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

当今国际格局的最显著变化,就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及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就中美当前的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而言,中美战略竞争中短期内还难以决定性地改变当前的国际秩序。中国即便对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和在亚太地区的霸权主义军事及安全行动采取斗争的回应方式,也并不意味着两国无法合作、或中美关系已进入国际秩序变革的主导权之争。中美战略竞争的同时,经贸往来和必要的合作仍会发展。中美战略竞争会影响权力、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调整变化,其走势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变革。但未来国际秩序的变革并非只取决于中美,世界主要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和战略选择,将决定性地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的走势和未来国际秩序的演变进程。     

中美战略竞争:韩国的认知与回应

近年来,随着中美之间实力差距的缩小和战略互信的下降,中美战略竞争明显加剧.中美战略竞争不仅关乎双边,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都有重要影响.中国是韩国的头号贸易伙伴,美国是韩国的盟国,在中美之间,韩国保持一定的战略平衡极为重要.本文主要分析了韩国学界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涉及中美战略竞争的原因、内涵、影响与前景等方面,并对韩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应对进行了深入分析.总体来看,韩国应对中美战略竞争既受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影响,也与韩国自身的战略自主性密切相关.对于韩国而言,中美两国对韩国的战略选择与国家利益都有重要影响,如何尽可能减少中美战略竞争对其负面影响,关键在于不要卷入中美之间的核心利益竞争,并尽可能地在中美之间积极发挥沟通协调作用.     

中美战略竞争下的战略第三方选择:基于海量事件数据的中美印、中美俄、中美欧VAR模型分析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战略第三方对中美关系和中国外部战略环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探究中美战略竞争和美国对战略第三方政策会如何影响战略第三方的对华政策,文章运用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模型,揭示了中国、美国和三个战略第三方——印度、俄罗斯和欧盟——自2008年以来的动态互动规律.研究发现,随着美国对中国的遏压加剧,印度和俄罗斯对华政策中的冲突性因素可能增加,而欧盟则可能改善对华关系.美国改善与欧盟关系将导致欧盟采取对华疏远的政策,美国对印度的持续示好和拉拢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印度加强对中国的敌对政策,俄罗斯对华政策则不受美国对俄罗斯政策的影响.根据上述发现,如果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和加剧,中俄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可能显现,甚至可能出现印俄两国同时对中国构成挑战的被动局面,欧盟则可能成为缓解中国外部战略压力的重要突破口.     

净评估与美国竞争战略

净评估是冷战时期美国出现的一种战略评估理论,对美国的竞争战略产生深远影响。随着中美竞争日趋激烈,这种评估理论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净评估具有独特的运行机理、基础模型和实施规则;国家竞争战略是关于利用竞争优势夺取竞争主动权的规划,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战后国家竞争战略出现变化。净评估从战略目标、竞争优势和战略路径等方面,推动战后美国国家竞争战略转型。净评估对美国对苏联的战略竞争规划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美苏战略竞争趋势研判、美对苏战略竞争目标判定、美苏战略竞争优劣势剖析、美对苏战略竞争路径选择等方面。净评估推动了美国赢得对苏战略竞争。美国竞争战略中的净评估对于我们今天认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具有重大的启示。     

中美战略竞争与越南维持战略平衡的空间——基于战略三角理论的分析CSSCI

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仍处于阶段性摇摆状态。在“印太”地区的四个次区域中,东南亚地区存在最大的战略竞争空间,其中越南是影响中美战略竞争轨迹的重要支点国家。中美战略竞争带来的结构压力,使得越南面临严峻的战略选择难题。在分析越南等亚太中小国家的战略选择时,现有研究的不足是,过于关注中美等大国对小国的影响,忽视了小国的施动性及其面临的复杂的国内、国际因素。结合战略三角理论和小国国际关系理论,文章提出了评估小国在大国之间维持战略平衡的空间的分析框架。需要评估的因素是,大国战略竞争引起的结构压力、大国对小国的影响力对比、小国的国内政治因素及其可资利用的国际支持和援助。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影响越南战略选择的这四种作用力较为平衡,越中美尚不具备由“浪漫三角”转向“婚姻三角”的现实条件。为把握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动态,需要对重要的支点国家面临的多维作用力进行全景式扫描。     

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论析——兼论美苏冷战与中美战略竞争的比较

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机制是分析大国竞争的重要视角.二战后,在大国恶性竞争的传导路径引导下,美苏争霸不断发酵直至冷战生成.当前,以中美战略竞争为主的大国竞争再次浮现,如何理解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机制是学界亟须思考的现实问题.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传导分阶段演进,缘起于竞争舆论,发展于竞争决策与竞争政策实践,形成于竞争施动国与受动国之间的互动.不同的阶段反映不同的竞争状态,不同的竞争角色承担建构不同竞争状态的责任.建构良性竞争、恶性竞争,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折中竞争的关键在于路径的选择.只有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竞争回应,维持有效的复合沟通机制及寻找利益关系平衡的谢林点,才能构建起具有包容性的国际良性竞争关系,而这正是当前中国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和管控中美关系的关键所在.     

