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的外国直接投资动向——以汽车产业为中心

前言 近年来，越南不断加深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在纳入全球化经济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变化。2007年1月加入WTO后，越南作为世界上最有希望的投资对象之一受到了注目。根据2007年发表的联合国贸发会议的“2007年版世界投资报告”，越南已被列为2007--2009年最有希望的直接投资对象的第六位（在东盟各国中是最高的）。     

外国政府和企业是如何开拓拉美市场的?

拉美作为一个具有自身特点和优势的地区大市场, 吸引了众多的外国政府和企业。目前, 外国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矿业、电信、交通、金融和组装加工业等领域。在开拓拉美市场方面, 外国政府和企业密切配合。政府不单纯从经济角度, 而且也从全球战略的角度高度重视, 加强对企业的宏观引导和服务, 为企业铺路搭桥; 企业则根据自身特点和优势, 按照市场运作规则拓展市场空间, 加强对拉美市场的渗透, 其中有些做法值得借鉴     

日本养老金危机与政党走势——以2003-2007年国会选举为视角

2003—2007年日本国会选举,在自民党与民主党两大保守政党的竞争态势下,养老金制度改革与危机成为影响日本政党走势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是,政党支持结构已经由传统模式向业绩投票模式转换,可是,"中位投票者"偏好的政策构想,基本相同的养老金制度致使投票人无所适从;投票人希望候选人成为能确保投票人偏好的政策代理人,然而,5 000万份年金记录丢失,致使养老金危机转向政党危机。构筑让国民信赖的养老金制度是走出政党危机的路径。日本养老金危机对中国有重要借鉴意义。     

加强和外国学者的学术交流——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去年接待四位外国学者

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加强与外国学者的学术交流,1983年先后接待了三位泰国学者和一位美国学者。 去年4月下旬,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强·特拉逸博士到云南省昆明和西双版纳地区参观访问。在昆时,与东南亚研究所研究人员进行了学术座谈。强博士作了包括泰国“经济”、“政治”和“对外关系”三个专题的学术报告。他从农业、工业和服务行业三方面列举了一些数字,指出泰国从1961年实行第一个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到1981年第四个五年计划完成之时,泰国经济已有了一定的发展。强博士在肯定泰     

借鉴外国经验为中国四化建设服务——学习《邓小平文选》的一点体会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1953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已经过去三十年了;从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算起,也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斗争历程。二、三十年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许多伟大成就,同时也在“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两次严重挫折。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     

东南亚的外国资本、民族资本与威权体制——以泰国和菲律宾为例

东南亚地区在威权体制下进行的现代化,始终面临着外国资本、民族资本和威权体制三者关系的问题。三者之间既存在合作共谋的基础和机制,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内在的冲突,前者是基于资本积累的原因,后者则是由于发展的缘故。外国资本、民族资本与威权体制三者关系的变迁,直接影响到东南亚的威权体制及其资本政治的转型。     

邓小平聘请的外国经济顾问——新加坡经济学家吴庆瑞

吴庆瑞先生是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一位创始人,也是政府第二位领导人,为新加坡的经济奇迹做出丰功伟绩.中国国务院曾聘请吴庆瑞担任中国沿海经济开发区的经济和旅游业顾问,他也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做出了贡献.     

民营经济发展给地方政府管理带来的挑战——以吉林省为例

民营经济是推动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力量,而政府管理创新则是推动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保证。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民营经济创下许多佳绩,但是同全国民营经济发展状况相比,不论是经济总量还是速度水平都存在较大的差距,还有许多因素制约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只有创新地方政府的管理,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积极培育和引进民营经济的创业主体,创造条件解决民营经济在发展中的资源要素问题,才能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东亚和东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向——政策问题

外国直接投资为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发展提供一种最有活力的刺激物。然而,与此同时,它也引起与该地区政府的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某些最具争议的问题。外国直接投资虽然还比不上区域内贸易额,但它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增长是很迅速的。这种加速的增长,以及它对区域内的贸易额和性质所产生的长期而十分重要的影响,引起决策人愈来愈大的注意。     

论政府对现代企业的法制监管——以日本核泄漏案为例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区域经济集团化的纵深发展,市场经济已促使各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日益密切。这一密切的联系是建立在目标统一以及兼有冲突与合作特征的职能分离基础之上的。日本核泄漏事件引出了突发事件背后隐藏的日本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官商勾结、监管失控等重大问题,对目前我国如何正确处理政企关系,明确各监管部门的职责,充分发挥市场自由竞争及政府的调控作用,制定配套的法律来弥补监管漏洞等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安倍政府时期的反安保运动分析——以政治过程理论为视角

本文以2015年日本反安保运动为主要研究对象。该运动是日本自70年代后又一波和平运动浪潮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运动,诱因则是由于安倍政府推进修改安保法案以及和平宪法进程。本文运用社会运动的主流理论——政治过程理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深刻分析。认为这次反安保运动的兴起以及最后的惜败都与日本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民众的认知情感以及和平运动组织三方面的因素密切相关。虽然2015年反安保运动以失败而告终,但通过对这次反安保运动的研究可知,日本和平运动兴起的社会经济基础、民意以及运动组织基础依然存在。但日本和平运动要实现政治过程的优化达到其政治目标却绝非易事,需要强劲的左翼政党精英联盟、广大拥有参政热情的日本基层社区民众,以及社会运动组织的强强联合才能实现。     

