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信任

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是促进合作、实现公共危机治理的基础。本文在释义公共危机治理中信任涵义的基础上,归纳了信任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功能,分析了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中信任缺失的表现及成因,并结合我国公共危机事件的特征提出了培育公共危机治理中信任的路径。     

“网络化治理”——政府回应力建设的新视阈

网络化治理是目前西方社会公共治理的重要方向,其要求政府和供应商的合作要以信任和合作为机制,以顾客满意为导向,以实现公共价值理念为目标的公共治理的变革.而政府借此可以升华公共服务理念,深化公共物品服务程度,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元利益诉求,提升政治合法化水平.     

整体性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整体性治理是为解决由新公共管理带来的"碎片化"困境问题所提出的一种全新公共治理模式,主张通过协调与整合,使多元主体的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实现多区域多部门的合作,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的政策目标的一种治理方式。研究从理论反思与现实依据的两个方面阐述了理论的缘起与价值,并就整体性治理兴起的原因进行分析,梳理了整体性治理的主要内容,强调了治理的整合性,整体性运作的目标实现,和整体性治理机制。整体性治理在我国公共危机治理、财政预算和大部制改革等方面的现实实践,以期给的政府管理提供参考。     

通向包容性公共管理:西方合作治理研究述评

从科层制到市场机制,再到网络治理机制,公共行政正变得越来越具有合作性,以更有效地改善政策制定与执行以及公共服务提供。在过去20余年间,合作治理作为一种新治理战略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得到了发展。合作治理已成为公共行政研究的重要内容,形成了丰富的知识图景,为公共行政学未来理论的推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有助于公共行政获得新的发展方向。合作治理的兴起和发展,反映了公共管理世界中人们不断探索政府治理质量创新机制的努力方向。论文梳理了西方合作治理研究途径、学术论争和发展趋势的研究文献,指出西方合作治理研究对中国公共行政研究的启示以及应关注的主要议题。     

合作式应急治理机制的构建：香港模式的启示

中国正处于急遽而深刻的社会转型期,各种风险大量出现,突发性公共事件频频发生,给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带来了极大挑战。如何应对各种风险与突发性公共事件是我国政府和社会亟需解决的重大治理问题。由于政府失灵和志愿失灵的存在,对于“风险社会”和各类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挑战,无论是政府还是非政府组织都无法单独应对,因而合作式治理成为一个普遍的选择。在合作式治理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不再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是“合作伙伴”的关系,共同成为风险社会的治理主体。近年来,我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就共同应对风险进行了一些有益尝试,但合作中也存在不少问题。香港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合作式治理模式,可以为我国内地探索应急管理领域的合作式治理提供重要的借鉴。     

治理语境下的多元行政法

治理理论给行政法治模式带来了深刻变革,治理机制全方位激励治理主体的普遍参与,尽可能地拓展、开放公共过程,多元行政法由此勃兴。与传统行政法关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权利义务关系的视角不同,治理语境下的多元行政法将视野扩展到了跨国治理机构、企业、社会组织等其他治理主体,关注治理网络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商与合作。行政法基本原则并未伴随着国家角色的回退而限缩,而是在拘束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之外,扩展到了更多承担公共治理任务的主体。治理工具也从过去政府"控制—命令"的传统方式,转向了软硬结合的多元化态势。     

公共治理困境与公法学的理性回应

公共治理是公共行政领域一种方兴未艾的模式,但公共治理不是万能的,也存在治理"失灵",存在政府"空心化",公共行政"能力赤字"、问责过程的复杂化、成本—收益计算模糊化、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等困境。公共治理不仅是一个政治学术语,也是重要的法学范畴,主要表现为公共治理以依法治理为前提,是公民参与、协商合作的持续互动,是追求平等、权利、尊严的过程。所以,面对公共治理的困境,法学策略显得尤为重要,应当彰显公共利益,树立有限政府理念,增强政府核心能力;厘清责任链,建立责任政府,加强非政府组织的责任承担能力;引入成本—收益核算机制,提高公共治理的效率;减少宪法规定的社会权种类,加强国家对民生的保障力度。     