中美亚太海权竞争的战略分析

海权之争是近代以来大国关系的地缘政治主线。当前的中美关系同样面临着海权之争,这将成为中美安全关系的"试金石"和影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关键问题。中美亚太海权之争既有战略和地缘方面的宏观因素,也与中国海军发展和美国对此的认知与回应等具体问题领域有关。战略冲突、地缘冲突和偶发事件是引发中关亚太海权冲突的重要原因,而共存利益、冲突预防和危机管理则使和平存在可能。中美亚太海权之争的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最有可能的情形是虽难以发生大规模冲突,但却无法排除偶发事件所引发的冲突,因而关键在于做好冲突预防与危机管控。中国海权发展既需注意到中美战略的互动性,也需确定自身海权战略"以实力促和平"的大方向,掌握战略主动性,寻求与海权大国的利益共同点,避免发生冲突。     

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态势与困境CSSCI

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在人权、安全、经济与科技领域“四管齐下”打压中国。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有所调整,提出中美经济“再挂钩”、扩大和延续两国对话渠道等建议,更多的是为了有效配置国内资源、缓解高通胀和整合盟友关系。在关键性的高科技领域,美国企图对中国形成全面围堵的态势、阻遏中国的产业升级,以实现在更长时期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优势以及军事科技的全面压制。这样的美国对华政策将会长期化。中美之间通过对话管控竞争,实现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与合作共赢的关系,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需要拜登政府实质性地调整经济和安全领域多维一体的全面打压和遏制中国政策。中美战略竞争的尖锐与复杂,正在前所未有地要求和敦促中国强化应对挑战的定力、眼光和能力。     

中美战略竞争:日本的认知与回应

随着中美实力差距日益缩小,竞争逐渐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作为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日本对中美在整体和具体领域层面的竞争有着基于自身视角的认知.对于中美的整体性竞争,日本认为其在态势上是长时期、大范围和多领域的,其根源是秩序主导权之争;就影响而言,对日本有利有弊.对于中美在具体领域的竞争,日本认为其主要集中在地缘战略和经济领域,在中国香港问题和新冠肺炎疫情等问题上也有体现.基于这种认知,日本对中美竞争的回应是坚持和巩固日美同盟,在此基础上与中国建立稳定关系,同时积极拓展"第三空间"外交,灵活采用多种形式实现其维护国家利益的目标.     

中美竞争背景下日本的政策选择论析CSSCI

日本的战略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美两大因素共同塑造的。中美战略竞争对日本产生了重大影响。基于化风险为机遇,进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日本采取三方面的政策举措:补齐军事力量的短板,推进联盟安全体系的多元化;实施经济安保战略,重组供应链和确保技术优势;推行体现日本价值观的制度战略,谋求国际规则制定的主导权,以便乘机达成引导国际秩序重塑的方向,成为名副其实的一流大国的夙愿,表现出浓重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但对日美联盟战略基轴地位的顽固坚守和对中美不对称依赖脆弱性结构的存在,决定了日本无法从根本上平衡自主与追随、依赖与"脱钩"、改革与"辅成"的三重矛盾,要想利用中美战略竞争提供的"空间"来实现上述政策目标并不容易。     

统合内政—外交双重逻辑——中美竞争背景下拜登政府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

供应链安全已成为美国内政外交战略性议题。究其缘由,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及其暴露的美国供应链风险是诱因,以供应链为纽带的中美产业技术竞争催生的霸权焦虑是根源。因此,拜登政府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是中美竞争背景下霸权护持的新探索。文章从供应链安全与美国对外政策内外逻辑互动的既有研究出发,构建了一个统合内政—外交双重逻辑的分析折中主义框架,对该战略进行探讨。概言之,其生成以内外互通为逻辑,在维护美国经济安全与科技优势、助推中产阶级利益导向的国内改革和重建新政联盟以强化对华长期竞争的经济与政治基础的同时,以重塑全球供应链体系和拓展盟伴关系强化对华长期竞争的外交与战略基础。其布局以内外互补为逻辑,将产业技术政策与供应链安全联盟战略紧密配合以分别推动供应链回流和友岸外包。其特点、影响与局限内外互联,表现为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治上的民粹主义、外交上的伪多边主义及战略上的供应链安全化—意识形态化,在冲击全球供应链体系、加剧逆全球化与深化中美竞争的同时面临美国国内经济压力与政治极化、外交上联盟内部张力及战略上产业技术分工市场规律的结构性制约,因而该战略能否成为美国对华竞争新抓手需密切关注。     