地方政府参与区域合作的国际制度分析——以云南、广西为例

传统上,地方政府并不是地区主义及国际制度研究中的主要关注对象,但在经济区域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它们在地区合作及国际制度中有着独特的意义。本文在简要讨论地区主义、国际制度及地方政府的概念及相互关系的基础上,选择云南、广西这两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例子来讨论地方政府参与区域合作的制度建设、主要特征、效用及前景等问题。作者认为,制度化程度低、存在着主权——非主权以及国家——市场的双重“裂口”是地方政府参与区域合作国际制度的根本特征。     

印度大都市政府治理的实践困境与背景因素——以孟买为例

约翰、克特尔、戴尔和罗文等人指出,政府治理这一概念至少包括四方面的内容:(1)谁?即提供公共服务过程的参与者是谁;(2)为什么?即公共行动的目标是什么;(3)怎样?即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是什么;(4)是否?即它是否决定政府活动的基本目标和基本结构的政治活动①.     

以解决社会问题为重点的改革——谈巴西萨尔内政府的政治经济改革

1985年3月15日,巴西民主联盟的总统候选人、前米纳斯吉拉斯州长坦克雷多·内维斯当选巴西总统,结束了长达二十一年之久的军人统治,但是,这位众望所归的当选总统在就任之前因病逝世,未能完成变革社会的宏图大业。改革巴西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重担历史地落到了副总统若奥·萨尔内的肩上。人民期待着萨尔内新政府对巴西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做出符合人民利益的改革,从而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政府主导型展会发展路径初探——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例

近年来,中国会展业发展迅速,政府主导型展会占据主导地位是现阶段中国会展业的突出特征。但有些政府主导型展会由于不了解展会发展的内在市场规律,造成一些展会经贸成效不显著、政府资源浪费严重的现象。本文以我国发展较成功的政府主导型展会中国—东盟博览会为例,分析其取得成功的优势,并以其为借鉴对政府主导型展会的发展提供初步建议。     

政府在国家标准中的角色研究——以巴西数字电视标准之争为例

国家标准是一个国家一个行业内所有企业都必须遵循的规范,其产生和推广对一国经济影响巨大,因此备受产业界关注.经过多年研究与论证,巴西最终选取了以日本标准为原型加以改进的ISDB-Tb作为本国的数字电视标准,并引发了ISDB-Tb在拉丁美洲扩张的浪潮.巴西制定数字电视标准的过程,是本国各利益方以及世界3大标准巨头在巴西利益博弈的结果.相关国家的政府部门在其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本文从剖析巴西数字电视标准形成的过程入手,重点探讨了政府在制定和推广国家标准的过程中应充当的角色,提出了标准发展过程中政府的4种角色假说.     

“参与式政府”的构筑——韩国卢武铉政府行政改革综述

行政改革曾经是卢武铉政府执政伊始即推出的众多雄心勃勃的施政目标之一。早在2003年2月25日的总统就职演说中,卢武铉即提出了建立"参与式政府"的愿望,为此新政府将严格奉行"原则与信任、公正与透明、对话与妥协、分权和自律"四大原则进行施政。为了将"参与式政府"的愿景转化为现实,卢武铉政府设立了五大行政改革目标,即效率的行政、服务的行政、透明的行政、清廉的行政和参与的行政。构筑参与式政府实质是卢武铉政府在新世纪初通过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通盘考量,将民众要求完善民主、参与国家政治、获得更多优质公共服务的要求与政府提高自身能力、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目标相结合的一次创新尝试。     

拉美印第安人运动与政府关系的演进——以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为例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第安人运动在拉美政治舞台上愈发活跃,成为拉美社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两个代表性国家为例,从民族认同与民族国家构建的相互关系分析拉美印第安人运动与政府关系演进的基本特征及其成因。20世纪50—70年代,政府主导了拉美印第安人运动的组织化进程,双方为主导—从属关系。然而此后,民族认同开始觉醒的印第安人运动渐趋独立。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印第安民族认同复苏,拉美印第安人既要求领地、建立多民族国家和实现民族自治,又成为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主力军,与政府的关系转变为对立、对抗。2006年以来,印第安民族认同与民族国家构建的融合度差异使得拉美印第安人运动与政府的关系出现两种不同走向。只有承认并尊重印第安民族认同,赋予并保障印第安人平等的公民地位和权利,才能处理好印第安民族认同与民族国家构建的关系,从而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多民族国家。     

建立以市政债为主体的地方政府融资体系

应该建立一个以市政债市场为基础的,有自我约束（风险控制）机制的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体制,这条改革的路径可以被称为从行政管控地方债务向建立市场纪律过渡的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通过市场机制的建立,加上立法、增加地方财政透明度、加强地方人大监督、建立预警体系等改革将会硬化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     

拉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典型模式——以巴西卢拉政府的粮食收购计划为例

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虽然处于工业化的起步和经济增长阶段,但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依旧没有改变,因此,利用有限的土地和资源最大化发挥农业的基础作用、增加粮食产量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而已经逐渐得到当今各国普遍认同的可持续农业理念为此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本文认为巴西卢拉政府时期的粮食收购计划(PAA)在改善农业生产结构、保障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保障农民收入等方面成为发展可持续农业的有益尝试,值得包括拉关地区在内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