国内外城市治理研究的比较分析——基于CiteSpace的文献计量研究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学术界对于城市治理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本文以Web of Science和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发表时间在1998-2021年的文献作为数据，利用CiteSpace文献计量分析工具，从演化过程、发文期刊、机构合作、研究热点及趋势等方面入手，比较了国内外公共管理学科视角下城市治理研究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从时间演化特征来看，国内外公共管理学科中的城市治理研究在整体上都呈现出波浪式上升趋势；从机构合作网络来看，国内外都初步形成了合作网络关系，但较之国外，国内机构合作网络的联系和紧密程度都较低；从研究热点和趋势来看，国外城市治理研究的热点集中在国家与政府治理、城市更新、网络治理、城市环境治理、城市政策等方面，我国城市治理研究的热点则主要集中在社会治理、基层治理（主要是社区治理）、电子政务、公共服务、应急管理和风险治理、城市空间治理等方面。未来，我国公共管理领域城市治理研究可在公众参与和合作生产、智慧城市治理以及超大城市治理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     

流域水污染治理机制——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思考

本文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出发,基于风险社会的特点,并结合国内外流域水污染治理的经验与教训,从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建构流域水污染治理的四大机制:风险预警机制、多元主体复合治理机制、风险责任分担与补偿机制和信任与合作机制,以期对实现流域可持续发展有所裨益。     

寻找平衡之美:评《合作治理:再造公共服务的逻辑》

<正>《合作治理:再造公共服务的逻辑》(以下简称《合作治理》)是复旦大学公共行政系敬嘉教授新近的力作,也是大陆公共管理学界首部以公共服务提供的跨部门合作为主题的专著。世界民营化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逻辑进路、时代内涵与路径创新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具有"主体复合多元""全民共建共治共享""上下有机互动""政府平台保障"的基本特征。因此,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为重点,以提升公众参与意识为关键,以夯实法治保障为根本,是新时代打造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路径选择。     

法律-文件共治模式的生成逻辑与规范路径 ——基于四十年教育规范性文件的考察

行政机关或党政机关联合制发规范性文件是行政实践中的现实图景。通过对教育领域的实证考察发现,法律和规范性文件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互动模式,并在当前改革背景下形成了法律文件共同治理的格局。新时期法律文件共治模式既具有法律位阶理论和功能主义视角下的法理基础,也源于“文件治国”在社会政策变迁中的功能多元化需求,以及行政效能原则下的实践基础。法律文件共治模式在治理实践中的功能发挥,需要以厘清二者内容边界作为前提条件、以二者体系共存的相容性作为价值指引,以及以法律的立改废释与文件的清理备案作为程序保障。     

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与环境行政互动式执法

环境行政执法是生态环境治理的核心内容,我国环境行政执法以威慑式执法为主,执法实践陷入执法者与违法者对立冲突之困境,需以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契机,向新的执法方式转变和发展。随着环境立法的发展,我国环境治理模式经历了从政府管制到政府与社会二元合作模式,再到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三元互动模式的转变,形成了新时期社会共治的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社会共治理论相契合。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为构建环境行政互动式执法系统提供了互动前提与理论支撑。以此为基础,环境行政互动式执法的实现需要生态环境行政机关让渡权力空间,以吸纳企业协商和公众参与。     

迈向共生型的社会规则交往——善治理念与当代中国社会规则交往模式的更新

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多种规则系统,社会秩序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这些规则系统之间通过相互交往实现社会的有序化。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的规则交往基本上是一种替代型的规则交往,呈现为用法律替代习惯的社会规则交往方式,这种交往方式试图实现一元规则为主导的社会秩序治理。这种规则交往方式在当代中国社会中面临着两个方面的现实危机,善治理念提倡一种参与和共治的思想,基于这种理念,社会规则的交往应当生成一种共生型的规则交往方式,这种方式能够体现善治理念的基本要素,有助于实现善治理念的基本目标。     

Jurisprudential Foundation of the Alogithmic Enforcement and Regulation of Law in an Intelligent Society: Taking the Automated Copyright Infringement Monitoring of the Online Content Sharing Platform as an Example

