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失误与“交学费”

针对个别领导干部盲目拍板、错误决策，造成十几万、甚至上百万的资金打“水漂”，但往往因为没有落入个人腰包，因此本人觉得没事，组织很少追究这一实际，陕西省榆林市今年把解决决策失误问题正式提上日程，作为反腐倡廉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该市市委书记说：“对决策失误这种现象必须高度关注，彻底整治……”目前，该市对一个错误决策、盲目上项目的乡镇主要领导实施了责任追究。     

知识分子道德危机的深层根源

石仲泉在6月12日的《解放日报》上撰文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并不等于对中国的真实实际能有正确的认识。建国后党犯的错误，无论在经济生活方面还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都是因为党的决策严重不符合那时中国的真实实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的错误是如此，反右派斗争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所犯的错误，莫不如此。正如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认识一样，开始是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随后补充道：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历史背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徘徊的局面，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解决了近对年没有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把全党带到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的历史时期，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一、徘徊中前进的局面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面临着十年内乱带来的严重困难的局面。华国锋代表中央提出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同时，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对在“文化大革…     

决策要领二: 当机立断

决策前,做深入细致的准备工作是必要的、必须的,决策时更要慎之又慎,板要三思而后“拍”。但是,谨慎并不等于犹豫不决,思而后“拍”并不是思而不“拍”。理想的“度”,是谨而不懦,慎而有决,当断则断。一项决策方案的出台,总有一个最佳时机的问题。出台过早,条件没有成熟,显然有失于草率;出台过晚,条件已成熟而尚犹豫未决,又会丧失良机,追悔莫及。因此,要时刻盯住环境的变化动向,一旦确认条件成熟,就要及时推出决策,以占天时之利。瑞士是世界著名的钟表王国,但它在20世纪60年代末却犯了一个错误,错过了一个巩固“王位”的大好机会,结果让日本坐收“渔人之利”。 1969年,瑞士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只石英电子手表,却错误地认为这种东西发展前途不大,因而没有给予足够的重     

针锋相对:谭震林的两个“凡是”

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大家都已耳熟能详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当广大群众强烈要求邓小平复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时候,这“两个凡是”的抛出,无疑给拨乱反正工作设置了障碍,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和方针政     

多听“反调”心自明

报载，日本有些企业的老板专门在身边安排了几位“专事唱反调”者，他们以发表不同意见为职责，从而使老板能及时纠正决策中的错误。从这一小事，我们可以悟出为什么日本会有那么多世界知名的企业，有那么多成功的企业家。作为一名领导者，他的每一项决策都关系着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因此，决策应慎之又慎。而要使决策的失误率降到最低限度，多听“反调”这个环节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如今某些领导干部对“反调”从骨子里有种抵触情绪，检查工作喜欢基层的同志报喜不报忧；群众正常的民主监督被视为“冒杂音”、…     

新时期思想解放的伟大起点——30年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共和国的发展处于重大的历史关头。人民急切地期待着国家迅速摆脱困境，迈开大步前进。但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并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留神“洗碗效应”

现在干部任用上存在一种“洗碗效应”，好比大家一起吃饭，有的人吃完—抹嘴就走了，有的人等着冼碗。长期洗碗的人，打破碗的几率势必高些，就会经常受到斥责，不洗碗的人反倒没有错误。某地有位干部，作风扎实，一身正气，对集体决策执行坚决，尤其是不怕“刺头”，敢于碰硬，结果在工作中得罪了不少人，还使一些企图出租权力的“同僚”对他“有看法”。     

刹住“不落腰包的腐败”——透视决策失误

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强调指出：“积极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党委的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讨论决定问题，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严格执行程序。违反决策程序造成重大失误的，要追究领导责任。”然而，现实生活中，违反客观规律，违反群众意愿，违反决策程序，决策失误造成的资金损失到底有多少，可能谁也算不清楚。但我们身边随处可见到的事实，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这个数据一定大得惊人。资金短缺的声音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听到，但在一片“没有钱”的喊声中，决策失误却让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元从指头缝里哗哗流掉。对此，不能不引起我     

中层管理人员如何处理职场关系？

帮助下属：无论你是高管还是个小组长，都是别人的上司。然而，你的下属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听话”，也不可能没有失误或错误。他们虽然不能像上司一样能直接提拔你，但却是给你做事的人。只有下属的工作做得出色了，你的工作才能增色。那就多关心帮助你的下属吧。     

