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力的异化及其制衡——刍议“大众权力”

由于互联网等新媒体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开创了信息大众传播时代,民众得以参与信息的传播和制造。由此,在公共领域也形成了一种以大众为主体,通过大流量信息的传播和发酵而支配事件的结局,通过众多人群的集体关注和议论形成强大势力而强制相关方服从的势力,这种势力可称为大众权力。而大众权力具有无法定性、无组织性、无代表性和不受限性等特点,可能会出现虚假民意或产生多数人暴力等负面效应。基于权力制衡的原则,面对严重异化的公权力,大众权力的崛起可以视作是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衡。     

析“党管干部”与“干部法治”的内在关系

"党管干部"是我国干部人事工作的根本原则,但在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必须与"干部法治"原则相融合,实现"党管干部法治化".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根源探析——马克思论国家权力的为恶倾向及其制约

根据马克思的国家权力理论,国家权力具有阶级统治的本质属性,而且这种属性使国家权力具备了三种为恶倾向:一是暴力倾向;二是异化倾向;三是垄断倾向。国家权力的滥用和腐败根源于其内含的这三种为恶倾向。要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就是要制约国家权力这些为恶倾向,也即让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将生产全部集中到联合起来的个人手中,并逐渐将国家政权归还给人民、归还给社会有机体。     

基于“党管干部原则”的国有企业企业家精神培育路径构建

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组织形式,既要按照市场逻辑服从于经济发展目标,以确保自身可持续的健康发展,又要服务于党和国家所赋予的各项政治与社会职能,以确保在国家重大问题上走得稳、站得正。要以"党管干部原则"为引领,强化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塑造,以确保党在国有经济管理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地位。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国有企业企业家精神塑造相契合,赋予我国国有企业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内涵,体现企业家内置于国有企业内部的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实施攻坚期的国有企业改革,需要以党性培育为引领,唯此才能真正为国企铸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培育掌舵:促成国家制度层面保障激励与经营者层面内在创新的一致性,引领国有企业企业家精神培育的舆论导向;促成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市场培育与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党性教育的一致性,永葆国有企业企业家精神培育的政治本色;促成市场内在机制与政府外在调控的一致性,实现国有企业企业家精神培育的道德托底。     

官场“权力瘾”泛滥之忧

唐亚林在2011年10月《人民论坛》（上）撰文指出：认清公共权力的性质,阻断公共权力与利益的结合与输送之路,压缩因宫位越高自由裁量权就越大而引发的腐败空间,是降低、控制官员“权力瘾”的有效良方。第一,官员“权力瘾”是公共权力异化的结果。目前形成了“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利益化、个人利益政策化”这一“中国式权力异化”的恶劣局面。其后果必然是拥有权力的人不愿放弃权力,权力小的人渴求更大的权力,没有权力的人拼命追求权力。第二。官员“权力瘾”是权力商品化的结果。     

中国算法权力治理的主体结构、异化风险及协同规制

算法权力治理是信息技术革命条件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关系到意识形态安全、政权稳定、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中国共产党、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平台企业、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等构成了中国算法权力治理主体,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部门监管、行业和企业自律、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监督的治理格局。囿于算法权力的资本垄断、黑箱运行、技术缺陷等原因,算法权力治理过程中存在着功能上的认同弱化风险、监管失灵风险、市场垄断风险、社会极化风险。推进中国算法权力治理,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构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规范算法权力有序运行,夯实平台企业的主体责任、以算法公开透明纠治“算法黑箱”乱象,推进政府部门监管制度创新、破解资本对算法权力的操控,加强社会公众算法权利保障制度建设、破解算法偏见和算法歧视。     

“灰色权力”的成因及其治理

"灰色权力"的存在,有损"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有损国家、政党、政府、人民的利益,不利于规则和秩序的正常运行,不利于社会稳定,不利于科学发展。要遏制灰色权力的泛滥,必须从权力思想观念、权力运行机制、权力监督机制、加大惩处力度等方面多管齐下,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深化干部制度改革：从“权力委任”到“权力民授”