As cyber-spac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for human activities, and intelligent algorithms are widely used in cyber-space, we are rapidly entering an intelligent society. Now, algorithmic enforcement and regulations of law have posed non-negligible issues. As algorithmic enforcement of copyright law was introduced earlier than that of other laws, it provides a helpful observation perspective. The worldwide practice of copyright enforcement has gradually departed from traditional “safe harbor provisions, ” and has emphasized prior examination of shared contents uploaded by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ISPs) users through the following three dimensions: automated infringement detection algorithms voluntarily used by the ISPs, heavier judicial liability of ISPs, and updated legislation principles. Thus, innovations and development have stimulated new mechanisms and regulations for enforcing copyright in cyberspace. Algorithmic enforcement of copyright law in an intelligent society is essential and meaningful. The copyright regulation mechanisms should be guided by jurisprudential principles and concepts featuring the principles of (a) legitimate and efficient flow of information, (b) balance between and among algorithmic power, public power and private rights, (c) boosting the sharing economy and the new gig economy, and (d) promoting social governance philosophy of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ing.” These principles are meaningful for creation of a new mechanism for balancing interests between ISPs and their users, and for introducing the pluralistic co-governance mechanism beyond simply practicing “filtering obligations.” In addition, these principles are significant for improving a certification with credibility of copyright status and ownership, and for advancing a mechanism for online collegiate-panel dispute resolution.     

是君主喜好还是元首决定具有法律效力——对元首制时期和优士丁尼时代罗马宪政的考察

本文以对Quod principi placuit,legis habet vigorem的正确翻译为起点,还原了帝政分权时期元首与元老院分权、共治的宪政局面,批驳了罗马无宪法论以及私法巨人、公法矮子论,揭示了某些英语世界的作家故意误译上述拉丁短语以彰显英国宪政优越论的阴谋,展示了短语作者乌尔比安的思想体系中的宪政倾向,对延长西方宪政史的时间链条具有特别的意义。     

Constructing Legal Order in an Intelligent Society

Legal order originated in a land-centered agricultural society, having now gone through a market-centered industrial society and a network-centered information society. With the rise of the intelligent society, it is transforming into an algorithmcentered legal order of an intelligent society. The “digital” “networking” “intelligent” revolution brought by the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including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the Internet, blockchai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has been causing critical challenges to the current legal order, and has generated powerful momentum for construction of fresh legal order featuring scientificness, people centeredness, justice, inclusiveness and co-governance. Construction of such a new jurisprudential legal order to solve this intelligent society’s “governance deficit” is an urgent task. There is a need to set up a new foundation on which an intelligent society can build steady and lasting progress.     

论枫桥经验的犯罪合作治理意蕴

枫桥经验中蕴含的合作预防、对话型司法等理念深刻影响着中国犯罪学的发展向度。相较于传统的国家惩罚本位主义,枫桥经验注重发挥多种主体的协作优势,并融合法治与德治要素,引领着犯罪合作预防之模式;相较于传统的国家刚性司法面孔,枫桥经验强调乡贤治理与定纷止争,并早已暗合了认罪认罚从宽的对话型司法理念,国家机关不再是纯粹的惩罚主体,而是以沟通的姿态参与犯罪共治的合作格局。在社区矫正方面,通过社会控制理论和标签理论,枫桥经验的合作治理范式得以进一步揭示。     

公共治理视域下自动化应用的法律规制

技术飞跃与治理提升之间的关联通常被假定,也早已被吸纳进“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等政策实践,但法律的习惯性滞后带来了监管套利的空间。公共治理领域的自动化应用经历了从基于数据库编码的计算机自动化到基于机器学习的算法自动化再到基于神经网络的超级自动化的逐步跃迁,从早先自下而上专业人士的“辅助/参考”和个别部门的“部署/应用”嬗变为自上而下的社会化“嵌入/集成”,公权力、私权力及私权利的关系发生了结构性转换。相应地,国际通行、日益趋同的个人隐私保护(事前同意)、算法可解释性(事中监测)和完整履责链条(事后追责)的监管范式也应依照宏观技术共治、中观价值位阶和微观权利保障三位一体的规制路径进行体系化重构。     

我国社区治理“碎片化”整合机制探析

在我国社区治理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在参与治理过程中面临着"碎片化"困境,主要表现为治理主体的"碎片化"和治理过程的"碎片化"。治理主体"碎片化"分化为内部"碎片化"和外部"碎片化",治理过程"碎片化"表现为整体过程"碎片化"和具体过程"碎片化"。导致社区治理"碎片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多元治理主体的错位及协动不足。在未来的社区治理中,可以参考日本的社区协动治理机制,明确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完善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协动治理机制,以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