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的法律思考

一、我国现有法律政策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1 .《宪法》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 (1 )我国宪法第 33条第 1款、第 2款明确规定 :“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只要是中国公民 ,就应当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 ,因此农民工应当拥有与其他社会成员和群体平等的宪法地位。宪法第 33条第 3款规定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基本人权原则的宪法确认 ,为保护农民工个体的正当权益提供了根本法依据。宪法第 1 3条关于公民私有财产的保障条款 ,为农民工收入的取得与保护提供了…     

中国宪法环境条款:一个规范法学的解释

《宪法》将环境分为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并对国家课以环境保护义务,将生态文明作为国家目标。现有的宪法环境条款包括《宪法》序言第7段、总纲第9条第2款、第10条第5款、第22条第2款、第26条以及国家机构第89条第6项。现行宪法环境条款属于基本国策而非基本权利,即国家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但公民没有请求国家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根据规范解释,国家、组织和个人都有义务保护环境,只不过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多表现为积极义务,而组织和个人的环境保护义务多表现为消极义务。环境保护基本国策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宪法规范,所有国家机构都应当遵循宪法环境条款确定的目标和原则。     

论弱势群体的宪法权利及其保护

从宪法学视角看,"弱势群体"系"制度保护不足的宪法权利主体",其宪法权利体系由"自由权"、"社会权"等实体性宪法权利与"请求保护权"等程序性宪法权利组成。弱势群体享有宪法上一般权利主体和特殊权利主体之双重地位,由此而可能发生的"权利竞合"与"权利冲突"现象,须借鉴域外宪法学原理,而透过法律条款作妥适之处理。弱势群体之宪法权利可经由立法路径转化为法律法规上之具体权利,亦可通过"合宪性解释"方式经由"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两种路径而予以实现。     

数字弱势群体权利保障路径的法律思考

云计算等新兴数字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了颠覆性变革。在此变革下，新兴数字弱势群体在逐渐蔓延。区别于一般弱势群体，该群体带有鲜明的数字特征，其弱势地位实际上缘自数字权利的不平等享有。面对数字弱势群体问题与数字发展的尖锐矛盾，亟须跳脱出原有的立法思维模式，重新审视数字权利。从权利内涵与权利保护效果的角度分析，数字权利符合且应当包含在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条款之下。由此为出发点，从转换立法思维、完善数字权利理念、完善落实法律制度和践行数字向善理念四个方面为数字弱势群体提供有效保护路径。     

刑法合宪性解释的基本路径

合宪性是刑法解释正当合理性的前提,不符合宪法权利规范和权力规范等宪法规范的基本内容,违背宪法权力制约、平等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的基本精神的刑法解释都有违宪的嫌疑。为实现刑法解释的合宪性,应该以合宪性解释为刑法解释的具体路径,以合宪性推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和比例原则为基本原则,运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从形式上保障刑法解释的合宪性,同时也必须借助目的解释从实质上贯彻比例原则,从而真正实现刑法解释从根本上接受宪法规范和价值的制约和指导。     

刑事辩护权的宪法反思

刑事辩护权属于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是一项应当获得宪法救济的权利,该权利的行使及保护直接体现一国人权保障的状况和法治文明的程度。宪法规定刑事辩护权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被追诉者能够运用宪法规定的这一对抗性权力,使控辩力量趋于平衡。我国刑事辩护权在现行宪法构架下尚有立法上的缺陷,影响了刑事辩护权的有效行使和保护。从宪法保障功能方面改革和完善控辩诉讼结构,是宪法人权保障原则的根本要求。     

少数者权利的国际保护

保障少数者的权利,是国际和平与稳定的因素之一。对少数者给予特别保护是与平等和不歧视原则相一致的。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关于少数者的定义。一国境内是否存在少数者依照主观和客观标准来确定。难民、移民工人和其他非为居留国国民的个人只要他们具备作为少数者的特征,也可以被视为少数者而获得居留国的保护。土著人也受《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7条的保护,并且其权利内容更广泛。中国的法律中不存在少数者的概念,但中国的《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确立了关于少数民族的保护制度。     

