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实证研究

受贿罪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常见、多发罪，也一直是我国反腐败领域重点打击的对象。在本文研究的648例样本中，受贿罪的无罪判决率为0．62％，免予刑事处罚的判决率为2．78％，缓刑判决率为16．77％，事实上的自由刑（含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决率为92．7％，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率为4．35％；648例全样本，平均受贿数额844167．70元，其中受贿金额5万元以上的占总样本数的73．6％，10万元以上的占56．5％，宣告刑平均刑期为8．79年，其中受贿数额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平均刑期仅5．32年，接近于法定最低刑5年有期徒刑；在548例大样本中，平均受贿次数为9．45次，平均每次受贿数额为65331．45元，被告人受贿次数在2～5次之间的占样本总数的40％左右；受贿罪的平均案发时间间隔为49．70个月（4．14年），其中案发时间间隔在5年以上的样本数达217例，占样本总数的34％左右。“一把手”犯罪较为严重，占样本数的40．54％，单位领导（包括正职、副职等）犯罪占样本数的63．43％。     

受贿型渎职犯罪罪数问题研究

当前受贿型渎职犯罪高发频发，对其并罚还是单罚，理论界分歧较大，司法实务部门也颇感困惑，严重制约了该类犯罪的查处。如何处理受贿型渎职犯罪，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司法难点问题，如罪数判断的原则与标准；“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受贿罪犯罪构成的定位；“收受他人财物”在渎职罪犯罪构成中的定位等。依据罪则刑相适应原则和犯罪构成理论，受贿型渎职犯罪应当认定为数罪并罚。     

故意杀人罪量刑情节与宣告刑量关系实证研究——基于SPSS软件包所作的“相关”分析

作为联结故意杀人罪罪量与宣告刑量纽带的量刑情节与宣告刑量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各种量刑情节对宣告刑量的影响程度迥然不同,如是否共同犯罪与宣告刑量的相关系数高达0.481,危害结果变量与宣告刑量的相关系数高达0.412,被告人过错变量与宣告刑量的相关系数达到-0.279;而是否累犯变量与宣告刑量的相关系数仅为-0.145,是否残忍变量与宣告刑量的相关系数公为-0089.     

论贿款公用的定罪量刑问题——对上海《商业贿赂犯罪法律适用研讨会纪要》的质疑

在对受贿罪的定罪量刑认定中,在法律尚未明确规定受贿款项的用途作为法定量刑的前提下,司法实践中,对贿款公用的数额采取“扣除法”是不科学．也是不合理的。上海市近期出台的《商业贿赂犯罪法律适用研讨会纪要》关于贿款公用的相关规定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也不符合受贿罪犯罪形态理论。建议在刑法第386条中,将“受贿所得数额”删除,保留“受贿情节”,按照受贿情节对行为人定罪量刑。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界定与适用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刑法中的传统受贿犯罪在主体构成、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虽然在当前的实际司法应用中．直接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认定的案例还并不多见，但认真辨析本罪犯罪构成的细节．重点探讨本罪在实际司法认定中可能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在将来的司法实务中准确认定本罪具有积极意义。     

受贿罪的定罪起点数额研究

受贿罪定罪起点数额的确立依据应是"最低劳动报酬倍数"。受贿罪可分为普通型受贿罪和特别型受贿罪。若以盗窃罪的犯罪起点数额为参考标尺,普通型受贿罪与贪污罪一样,其犯罪起点数额应是盗窃罪起点数额3倍。特别型受贿罪主要形式有:交易型受贿;收受干股型受贿;合作投资型受贿;委托理财型受贿;赌博型受贿。在许多情况下,特别型受贿罪的定罪起点数额应高于普通型受贿的定罪起点数额。对于情节特殊型受贿罪,不应确定定罪的起点数额。在有受贿数额(不论大小)的情况下,其应以特殊情节(后果严重或情节恶劣)作为主要依据来认定受贿罪。     

论特殊情况下受贿数额的认定

受贿罪中受贿数额的认定,直接决定对犯罪嫌疑人量刑的轻重,有时甚至直接关系到受贿罪的成立与否.在司法实践中,对几种特殊情况下的受贿数额的认定,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加以严格区分.     

