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问题探讨

立法规定并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中国规范司法行为、保障基本人权、实现司法公正的巨大进步。在侦查阶段,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仍面临诸多问题。首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给侦查工作带来巨大挑战,主要表现在证据观念的转变,侦查模式的转变和侦查措施的改进等方面。其次,存在着非法证据界定难,非法证据举证难和规则适用参与难等问题。这就需要侦查机关转变证据观念,提升依法收集国家证据的能力,完善侦查机关内部的非法证据排除机制,进一步推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走向司法实践。     

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比较研究——以英、美、法、德四国为样本的分析

当今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大都制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措施,技术侦查获取的证据,也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域外法治国家对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做了大量有益尝试,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技术侦查证据进行排除方面作出了相关规定。我国在法制层面上对技术侦查获取材料赋予证据资格和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确认得较晚。通过比较考察两大法系代表国家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可以为我国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提供有益思路。结合我国法治现状,我国应确立最后手段原则,完善技术侦查措施程序设计,并建立强制排除与裁量排除相结合的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     

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为契机

我国2010年公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和2011年8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基本确定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此规定与我国司法实践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和西方法治国家的先进制度还有一定差距.如我国法律规定的非法获取言词证据的手段过于简单、缺乏对搜查扣押的司法监督措施、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监督非法取证行为的障碍重重.为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中的“强迫”列入非法获取言词证据的手段,由检察机关签发搜查令和扣押令,在易发生非法取证的侦查阶段引入律师介入程序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安侦查中的适用困境与出路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于侦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是保障司法公正与人权,实现正当程序和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公安机关在侦查工作中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困境:一是非法证据判断标准不一,执法中不宜把握;二是监督机制运行乏力;三是存在隐性违法、证据漂白现象;四是部分民警的非法证据排除意识不强。需要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实体性规则和非法证据排除监督机制,转变侦查理念,加强科学技术在侦查中的应用,从而突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困境。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运行效果及问题简析

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纳入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是推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民主化、法治化、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与英国等国家相比,在对象方面、排除阶段方面和目标方面具有其自身的特色。随着这一制度的确立和不断发展,对我国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体现在:侦查取证法治化水平得到提高;刑事诉讼各项职能得到优化;诉讼程序改革不断推进;冤假错案防范机制得到强化。与此同时,在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还面临着非法取证难以遏制,非法证据范围不明,审前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不完善,法院审理不规范,公正观念未全面树立等问题,需要在法制发展的轨道中不断完善和解决。     

侦查环节非法证据排除工作机制研究——以新《刑事诉讼法》为出发点

2012年3月修改的《刑事诉讼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实现了非法证据排除的有法可依,有利于侦查机关强化对自身侦查行为合法性的监督,遏制非法取证,加强人权保障,促进司法公正.随着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逐步推进,侦查机关如果仍然沿用以往的取证方式,辛苦获取的证据就可能因为手段不合法等问题而在后来的审判环节遭到排除.作为最主要的取证主体,侦查机关应当主动建立部门内部的非法证据排除审查和工作机制,以有效应对刑诉法修改给侦查工作带来的挑战.     

公安机关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研究

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规定仍然停留在概念层面,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主体、负责发现非法证据的部门及内部工作流程、公安机关负责人认定非法证据情况的程序、相关的救济制度等都有待进一步明确。由公安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确实存在阻力多、动力小的问题,基于其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特征,我们不宜在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中引入过多的对抗因素来促进非法证据的排除。其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构建应当突出侦查活动的固有规律,立足于侦查程序内部的单向排除模式,简化排除程序设计,贯彻及时排除原则。     

论非法口供的排除

非法口供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侦查机关还在习惯性地依赖非法口供。非法口供在审判阶段不能得到有效排除，成为我国法治化的一大障碍。借刑事诉讼法修改之际，应当确立明确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以保障非法口供排除的实现。     

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思考

非法证据的排除在理论上已经形成共识,但在刑事诉讼实践中未形成行动中的共识。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问题是其中的重点和难点。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不仅是法治精神的底线要求,也是防止错案、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必须改变观念,检视当下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存在的问题,在侦查机关内外建立排除非法证据的发现、审查、认定和制裁机制。     

纸面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引发的一点思考

＂两高三部＂排除非法证据的新规定出台以后,世人瞩目,学者称赞。该规定因死刑核准权上收最高法院以及赵作海冤案等司法误判所催生,用意明确,有的放矢。如今这一规定已经实施,纸面上的法（司法解释是法的渊源之一）能否顺利转化为行动中的法应当成为人们仔细观察的对象。本文从非法证据排除新规定在规则设置方面的缺失、程序设置方面的不足检讨了该规则在实施中存在的障碍,认为如果不认真加以贯彻、执行,那么现行司法体制使司法权制约行政权的功能虚置、性善论的人性取向使侦查违法行为容易过关、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可能促使刑讯手法隐秘化、被告人拥有律师的有效辩护被忽视等因素有可能使排除非法证据新规定无法发挥实效。     