“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风格”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福建在“左”的错误指导下徘徊了两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思想束缚，尽管中央给了我们“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但我们没有用好用足用活．跟广东相比，我们的步子迈得还不够大。真正解放思想，全面振兴，大步前进，是在项南同志来了以后。     

遵义会议为什么没有讨论“抗日问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开始长征。但遵义会议既没有讨论“抗日问题”，也没有确定“北上抗日”为当前行动方针。其主要原因：一是中央红军当时处在生死关头，亟待解决的是根本转变军事路线和军事领导问题。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     

博览链接

决策性浪费比贪污受贿更严重我们对贪污腐败可谓痛心疾首，但对于由长官意志所造成的决策性浪费，却还没有足够的警醒。实际上，由盲目拍板、错误决策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甚至比贪污受贿更严重。决策性浪费，主要表现在某些领导拍一下板，投资一个项目，根本不计效益、不顾后果、不负责任。能否作出科学合理的投资决策，最大限度地避免决策性浪费，是衡量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为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并通过具体的制度建设，端正各级决策者的工作作风，切实改变少数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决策前拍脑袋、决策中拍胸…     

社会形态理论和左倾错误

在当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差不多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程度不同地犯过左倾错误,有些国家的错误还相当严重,致使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声誉都遭到极为严重的损害。对于这种错误的根源,人们已经从经济的、政治的、思想认识的角度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笔者认为,以往的考察是必要的,但似乎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这种看法可以从目前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着许多“左”的认识和“左”的做法中得到证明。实践已经并     

这样的“卫星”不能放

官场里的假、大、空，是一种流行的时弊。有民谣云：“村哄乡，乡哄县，一直哄到国务院”，就是对这种流弊的真实写照。官场里的“瞒”和“骗”，上误导国家决策，下坑害百姓利益，害国害民，何利之有？然而却屡禁不绝，盖因利于“说者”自己也。说真话难吗？如果心中没有私心杂念，抱着为党为国为民负责任的态度去说话，则说真话并不难。在“大跃进”那样的年代，说一句真话就可能被定为政治错误，但像刘顺元这样有责任感的同志仍敢于说出“报上那些高产‘卫星’全是假的”这样与主流舆论截然相反的真话。今天，党和国家一再提倡说真话、要求说真话，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大话、假话和空话呢？     

历史悲剧中的何孟雄

1931年2月7日，中共早期党员何孟雄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年仅33岁。他短暂的一生，可谓命运诡谲、迭宕：因抵制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而两度遭到批判和打击，但依然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在被捕后，他没有投降求生、背叛自己的信仰，而是立场坚定，宁死不屈，体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气节。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了吗?:与丛松日同志商榷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总根源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只要这一总根源没有发生质变，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不会转变。目前，我国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从总体上并没有发生“质的飞跃”，因此，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没有发生“转变”。买方与卖方的矛盾是市场上的供求矛盾，它们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条件，也不能成为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条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观点，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     

小析“集体研究”

“集体研究”同“集体违纪”乃至“集体违法”本来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某些“集体研究”亦可能导致违纪违法现象之发生。这虽是个别现象,但对此又不能不析。 凡重大问题都必须经过集体研究,因为通过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可以作出正确决策和形成正确意见,防止个人独断专行、避免失误。也正是因为如此,集体     

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绩不容抹杀

自毛泽东逝世后，“非毛化”思潮时有泛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意把毛泽东在探索过程中犯的错误说成是“罪恶”。例如．把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重大决策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困难，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描述成“草菅人命”的故意所为。二是用西方的“权力斗争说”来歪曲党的历史，把延安整风、高饶事件，乃至庐山会议错批彭德怀、“文化大革命”造成刘少奇冤案等等，     

副职要树立“双赢“的策略观

一般情况下，领导班子的正职通常都是由政治上比较成熟、领导经验比较丰富、工作能力比较强、领导才干比较全面的同志担任。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使得高明的领导也难免做出错误的分析判断。对于副职来说，在正职的决策出现偏差、失误时，如何有效地拾遗补阙并把握好其中的“度”，是需要认真对待和正确把握的问题。一、副职应树立现代“双赢”的策略观所谓“双赢”策略观，对于副职来说，就是在对正职决策拾遗补阙的过程中，相对正职来说既不出现“越位”，以赢得正职对自己的信赖；相对自身来说又不出现“空位”，以赢得部属对自己的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