干部制度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当前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一个突出任务是要进一步解决好各级领导干部手中权力的来源、使用与监管问题。要切实处理好＂党管干部＂与＂民管干部＂的关系,进一步完善干部选拔过程中的民主化机制。要切实搞清权力监督的主体,进一步增强干部监督过程中的民主化权威。要切实防止＂权力私有化＂和＂权力利益化＂,警惕既得利益集团对干部队伍的侵害。     

运用“参与式治理”有效杜绝权力腐败

准确理解和运用"参与式治理",充分赋权社会主义社会各类政治资源,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之间协调、监督、合作,形成和谐社会的政治管理机制,从根源上有效遏止与杜绝权力腐败。     

文化软权力化:社区治理的逻辑理路

社区治理使命实现的关键在于社区文化的认同。但社区文化并不会被自然认同,只有社区文化软实力的权力化即社区文化软权力化,社区文化才能被主体认同,才能发挥社区文化是社区赖以生存、发展的内在驱动力的巨大作用。社区文化软权力化是社区文化认同的表征。社区文化软权力化有其逻辑理路即物质文化软权力化、制度文化软权力化、精神文化软权力化和行为文化软权力化。     

利益转徙、权力转换与模式转型:农村基层治理权力结构变革的逻辑理路

农村基层的利益转徙、权力转换与模式转型为基层治理权力结构变革提供根本性的制度资源和权威性的体制根基。利益转徙、权力转换改变农村基层治理的权力结构,权力结构变革的标志最终又体现在基层治理模式的转型上。在农村市场化进程中利益转徙是起因,权力转换是动力,权力结构变革是结果,治理模式转型是标志。因此,基于农村基层利益体系转徙的基本规律、权力空间转换的基本特征和模式转型的基本趋势,可以准确地把握农村基层治理权力结构变革的逻辑理路。     

论权力掮客腐败“公司化”走向的成因、危害及治理

近年来,随着我国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权力掮客腐败公司化趋势日益凸显。对于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权力掮客腐败走向公司化,既是中国腐败蔓延的新动向,也是当前走向法治中国过程中必须惩治和预防的难题,是一种腐蚀性、破坏性都更大的消极因素,关系到中国新时期经济与政治的健康发展。     

政党引领的权力监督模式：生成逻辑与内在机制

权力监督作为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是保障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转的关键。当前,我国权力监督体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党和国家将分散的监督力量进行重新整合,形成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协调贯通的大监督格局,构建起了政党引领的权力监督新模式。本文基于政党政治的视角,从理论渊源、发展脉络和实践创新等维度剖析中国权力监督的生成逻辑与内在机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广泛吸收法律规范、政权结构和政党纪律等治理经验,根据基本政治制度和现实治理需要,通过加强政治领导、实现制度整合和鼓励社会参与等机制,实现了监督权的优化配置和协调运行,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监督新道路,取得了巨大成效。面对现实中的治理挑战,今后中国仍需要进一步推动监督体系的均衡协调和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监督效能。     

权力生态学视角下的权力主体及其转化——基于未来社会设计逻辑的历史与现实思考

现代社会中权力主体的权力结构状态为:权力单位最大的组织是"国家";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大小不同的权力单位。这种状态是权力主体从自然主体发展为结构主体的结果,最初,氏族、家庭是权力的自然主体;后来,人类自己产生了社会组织及国家,就出现了权力的结构主体,而当个人权力让渡给国家以后,国家就成为个人权利规定的主体。权力的结构主体是以其中的一些自然主体转化成不平等权力结构的被动服从的权力客体为标志的。权力生态学设计的未来人类社会是权力结构主体消失,个人权力被还原,没有外在的约束,只有内在的自觉性控制,权力主体将以自觉主体的身份出现。     

