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创新与我国城市治理模式的选择

政府创新是一个系统的过程。政府创新体系可以分为不同的层面 ,城市治理模式的选择是政府创新在城市政府中的体现和应用。基于治理理论基础 ,城市治理模式的主要内容体现在创新空间的调整、政府行为的规范、治理体系的完善等方面。     

政府管理 市场运作 社会监督——乐山市加快市场化配置土地资源的探索

乐山市地处四川省中南部，人口346万，幅员面积1.28万平方公里，2003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215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9亿多元。同很多地区一样，我市在土地管理工作中也走过弯路，经历过波折。因此，如何解决好保护耕地与经济社会发展用地的矛盾，并确保国有土地资产保值增值，就成为摆在各级政府面前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实践证明，如果沿袭过去政府行政审批配置资源的方式，靠新增建设用地来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是行不通的。为此，创新土地管理机制，探索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新机制就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资源型城市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管理创新

随着地区资源的枯竭,资源型城市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经济危困、生态危机、就业危难.在转型中,加强地方政府管理创新是迈向有效政府的必由之路.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模式的成功探索——南昌市城市公用事业发展模式调查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轮驱动,加速了城市公共服务体制建设问题的来临,而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模式则是上述问题中一个重要的方面。采用城市公用事业的视角有助于创新性地研究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模式。南昌作为中部地区的省会城市,这几年在探索建立大城市的城市公用事业体制的道路上负重前行,大胆实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南昌模式。宏观分析和微观调查的结果,揭示了这一模式对未来城市公用事业发展的借鉴意义。     

中国54个重点城市政府效率测度与分析

地级以上重点城市政府效率是影响我国地方政府效率水平的重要因素,本文选取全国有代表性的54个重点地级以上城市,基本遵循中国省级政府效率测度的思路、指标及方法,结合《2013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按照省会、自治区首府、计划单列市或经济特区、重点地级市分类分析重点城市政府效率测度值及排名所呈现的特征。结果显示,22个省会城市中政府效率排名前七位的分别是广州、长沙、成都、杭州、武汉、哈尔滨、西安;5个自治区首府排名依次是拉萨、南宁、呼和浩特、银川、乌鲁木齐;7个计划单列市或经济特区排名前三位的是深圳、厦门、大连;其他20个重点地级市政府效率排名由高到低总体呈现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趋势。     

我国城市土地国有制的演进与由来

城市土地国有制是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的基本土地制度,是我国整个土地制度的关键和症结所在。在建国之后直至现行宪法颁布之前,尽管经历了多次土地国有化的运动,但至少在宪法和法律上都未否认非国有土地的存在。现行完法中城市土地国有制的规定在制定时就存在着值得商榷之处,并在之后又引发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尤其在当前的情势下,必须正视并力图解决上述问题。     

城市隔离的消极影响与政府激励

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所导致的城市隔离现象产生了一定消极影响。在这些消极影响逐渐被各级政府感受到之后,将成为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要动力。基于这种动力,又将形成未来各级、各地政府城市化政策的供给体系。但各级、各地政府关注的消极影响侧重点并不一致,导致政策体系很可能存在矛盾。因此,对于不同层级、不同地域的政府而言,需要对其进行详细划分,建立更加系统的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激励调节机制。     

我国城市土地利用问题的政府经济伦理研究——以中新天津生态城为例

我国城市土地利用领域存在着开发无序、土地征用不合理、“城中村”阻碍统一土地市场形成等问题,而政府义利观的冲突是造成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中新天津生态城的建设紧扣政府经济伦理,通过合理规划选址、科学确定城市规模、构建紧凑型用地布局的方式,不仅使有限土地达到集约利用的效果,而且破解了城市土地利用及生态保护领域存在的难题,可为其他城市提供参考和借鉴.     

试论经营城市理念下的土地资本化运营与管理

经营城市的理念要求将城市纳入资本化运营与资产化管理轨道。城市土地是城市经济中的一项重要经济资源 ,是城市资本的主要构成部分 ,其运营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城市经营的效果 ,甚至影响到整个城市经济的发展。本文从分析城市土地资本化运营与管理和必要性入手 ,深入探讨城市土地资本化运营目标及保值增值机制 ,进而提出城市土地资本化运营与管理的对策与措施 ,为政府和经营者提供决策参考。     

城市环境治理投入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

文章分析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城市环境治理上的博弈,并提出地方政府应提高自身的政策执行意识和服务意识,中央政府应该加大对地方政府的物质激励,政治晋升方面的激励,循环经济的推广使用;环境治理问责制的实施有利于提高城市环境治理投入,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城市公民参与政府管理的实证研究——基于对一些典型案例的分析

近几年来,中国公民参与取得了很大进展。从中央到地方,公民参与有不同的层次,政府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通过从狭义的政府即行政机关和地方城市政府的层次,以2006-2008年《人民日报》和《法制日报》中报道的公民参与典型案例为对象,分析总结了城市政府管理中公民参与的发展特点,指出公民参与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参与缺少法律依据、参与的某些形式存在明显缺陷、参与的过程和结果公开程度不够等,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动和完善公民参与的针对性对策建议,以推动政府的公开透明行政、完善公民参与的法律制度、调动公民参与的积极性,真正实现公民参与政府管理。     

流动的公共性——我国区域政府研究的困境与超越

国内区域政府的研究试图解决行政区经济与行政区行政的双重难题,但由于忽略了中国政府的复杂形式,这一研究容易湮没在多中心治理、城市联盟、府际关系、区域公共管理等一系列的理论交织之中,从而影响其作为理论原创性的内在意义.国内区域政府经过了政治大区、经济大区和生态大区的不同发展阶段,说明了基于中央政府权威的区域政府形态的内在缺陷.因此国内区域政府的建立应当立足整体国家前提下公共性与区域性的内在统一,既体现中央政府对区域内政府的约束作用,又要体现区域内政府的自主性及合作治理的可能性.     

