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恶意诉讼侵权责任的识别与规制

民事恶意诉讼行为当属于民事侵权行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分别对恶意诉讼的侵权性质和规制做出了规定。我国亦应从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及识别、承担方式等方面建立和完善民事恶意诉讼的侵权责任制度。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解释适用——以新《民事诉讼法》第56条的适用为视角

为遏制司法实践中频现的恶意诉讼、虚假诉讼,对遭受此类诉讼侵害的案外第三人提供有效的权利救济,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三款增加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该制度是立法者在追求司法的权威性、法律秩序的稳定性与追求实质正义的价值理念上博弈的成果。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立法渊源、内涵来看,对该制度在适用中应该予以限制,并且从我国新《民事诉讼法》第56条的解释适用方面出发,应当建立并完善该制度实施的程序设计及相关的配套措施,为实践提供借鉴。     

论民事错诉的法律规制

民事错诉行为,致使不适格的被告陷入诉讼,造成司法资源浪费,危害司法公正。民事错诉行为可以分为无主观恶意的错诉行为和有主观恶意的错诉行为,根据其产生原因、性质的不同,应分别进行处理。同时,可借鉴国外已有制度和司法实践经验,引进＂律师费转付制度＂以构建我国的民事错诉责任制度。     

论恶意民事诉讼的程序法规制

由于经济的发展,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利益的诱惑,恶意民事诉讼案件应运而生。我国对于恶意诉讼法律上还没有直接可以用来抑制的规则,但是恶意民事诉讼案件已经是遍地开花,再没有明确的法律来规制,将会使更多社会主体的权益受到侵害。为此,可从将诚实信用原则引入民事诉讼法、严格限制撤诉等多方面对恶意民事诉讼问题加以法律规制。     

论恶意诉讼之成因与规制

当今社会,诉讼被视为人们维护合法权益和解决争议的最重要手段,其价值与作用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得到了相当的体现。但是,在推行法治的同时,恶意诉讼现象与问题也屡见不鲜。恶意诉讼虽然是英美侵权行为法的概念,但其意旨在中国侵权法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中也应该有其应有的位置,以服务于社会。在对待恶意诉讼上,通过对恶意诉讼者提起民事赔偿和诉之刑事制裁,当是有效的遏制手段。     

民事恶意诉讼的规制和风险防范

民事恶意诉讼是指行为人没有诉权而恶意提起民事诉讼，旨在损害被告或第三人利益或公共利益，其区别于恶意刑事告发以及滥用诉讼程序。规制和防范恶意诉讼不能随意否定当事人的诉的利益，剥夺当事人的诉权，需要建构一个符合社会变革需要的规范性诉讼模式。法官在自由裁量的过程中，要努力追求司法克制和司法能动的最大平衡。对诉权的审查应由事前规制向事后监督发展，并建立恶意诉讼刑事责任追究制度，实现检察权监督模式的转变，同时对审判风险的控制要变被动为主动，从而在最大限度内认识恶意诉讼的本质特征，有效规制和防范恶意诉讼。     

民事恶意诉讼的规制与防范

一、民事恶意诉讼的一般考察（一）民事恶意诉讼的定义在英语中,恶意诉讼是用Prosecution表示,其最初源自刑事诉讼,①是一种伴随现代诉讼主体权利的扩大化而出现的诉讼异化现象。现代社会恶意诉讼的踪迹不仅在刑事诉讼,也常常出现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按照我国学者广为引述的美国侵权行为法分类,恶意诉讼主要分为三种形式：恶意提起民事诉讼、恶意刑事告发以及滥用诉讼程序,②本文所讨论的是第一类行为恶意提起民事诉讼,即民事恶意诉讼。     

论非法民事公民代理的理性规制

非法民事公民代理是指不具有法律、法规授权资格,或者伪造法律、法规授权资格的普通公民担任民事诉讼代理人并参加诉讼活动的行为.非法民事公民代理占据着我国基层法律服务市场相当大的份额,但其不能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会损害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危害社会稳定、扰乱正规的法律服务市场和阻碍司法改革的进程.制度设计理念、社会需求、法律规定和操作运行四方面的原因促成了非法民事公民代理的产生和存续,具体的改进举措应在这四个方面予以对应性的展开.     