领导权：基于中国实践的权力类型学研究

领导权是现代政党拥有的一种权力,中国共产党将其发展到相对完备的状态,党章和宪法均明文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全面领导权。经由内在视角分析可见,领导权之正当性在于理论、政治、道德先进性,并以此发挥领导作用,故中国共产党是先进性-领导型政党。基于对先进性的自觉和保持,领导权有如下性质：自我构建性、创生性、高度自主性、集体性、全方位性、自适应性,责任性、高水平公共性、发展取向、进步主义、“高级性”、自我反思性。领导权的功能包括：辨识、确定人民和国家前行的方向与道路、做出战略性决策,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教化,发现、培育、任命干部,组织和动员,自由创设制度,整合多元的社会与国家权力等。经由领导权,群众“成为”当家作主的人民。     

期待“权力清单”的出台

正"权力清单",顾名思义,就是详细规定权力究竟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到底怎么干。权力越透明,权利越有保障。只有厘清权力的边界,杜绝不作为、乱作为或以权谋私等乱象,才可能使权力得到有效监督。当前,我们要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政治建设新目标,公开"权力清单"是极其重要的一步。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确实令人期待。一方面,推行"权力清单"是民心所盼。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公民     

政绩竞争与条块合作：指数驱动地方政府治理的运作逻辑——基于S市公安局“平安指数”项目的分析

指数何以驱动地方政府有效开展治理工作的？本文以S市公安局“平安指数”建设过程为案例,引入权力规训的理论视角,剖析指数在政府组织中的应用过程和运作机制。研究发现,指数治理是一个“条”与“块”在地方治理创新的政绩压力下,实现地方权力与资源再分配的政治过程。一方面,作为一种稳定的向上级政府呈现政绩的表达渠道,指数体系将上级政府的注意力引导至有限的指标上,使得职能部门实现治理创新和部门边界的扩张。同时,“条”通过监控机制和考核机制,对下级块形成强激励,推动了地方条块的有效合作。另一方面,指数基于可视化和显示度特征,将“块”模糊的、难以测量的政绩以“指数”简易化、数字化和排名化的形式呈现给上级“块”和社会舆论,“条”调动“块”的积极性,形成了稳定的“印象政绩”,助推地方治理创新中的条块合作。研究结论可以为技术与组织关系以及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关系研究提供可能的分析思路。     

基于TSC的现代科技驱动政府管理技术演化模型研究

推动政府管理技术进步对于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实现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运用演绎分析、模型构建和系统分析等方法,采用社会—技术系统理论、TOE框架、力场理论和诺兰阶段模型对政府管理技术演化力场、阶段划分及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分析,梳理出现代科技驱动下的政府管理技术演化STF模型。研究完成了以下任务:第一,从现代科技发展的角度出发,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政府管理技术演化的STF模型;第二,立足于时间-空间-关系,建构了对政府管理技术演化进行衡量的TSC分析维度,认为以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现代科技的融合发展为核心的智慧政府将是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第三,根据政府管理技术发展特征,建立了从低到高的政府管理技术演化发展阶段IDH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将政府管理技术演化分为初步发展、深入发展和高层次发展等三个阶段。     

基层治理中党建助推实现公众参与路径探析——基于权力“回归”视角的案例考察

党是基层治理的领导核心,公众参与是基层治理的基本要求,如何更好地发挥党建的引领功能,化解基层治理中公众参与形式化问题并推动公众参与的实现,理应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权力回归视角下,通过对三个全国创新治理案例的比较发现,权力的回归通过还权于民和赋能于民两个环节,党的引领、政府推动和公众意识培育三个方式实现公众参与,而党建则贯穿于整个过程,并通过党的主导、党的引领、党的动员三种路径落实权力回归于民,政府与公众协调互动以及公众责任和参与意识动员,从而实现基层治理中的公众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