论侵权责任法解读中的行为自由理念

在追求和谐立法政策指引下,我国《侵权责任法》诸多条款过度强调受害人的权益保护,过分强调秩序、公平和安全的价值。第2条和第6条第1款把秩序的价值推向极致,因而只具有政策宣示的意义,不能单独作为裁判的依据。第24条公平分担损失条款应当限缩解释,原则适用于生命权和健康权受损害,且不能通过其他途径予以救济的场合。第37条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作为框架性的作为义务,不得扩张解释。第29条规定的不可抗力条款应当扩张解释,把意外事件作为免责事由。弘扬行为自由理念,强化过错责任的功能,,保障无辜者不被追究,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提。     

论言论自由的政治权利属性——基于法解释方法维度的思考

无论是《宪法》第34条的但书规范解释，还是我国现行法律体系规定的政治权利范围；无论是政治权利的比较法考察，还是新中国宪法文本有关政治权利规定的变迁，指向的一个初步结论是：我国1982年《宪法》文本中的政治权利包含《宪法》第35条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只需强调的是：《宪法》第35条规定的权利不仅仅只是政治权利。     

从宪政角度看物权法

物权法首次确认了公产与私产平等保护原则，是宪政中保护财产权原则的体现，也是宪政人权保障原则的落实。从宪法学角度来看，物权法的制定有其独特的宪法依据，其颁布实施也将促进我国宪政建设，对宪法相关条款的修改和《国有财产法》的制定也会产生深远影响。     

论中国宪法的实施机制

从行政公法与刑事公法形成的历史动因来看,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并非基于某种抽象的学说,而是基于特定的司法裁判程序设置以后审判实践之需要,法律程序在相当程度上形塑了法律规范的内容。宪法规范的调整范围涵括了公法与私法两大领域。代议机关的“立法程序”、行政机关的“肯定性行动”、特定机构的“宪法审查”等公法程序,构成了宪法实施的“公法机制”类型。“物权法”相关条款承接与转换宪法上的“国家所有权”条款,构成了宪法的私法实施条款。此外,司法机关在民事案件审理中的“合宪性推定”、“合宪性解释”,亦得构成宪法实施的另外一种“私法机制”。不过,宪法条款经由公权部门之适用介入私权领域和私法体系时,在侵权案件中还需遵循“私法规范优先适用”原则,在公权介入时还需遵循“比例原则”与“辅助性原则”。     

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最大司法化保护

在国家权力结构中 ,司法权是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最重要力量。本文探讨了个人自由和权利司法保护最大化原则。作者首先分析了个人自由和权利司法保护的必要性 ,其次探讨了个人自由和权利司法保护最大化的重要性 ,最后提出了本文的结论。本文的结论是 :个人自由和权利司法保护的最大化原则 ,应当从目前所处的宪法基本原则的次级原则地位提升为宪法的基本原则。     

宪政视野中的刑事强制措施--以搜查和扣押为范例的考察

刑事强制措施是指国家追诉和审判机关实施的违背公民意志自由,侵犯其宪法性权利的行为,其适用必须符合比例原则与司法审查原则的要求。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财产权并不被认为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因而,侵犯公民财产权的搜查、扣押措施可能没有被纳入强制措施体系,这对保护公民的财产权极为不利。由于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已经明确规定私有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因而建议在将来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将搜查和扣押措施纳入强制措施体系加以规范。     