检察机关介入恶意诉讼之规制

检察机关介入对恶意诉讼的规制,作为司法实践的需要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与我国司法体制及其司法权力的配置相吻合从而具有可行性,也具有相应的法理根据。应在充分考虑恶意诉讼形态特殊性的基础上,对检察机关在恶意诉讼规制中所应遵循的原则、称谓、方式与程序等诉讼机制予以构建。     

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

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渎职行为加强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诉讼法律监督若干规定》）第3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司法工作人员具有涉嫌渎职的行为，人民检察院应当调查核实：……（九）在执行判决、裁定活动中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不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或者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合法利益遭受损害的；……（十二）其他严重违反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和刑法规定，不依法履行职务，损害当事人合法权利，影响公正司法的诉讼违法行为和职务犯罪行为。”因此，“现在需要讨论和研究的问题已经不再是检察机关要不要对法院的民事执行活动实施监督。”0而是怎样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检察监督。     

我国刑事诉讼缺席审判制度之立法探究

刑事诉讼程序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就是诉讼公正。从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对于缺席审判都是趋于否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诉讼的公正,但在提高诉讼效益、保护被害人权利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因此笔者建议,应借鉴国外的先进立法经验,同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从协调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益、保护被害人的权利的角度来构建我国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之思考

为了切实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以刑代赔,仅仅给予公法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纳入了我国民事法律的调整范围。为了协调法律体系内部的矛盾,也使被害人的利益得到最好的保护,应尽快建立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论监护人侵权责任的承担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产生的赔偿责任由监护人承担，被监护人有财产的例外。因我国立法中没有责任能力的规定，没有区分承担侵权责任的主体，司法实践和理论上对监护人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亦有争议。监护人的侵权责任应当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一方面要保护被监护人，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受害人利益的平衡。家庭责任保险的引入和推广，能够有助于这一争议的解决。     

浅析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及其完善

诉讼费用制度是现代各国民事诉讼法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制度。我国当前的民事诉讼费用负担和管理体制存在一定的弊端,阻碍了部分公民诉权的行使。因此,应建立诉讼费用负担体系,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推进诉讼费用管理制度改革,实行法院经费综合预算,以实现对公民诉权的保障。     

论行政诉讼中的公共利益保护

公共利益是全体公民的利益,是社会整体的利益。只要违法者的违法行为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对不特定的人的合法权益构成损害或具有损害的潜在可能,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利起诉违法者以保护公共利益。理想的公益保护模式应该是,以国家保护为主力军,动员一切社会力量保护公共利益。我国法律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仅限于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的可操作的诉讼法支持,这就使得公共利益的保护在我国成为一个缺欠。我国应顺应国际化潮流和我国实际,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其基本内容为行政公诉和民众诉讼并存。在未来的公益诉讼制度建立中,我国应在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中,将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明列于相关法条之中。     

如何消弭二审程序中刑事赔偿与量刑的冲突

从立法宗旨、法律规定以及司法实务的角度出发,二审程序中的刑事赔偿不能作为二审法院量刑时的参考意见,但这并不影响赔偿行为在刑罚执行体系中作为减刑和假释的参考依据。应该通过加强一审中就赔偿与量刑关系的解释说明工作,优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以及适当引入人民调解等措施,尽可能地将刑事赔偿问题化解在一审程序中。     

关于行政公益诉讼的思考

传统的行政诉讼只针对法律保护的权利受侵害的相对人,这样当行政行为危及社会公共利益时,利害关系人便无法通过司法手段矫正行政行为。从保护权利与公益角度出发,在综合参考其他国家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应完善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以在我国建构该制度。     

民事证据法应体现对效率的追求

民事证据法对诉讼效率的追求导致了民事证据法很多方面与刑事证据法迥异,而我国现行的民事证据法未能体现出这一差异性,这是今后证据立法应当予以考虑的内容。     

论刑事诉讼活动中应遵循程序公正优先原则

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原则,是保障刑事实体法正确实施、保证司法公正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正确有效途径,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从刑事程序法与刑事实体法规范的对象,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发生影响的顺序,对刑事诉讼结果的影响等方面看,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应坚持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且程序公正优先的原则.     

简析刑、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差异

针对长期以来 ,我国刑、民事诉讼中均坚持“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同一的证明标准。本文通过介绍辛普森案刑、民事诉讼不同的判决 ,指出刑事诉讼应坚持“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民事诉讼应坚持“优势证据证明”的证明标准。并分析了刑、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差异的原因及坚持刑、民事诉讼不同的证明标准对司法实践和未来证据立法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