突破“碎片化”:构建“回应性”城市政府协同治理框架——基于杭州上城区“平安365”的案例分析

近2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的迅猛发展,受到城市扩张与更新、人口流动性、社会利益调整、信息网络扩散、公众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影响,城市政府治理面临双重挑战:城市生活空间不断出现新的社会问题,且问题具有跨界性、流动性、弥散性、相互关联性等复杂特征;原有条块分割的政府组织结构设计各自为政、职能交叉与缺位并存、碎片化治理,应对变动不居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威胁到地方政府治理绩效。为此,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实践兴起一股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创新潮流,以此改革选项联动政府以及多元治理主体建立跨部门、跨界的合作机制,齐抓共管,协力合作,通过塑造整体性治理架构,有效回应城市存在的突出社会问题。本文以杭州市上城区实施的平安365协同治理为个案,系统描述这一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机制是如何运转起来的,并分析其生成与运行逻辑。城市政府协同治理的生成是城市场域性质变化和科层化行政绩效驱动双重作用的结果。技术整合协同治理机制的生成,是城市政府在条块体制下一种理性的工具选择。同时,在缺乏体制深度调整和理顺情况下,依靠问题处置为导向的渐进式技术或机制整合路径能否持续、有效地嵌入地方治理结构,能否带来变革性的治理创新,是需要进一步观察与思考的问题。     

政府债务危机与国家金融安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政府巨额债务负担不仅阻碍一国经济正常发展,而且成为直接影响金融体系安全的重要因素。随着欧元区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升级和蔓延,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从国家金融安全的视角,对比分析欧洲主权债务与我国政府债务问题,研究政府债务危机对金融安全的影响路径和方式,探索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我国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启示。     

政府责任缺失的原因分析——以城市水业市场化改革为例

中国城市水业市场化改革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是一场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在“摸着石头过河”中,政府责任缺失的问题尤为引人注目。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约束,作为城市水业市场化改革决策者的地方政府就会以自身利益为导向实施行政行为,从而出现政府责任缺失。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别从制度约束的规范层面和实际运行层面分析政府责任缺失的原因。     

城市治理中的政府作用机制浅析——从治理主体利益定位的角度

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结构,城市治理本身是一个多元的、复杂的体系结构,在城市治理的环境中,政府与其他组织和市民社会共同参与管理城市.在此过程中,城市政府必须协调政府内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等各方面的关系,通过确立合理的利益机制、整合不同的利益关系来促进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竞争力的提升.     

城市公用事业民营化法制问题研究——理论与现实、路径与任务、政府责任

公共物品理论与福利经济学为城市公用事业民营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发展以及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对城市公用事业发展走上民营化发展道路提出了现实要求。公私合资经营、合同外包、特许权经营是实现城市公用事业民营化的有效路径选择。当然民营化也并不必然可以解决城市公用事业垄断的问题，其负面效应也是相伴而生的，这就使得我们在推行公用事业民营化的过程中，应该更加注重各种制度的全面建设，尤其是法律制度的完善和规范，要使民营化担负起公用事业反垄断的任务。最后，城市公用事业民营化后，并不意味着政府责任的让渡，政府依然要肩负起引导、监管、协调等责任。     

城市公用事业民营化法制问题研究——理论与现实、路径与任务、政府责任

公共物品理论与福利经济学为城市公用事业民营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发展以及事业立即立体制改革对城市公用事业发展走上民营化发展道路提出了现实要求。公私合资经营、合同外包、特许权经营是实现城市公用事业民营化的有效路径选择。当然民营化地并不必然可以解决城市公用事业垄断的问题，其负面效应也是相伴而生的，这就使得我们在推行公用事业民营化的过程中应该更加注重各种制度的全面建设，尤其是法律制度的完善和规范，要使民营化担负起公用事业反垄断的任务。最后，城市公用事业民营化后，并不意味着政府责任的让渡，政府依然要肩负起引导、监管、协调等责任。     

政府主导与政府“瘦身”——兼论重塑国资委和国家资源委员会

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必须由政府主导,但政府主导有一定界限,它不应主导全部社会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应该从经营性竞争性行业和领域中退出的是政府,而不是国有企业。应在各级“人大”领导下重塑国资委和建立国家资源委员会,实现政府“瘦身”计划。将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和作为经济实体的国家分开,彻底贯彻“政企分开”,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起市场所必需的“微观经济基础”,实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跟市场经济相结合,建成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