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华贸易威慑分析

从威慑视角对中美贸易交锋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本质是一种力图在逐步升级的方略指导下利用贸易手段对华传递出危险信号,让中国认识到任何与美方意愿相悖的行为都将得不偿失,进而迫使中方将自身行为"规范"在符合美方利益框架内的威慑行为。与此同时,为了确保对华贸易威慑的成本不影响特朗普总统连任,以及避免让对华贸易威慑的实际结果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初衷背道而驰,特朗普政府在对华贸易威慑的过程中又始终与中方保持必要的接触,以避免威慑失控。美国将贸易纳入对华威慑"工具箱"的原因在于,相较于其他威慑手段,贸易在当前战略竞争背景下的大国博弈中更能发挥作用。美国对华发动贸易威慑的实力基础,在于其以科技、市场、金融及规则为支撑的贸易霸权。虽然贸易战在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从总体上看,美国的贸易威慑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这关键在于中方审时度势的反向威慑。从长远来看,贸易战作为美国对华威慑的新手段,必将伴随中美战略竞争的整个过程。     

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对华科技战略探析

自特朗普政府伊始,美国回归大国竞争战略,将中国视作美国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不同于以往的大国竞争格局,中美战略竞争主要集中在经济、科技、数字基建等“低政治”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正在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主战场。美国为了在科技竞争中占据全面优势,其对华科技战略采取了“内部自强”和“外部制衡”的双重选项。这一战略在充分发挥美国科技制度、资源和环境优势下,将政府、思想库、新闻媒体、私营企业、科研机构、盟友伙伴等各方力量协同起来,综合运用立法、行政、司法、社会动员、外交等手段。但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在很大程度上将受到国内外因素的掣肘。美国对华科技战略将维护美国全球科技领先地位与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等同起来,着力凸显科技的安全属性,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呈现出一种“泛安全化”的发展趋势,而这种趋势将给中国的科技发展与国家安全带来一系列挑战。     

国家形象与当代中美日在东南亚的竞争

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力量"的重要一环,在维护国家权利合法性方面起着其他力量不可替代的作用.中美日在东南亚地区的权利和影响自1997年以来,因其国家形象的变化而此消彼长,正是国家形象在一国对外关系中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功能的一个绝好例证.     

制度对冲——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东盟护持“中心地位”的一种理论解释

冷战结束后,区域合作兴起,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居于“中心地位”。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美国为了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对中国发起战略竞争。美国推出“印太战略”,建立竞争性的地区合作制度,制造地区对抗,对东盟的“中心地位”构成严重挑战。文章尝试构建“制度对冲”理论,解释大国竞争背景下东盟护持自身地区合作“中心地位”的路径选择。研究发现,东盟通过“疏离”和“接触”对冲中美各自主导的区域制度,并以“结网”和“引领”对冲高度不确定的地区秩序。这些发现丰富了国际关系学界有关对冲理论的研究,还有助于中国理解中小国家集团应对大国博弈的行为逻辑,提升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水平。     

美国学者研究视角下的中美战略困境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不确定性的担忧逐渐加深,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在研究中美战略关系时越来越强调对华战略竞争因素,强调美国应扩大和改善同其亚洲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关系,特别是改善和那些对中国长期抱有忧虑的国家的关系。他们认为,美国在亚洲的安全合作具有多种目的,但目前的重点是建立防止或劝阻中国通过强制外交扩大在该地区影响的机制,同时利用这些合作加强其盟友和合作伙伴抵抗中国影响的能力和信心。文章运用现实主义分析方法,论述当代美国学者研究中美战略困境的不同视角。     

中美贸易摩擦对韩国的影响与韩国的应对——兼论中韩经济合作的趋势

韩国对中美贸易摩擦保持高度关注,认为这不仅是贸易逆差的问题,更是大国间的权力之争,而高度依赖外部环境的韩国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尽管有个别声音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可能给韩国带来新机遇,但从现实情况来看,韩国股市、出口贸易、国内生产总值等均受到负面冲击。除此之外,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全球价值链重塑和大国竞争加剧,给韩国带来了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面对挑战,韩国可采取的措施并不多,主要致力于开拓新的市场、保持中立态度以及加强多边合作。从长远来看,中韩共同利益依然存在较大挖掘空间,两国应致力于尽快达成新的更高标准的自贸协定,加强在新技术商业化应用方面的合作,以及进一步加强产业合作,提高区域一体化水平。     

全球秩序重组与国际制度竞争的回归——2021年中国经济外交形势分析

2021年,新冠疫情延宕反复和大国战略竞争加剧,为中国经济外交带来诸多挑战。虽然全球经济开始有所复苏,但全球高通胀等问题对于经济复苏的干扰仍不容小觑。新上任的拜登政府加大对华战略竞争力度,重新回归多边主义,并在技术、价值观、基建等领域全面构建排华联盟,由此掀起新一轮国际制度竞争热潮。在此背景下,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协定的进展喜忧参半。在RCEP终于达到生效门槛,中国也积极申请加入CPTPP和DEPA的同时,中欧投资协定却遭遇重大挫折。在国际制度竞争回归潮中,中国在经济外交上持续积极作为。除了加速构建制裁与反制裁制度体系外,中国在全球层面加强参与或引领贸易、公共卫生、气候与环境、国际税收治理以及"一带一路"相关制度建设,在区域层面重点强化中国在亚太、中亚、欧亚与非洲等地区治理机制中的引领作用。而在双边层面,虽然中国对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经济外交先后遇阻,但对东南亚各国和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经济外交取得可观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