论平等保护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

我国刑事诉讼法尚未确立平等保护原则，存在分而治之的现象。平等保护原则源于人人平等的思想理念，如今已经成为宪法上一项人权保障的基本原则。在平等保护原则下，刑事诉讼中针对公民基本权利和诉讼权利的立法和司法应采用严格审查的标准。平等保护的对象主要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体现了全方位的人权保障理念；平等保护原则下的程序性权利包括各种诉讼权利，最为典型的是平等保护请求权；平等保护原则下的实体性权利主要是财产权，且只保护当事人的合法财产。     

宪法中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公共事务”概念的法律解释研究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中国特色政治制度，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保障。在相对原则的法律规定与日趋重要的政策地位的张力中，居委会、村委会扮演多样角色的同时，也面临合法性诘问。《宪法》第111条的“公共事务”概念为锚定两委的规范定位与职能提供了坐标原点。基于对制度生成史、自治权来源、自治权性质的分析，可知基层群众自治是一种自下而上生成、建立于居民权利之上、以两委的自治权利为抓手的“基于权利的自治”。以“基于权利的自治”为前提，可得对“公共事务”的相对狭义解释。对“公共事务”作相对狭义解释，不会妨害两委发挥多样功能。     

我国现行宪法第41条的权利属性

"权力性"是我国现行宪法第41条权利的本质属性。这可从米尔恩的"权力权"的概念获得解释,也可经宪政视角的分析得到证明。在"权力性"这一本质属性下,作为"提意见"的批评(建议)权应当具有"积极性"和"公开性"的特性,但由于其权利主体的自身特点,批评权同时具有"自抑性";从权利设置的目的看,控告权和申诉权既是政治性的权利,同时也具有救济权的属性;检举权是宪法规定的每个公民都享有的权利,因而具有普遍性,这一特性不会因为权利主体获得公务员身份而受到限制;当"取得赔偿权"以"请求"作为权利实现手段时,它是一种程序性的权利,反之,则是一种实体性的民事权利。     

我国对军婚保护立法的不足及完善

一、我国军婚保护立法规定的不足 1．我国的军婚保护立法违背了平等自由原则。《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婚姻法》第10条至18条都有男女平等原则的具体规定。而《婚姻法》第33条：“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须得军人同意，但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的除外”的规定虽然出于保护军婚的目的，但从另一个方面却造成离婚权利的不平等。     

婚内有奸：基于法学视角的思考——兼与张明楷教授商榷

宪法和婚姻法规定夫妻双方权利平等,意味着性权利平等,妻子享有性自由权。警从刑法典自身、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我国法律体系的和谐来看,刑法236条没有排除妻子为强奸罪的犯罪对象。否认婚内有奸,不符合犯罪的认定标准、不符合立法的逻辑、不利于降低社会成本和代价、不利于保护少年的身心健康。“婚内有奸”并非是惩罚丈夫的工具,而是妻子合法权益的证明。     

宪政视野中的刑事强制措施——以搜查和扣押为范例的考察

从宪政的角度来看,刑事强制措施是指国家追诉和审判机关实施的违背公民意志,侵犯其宪法性权利的行为.强制措施的适用必须符合比例原则与司法审查原则的要求.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财产权不被认为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因而,可能侵犯公民财产权的搜查、扣押措施没有被纳入强制措施体系,这对保护公民的财产权极为不利.由于本次宪法修正案已经明确规定私有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因而建议在将来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将搜查与扣押措施纳入强制措施体系加以规范.     

论法律明确性原则:依据、标准和地位——基于违宪审查角度的解读

在违宪审查的论域内,法律明确性要求的宪法规范依据在于罪刑法定、正当程序等宪法条款或原则;而我国宪法第5条关于建设法治国家的规定及第33条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是法律明确性原则的中国宪法文本依据。法律明确性原则审查标准的确定至少应遵循如下两项基本规则:一是规制事务领域的不同决定了判断立场和判断尺度的差异;二是受众的立场与审查权的裁量之间的相互协调。然而,基于审查标准的不明确、法律的模糊性特征及法解释技术的运用,法律明确性原则在违宪审查实践中的作用空间是十分"狭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