、典型模式与实现路径

随着经济全球化日渐深入,单个国家内的跨界问题日趋凸显。为应对此种跨界问题,西方学术界对跨界治理展开了颇具深度的理论分析。新区域主义学派认为跨界治理的内在动力在于经济发展,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跨界问题会随之消失。但实践并未如此,跨界问题反而突出,于是跨界治理的内在动力在于政治驱动的学术观点开始出现,此种观点认为只有地方政府之间达成实质性的契约关系,将跨界问题提到公共议程上,才能有效地加以解决。以区域经济发展为基础目标的跨界治理典型模式中,主要有伙伴关系模式、行政性合作模式和碎片化模式等三种。在此基础上,西方学者还对跨界治理的实现路径进行了研究,具体包括公私伙伴式和新葛兰西式两种迥异的实现路径。     

体系与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治理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紧密相结合,以一系列重大举措做出全面部署,为推进新时代伟大实践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党中央聚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问题,实现了从制度建设到制度体系建构的思想飞跃。比较两次全会通过的"决定"和《决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聚焦制度体系化的重要精神。治理国家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国家治理是一个综合概念,这就对制度建构提出全面性、系统性、配套性、协调性的要求。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以及具体制度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结构,坚持党的领导在结构层次关系上居于顶层地位。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结构的层次关系,目的是为促进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提供理论的诠释。新时代把制度体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必须在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的根本制度、回答好"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重大政治问题、坚定制度自信、提高领导干部使命担当的素质和本领、注重制度体系建构、建构急需制度和必备制度等主要任务上形成思想统一和行动一致。     

社会治理体制的变革逻辑与创新路径——基于民生政治的视角

切实保障改善民生是实现我国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完善社会治理体制的现实需求。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工作,进行社会治理体制的变革与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民生诉求和维护公众利益。将民生问题提高到政治高度,从民生政治的视域解决当前社会凸显的矛盾和问题,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民生政治视域下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路径意在:以转变治理理念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目标,以治理制度变革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核心,以治理资源整合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基础,以基本公共服务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重点,以民权法治化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保障。     

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势的内在逻辑

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显著优势,其中的深刻根源就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新时代中国语境中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及其相应的治理方式立足于中国实际,从社会主义本质出发,充分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价值追求。在当代社会,以人民为中心是形塑现实政治生活、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巨大力量,不仅具有独特优势,是历史与现实逻辑的统一,而且充分彰显了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逻辑。     

“超行政治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

当前,行政化治理导致基层社会陷入“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治理危机,表现为治理碎片化、治理封闭化和治理等级化。需要打破行政科层组织的结构性壁垒,破解行政化治理造成的基层治理困境。执政党通过发挥政党的组织和政治优势,依托政党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促进治理与服务的有效融合,在基层治理场域形成了一种强调政党引领的“超行政治理”模式。与政府主导的行政化治理相比较,政党引领下的“超行政治理”以基础性权力为基础,依托政党权威,实现治理效能提升。具体而言,“超行政治理”通过三种治理机制展开运作。第一,运用党建的空间塑造功能推动组织整合,建构基层共治平台;第二,依靠政治引领功能促进价值整合,实现话语转换;第三,通过社会动员功能助推社会建构,再造社区团结。“超行政治理”以其政治整合和社会建构的工作逻辑,在基层治理场域推动了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治理价值的共识维护以及治理权威的社会化建构。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提高党的决策民主化的有效路径研究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国情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制度存量基础之上提出并发展的,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党的决策民主化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必须根据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的发展进行相应的发展和提高,才能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发展。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来看,决策内容复杂性的要求、决策方式制度化的要求、决策结果正义性的要求都给党的决策民主化带来诸多挑战。基于此,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提高党的决策民主化的路径,应该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建立决策咨询系统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完善党的决策民主化制度、提升党的决策的正义性等三个方面积极稳妥地进行。     

数字时代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逻辑、现实向度与中国方案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在数字时代,国家治理不但需要主动适应数字技术的新诉求而实行内涵式变革,而且应该借助数字技术全面提升其现代化水平。在现实向度上,既需要通过"治理好"数字技术规避资本无序扩张、侵犯数据隐私、网络攻击等风险隐患,也需要通过"利用好"数字技术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依法治国能力、行政管理能力、经济治理能力、社会治理能力等国家治理主要领域的现代化。在此基础上,中国应进一步按照自己的逻辑语境和评判标准设计数字技术与国家治理两者之间全面融合的方案,以多元协同推进国家治理共治化,以高效精准推进国家治理科学化,以信息透明推进国家治理廉洁化。     

“拍门式”管理的形成路径、困境及其应对——基于国家基础能力建设的视角

流动人口管理本质上是国家基础能力建设的一部分。调研发现,以出租屋为抓手、以“拍门式”方法为主的管理模式在实践中遇到体制分割、治理资源不足及陌生化社会结构等困境,极大消解了国家在基层有效提取信息的能力。文章认为,流动人口管理创新既要注重各条块职能部门的统筹行动,也应深入该群体的生产生活逻辑,将其流动程度与家庭基础和产业类型相结合,有重点进行分类管理。更为长远的是,应建立并动员国家与广大分散流动人口个体之间的“中间组织”,作为信息提取和隐患排除的“缓冲地带”,以提升国家在基层获取信息的及时性、长久性与有效性,实现流动人口管理从静态向动态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