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思考简

非法证据的排除在理论上已经形成共识,但在刑事诉讼实践中未形成行动中的共识.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问题是其中的重点和难点.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不仅是法治精神的底线要求,也是防止错案、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必须改变观念,检视当下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存在的问题,在侦查机关内外建立排除非法证据的发现、审查、认定和制裁机制.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之分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举证责任制度的缺位已成为阻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关键性障碍之一。笔者主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证明责任应由控方承担 ,并提出了若干完善我国侦查取证程序的建议 ,这对于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制度将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意义及其对侦查工作的影响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是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进一步完善。它有利于切断刑讯逼供及暴力取证的原动力,彰显了依法惩治犯罪、维护司法公正、保障人权的诉讼价值。它的实施虽然在短期内会对侦查工作造成一定的冲击,但从长远来看,对侦查观念的更新、侦查手段的进步、侦查模式的转变、侦查队伍素质的提升、侦查法治化水平的提高等,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现状与构建

在刑事诉讼中排除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是诉讼程序民主化、法治化的必然要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成为世界各国通行的刑事诉讼的采证规则之一,我国对此却没有在立法层面体现,在实践中对非法证据也是很少排除。我国应借鉴美、德等国有益的做法,建构起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宪法中明文规定正当程序或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性条款,对非法言词、实物、衍生、侦查陷阱证据依法排除。     

论职务犯罪侦查阶段非法证据的防范与排除

新刑诉法不仅首次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且将其适用阶段向前延伸至侦查阶段。侦查机关（部门）确立为非法证据排除的主体，不仅是基于对侦查机关系犯罪证据“从无到有”的收集者、案件框架“从微到著”的构建者的准确定位，更是出于侦查阶段对整个诉讼进程走向的决定作用，刑事辩护形态从实体性辩护转向程序性辩护以及坚守防止冤假错案底线的现实考量。侦查机关（部门）防范与排除非法证据，应主要依靠侦查人员自查、层级书面审查、专职复审员复审，同时，还应密切部门间配合、与律师良性互动以及严格落实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侦查阶段非法证据的防范和排除，不仅要从转变侦查理念、提升执法能力、规范执法行为上下功夫，更要从规范初查取证、严格证据转换、落实责任追究上做文章。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侦查行为的影响与应对——以两个《规定》为视角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确立,必将深刻地影响侦查人员的侦查与证据观念型塑,影响侦查行为的立法进程和侦查取证方式的改变,影响刑事诉讼的发展进程和诉讼结果,促进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对侦查行为监督力度的加强。应当加强学习、领会其精神实质、转变侦查和证据观念,构建独立于口供之外的证据体系,构建现代侦查体制和机制,以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侦查行为的影响。     

两个《证据规定》有关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和适用

威胁、引诱、欺骗所取得的言词证据应当排除,但应与侦查策略区分,对于程序违法的言词证据,应当区别对待。排除实物证据,应根据行为的违法程度以及证据的客观性是否受影响,综合考虑。实务中＂排除＂与＂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基本可以作等同理解。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中必须主动排除非法证据。     

新《刑事诉讼法》非法证据排除适用中的若干问题

2012年修改后《刑事诉讼法》首次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出较为系统和详细的规定，影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一些基本问题也摆到了理论和实践面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正确理解和准确适用，涉及何为“非法证据”、认定非法证据的证明标准是什么、哪些诉讼阶段可以审查证据合法性、审查效力如何认定，以及非法证据排除的分类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关系到能否正确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作用，真正规范侦查行为、减少冤假错案、保障人权。     

庭前会议阶段非法证据排除方式的重构

关于庭前会议能否排除非法证据在我国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囿于刑事诉讼法将庭前会议的功能定位为正式庭审的准备和辅助程序,导致庭前会议排除非法证据效力虚化。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推进,为贯彻集中审理原则、提高审判效率和质量,我国庭前会议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规则经历了一个嬗变过程,有限排除方式成为可能,并且具备证据准入与证据评估相分离、程序性裁判优先且相对独立、刑事诉讼公正与效率有机统一等正当性基础。因此,就证据合法性审查而言,我国应探索建立一种相对独立、具有法律效力的庭前司法审查机制,赋予法庭在庭前会议阶段有限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力,尽量在庭审前解决控辩双方关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争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台湾地区的实践与发展

台湾地区自2003年修法明确规定非法证据规则至今已逾10年,台湾地区司法实务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争议的焦点集中在:排除的范围、排除的原则与标准、准备程序的定性与作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在逐步扩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项证据的规范上:非侦查机关公务员非法取证所得的证据;利用高科技侦查手段取得的证据;临检盘查以及诱捕侦查取得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