论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问题——以《刑法修正案（七）》为视角

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的离职受贿行为在《刑法修正案（七）》中被规定为犯罪,解决了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定罪难题,但是对这种行为应定为何罪仍存在争议。虽然该类人员的受贿行为与受贿罪规定在同一条文中,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其并不符合受贿罪的构成特征。因此有必要将此类行为与一般受贿行为予以区分,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具体界定。     

受贿罪利用职务之便再探

近几年来,我们国家深入开展了清除腐败现象,依法惩治受贿犯罪的斗争。司法机关在依法惩治受贿犯罪活动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我国刑法学界对受贿罪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可以说受贿罪是近年来争论最多,分歧最大的犯罪之一。通过探讨,对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及其惩治对策,提出了不少新观点,进一步促进了刑事立法的完善,推动了打击受贿犯罪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但是,当前在司法实践中,对如何认定受贿罪,如何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等方面仍然有一些尚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受贿型渎职犯罪罪数的司法处断

目前,由于刑法对受贿型渎职犯罪在立法上的空白,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惑,不利于司法机关对受贿型渎职犯罪准确地定罪量刑。渎职行为与受贿行为之间并非牵连关系,两罪在犯罪构成上也非重合关系。对于渎职受贿罪应当以受贿罪和渎职罪数罪并罚论处,这种处断原则并不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更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     

浅论行贿罪的立法完善

当前行贿罪的立法存在疏漏。国家工作人员犯行贿罪的应当从重处罚,行贿行为不应只限定为交付,应当扩充行贿的内容,“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应成为行贿罪的要件之一,应当增设罚金刑。     

共同受贿犯罪主体的认定

受贿罪共同犯罪主体的认定问题,不仅作为典型的共同犯罪问题而倍受关注,而且对当前惩治贿赂腐败,加强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结合刑法学共同犯罪理论及司法实践,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能否成为共同受贿罪的主体,以及如何认定共同受贿犯罪的主体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非常必要。     

商业贿赂的概念、特点与规律研究

商业贿赂表现形式纷繁芜杂,对商业贿赂的治理带来诸多难题,科学界定商业贿赂的概念,分析其特点和规律,是治理商业贿赂的首要和前提。对商业贿赂的商业应当作广义的理解,不能仅仅包括商品的买卖活动;商业贿赂具有主体的广泛性、商业贿赂行为所侵犯客体的多重性、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性和行为客观上的违法性等特点。贿赂是一种以财物为媒介物的由行贿方和受贿方组成的相互关系的链条。行贿是贿赂链条的起点,起决定作用的是受贿方。商业贿赂与其他贿赂相比,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贿赂物数额较大,贿赂手段形式更加多样,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     

论现行刑法对《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中贿赂范围规定的接轨

在我国加入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中,贿赂的范围与现行刑法的规定是不同的。刑事立法中贿赂犯罪中"贿赂"的范围的规定决定于国家的刑事政策。我国对职务犯罪的最主要的刑事政策是:"加大惩治,依法从重从严。"但是,现行刑法对贿赂犯罪的范围的规定却有失严密。修改现行刑法关于贿赂范围的规定,是我国必须履行的国际法义务,也是对我国职务犯罪刑事政策的贯彻。     

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特点及侦查对策

商业贿赂犯罪在经济领域内有一定的普遍性，发生领域具有特殊性，隐蔽性很强，大案要案和窝案串案发案比例很高，其行贿对象的具有可选择性。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侦查中存在侦查主体不统一，容易造成冲突。犯罪发现难、立案难、取证难和突破难等诸多问题。只有灵活运用谋略，采取恰当的侦查措施，才能更加有效地提高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准确性和办案效率。     

试论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犯罪之立法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贿赂犯罪做出了突破性规定，我国刑法中有关贿赂犯罪的立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出现了诸多滞后之处。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关于贿赂犯罪的突破性规定，完善我国刑法贿赂犯罪之立法。     

新情势下对行贿罪犯罪构成的再理解

贪腐被视为最令人痛恨的官员行为之一．当然也把关注的重点转移到贪污、受贿等官员行径上,但实际上造成受贿的源头——行贿却往往被人忽视。笔者试图就社会经济的发展、民众心态的变化对行贿罪犯罪构成的主体、主观方面（犯罪目的与犯罪动机）、客体、客观方面（犯罪手段的变化）做出新的理解和判断。     

“一对一”贿赂犯罪侦查的认知脑电测谎

贿赂犯罪特点是犯罪过程预谋化、犯罪手段隐秘化、犯罪心理复杂化。研究认为贿赂涉案者的犯罪准备周期长、过程复杂增加了认知负载,有利于诱发案件相关信息特征性的脑电位;贿赂犯罪行为隐秘、涉及人—钱—物等记忆强度大使监控脑电变得相对困难,但有利于将特定的与案件相关特征性的脑电位和特定犯罪人相联系;贿赂涉案者被测谎时涉案认知预备增强、对贿赂行为的警觉性增高,使比对欺骗脑电更加容易。认知脑电测谎以其无法回避科学性强、准确率高、难以伪装等特点,为贿赂犯罪侦查提供了一种更加有效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