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前景分析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可概括为一个战略和四个支撑点,即印太战略和多边外交、同盟外交、价值观外交及"规则"外交.从路径上看,拜登政府继续调整全球部署,全面展开对华战略竞争,以期压垮中国,维护美国全球霸权地位.这种政策选择影响中美两国各领域合作及双边关系稳定.但要看到,拜登政府仍面临诸多棘手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其对华政策仍处在调整期.     

社会变迁背景下的中国外交决策评析

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是对外开放、外交上走出去的结果,反过来又对中国外交产生着重要影响。在外交决策机制上,首脑外交频繁而活跃,外交机构水平和垂直双向扩展,公众参与意识增强。外交决策过程也呈现出新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如首脑外交不仅在外交决策、而且在对外政策宣示和执行过程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外交决策在指导思想上强调总体外交,在实践中突出协调和机制建设,公众参与愈益成为影响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凡此种种表明,影响外交决策的因素越来越多,决策需要内外兼顾,更加规范化,从而达成更加稳定的决策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外交的逻辑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程度的加深,中国开始成为国际经济外交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中国经济外交内容丰富,其主要目的是服务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目标,同时通过经济手段实现一定的外交目标。中国经济外交大体上经历了接触性经济外交、融入性经济外交、参与性经济外交和领导性经济外交四个阶段。在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国际经济结构正面临着重大变化,中国的经济外交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其积极有为正当其时。     

媒体

正01美国前财政部长:如何跟中国打交道?台《天下》2015年12月23日美国前财政部长鲍尔森不会说中文,却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通"之一。从早年担任高盛集团主管至今,他到过中国100多次;美国财政部长任内,还主导了美中经济与战略对话。就如何跟中国打交道?鲍尔森在他最新的著作《与中国打交道》一书中谈了自己的看法。鲍尔森认为:美中关系,是当今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今天的中国,在经济上已经成为美国的强劲对手,在外交上也愈来愈强势,过去有一种     

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目标与新作为

在中俄建交70周年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将两国关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在新的形势下对双边关系做出的新定位,赋予了双边关系新内涵,确立了双边关系守望相助、深度融通、开拓创新、普惠共赢的新目标和新方向,提出了发展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举措。展望未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在中俄两国元首外交的共同引领下,秉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原则和精神,中俄两国关系必将朝着更加扎实、稳健和自信的方向发展。     

探索不同规模国家关系模式——以政治转型以来的中缅关系为例

中缅关系曾被誉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友好合作的典范。2011年启动的缅甸政治转型对中缅此前20余年的特殊关系构成了重大的冲击,导致缅甸民间对华不满情绪急剧上升、知华友华力量遭到削弱、中缅经贸合作趋于停滞、双边关系发展的变数增加。在全面和深入反思中缅关系所存在的问题的同时,中国也从推动中缅不同规模国家间关系构建的角度作出了重大政策调整,特别是加大与缅甸民间交往的图谋、督促中国企业更好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创造性地介入缅北民地武与缅政府之间的和谈以及加强与反对党民盟和昂山素季的沟通。着眼于构建中国周边不同规模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中国下一阶段的对缅外交应进一步调整心态和思路,加强顶层设计、机制建设和政策的执行力,倾力解决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重大问题,积极推进务实有效的经济合作,加强各种外交策略的综合运用。     

民间外交的内涵与特征:以新中国的基本经验为考察

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的外交实践中长期使用"人民外交"的提法。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与新中国正式建立官方外交关系,政府间外交成为发展和推动国家间关系的主要形式,"民间外交"开始得到越来越普遍和广泛的使用,而"人民外交"及其意识形态色彩则在配合国家总体外交的理论探索和政策调整过程中逐渐淡化。本文基于新中国的外交实践,对"国民外交""人民外交""民间外交""公共外交"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进行了梳理,厘清了"民间外交"的概念。     

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与中日关系的基本走向

中日邦交正常化及中日关系的改善成为亚太和平的重要保障 1960年日美两国签订了＂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由此,20世纪50—60年代日本在外交上一直追随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敌对态度。1971年7月美国尼克松政府在日方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区分开来”原则与后冷战时代的中日关系

正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抗日战争时期对日工作总方针及战后日本的新情况,我国确定以"区分开来"原则处理与日本的关系。在"区分开来"原则指导下,中日双边关系以"民间外交"为突破,在20世纪70年代实现邦交正常化,并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迅速发展。冷战结束后,中日双边关系从本质上讲是战略竞争关系,尽管如此,我们在处理与日本关系时仍应坚持"区分开来"原则。     

中国外交风险预警模型的建构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政治的复杂变化使覆盖范围正快速拓展的中国外交面临的各类风险大大增加。如何预防各类外交风险,避免其上升为外交危机是目前中国外交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在可供选择的各类应对措施中,建立健全外交风险的早期预警与早期响应机制相对更为有效,也更为经济。国际上已有大量可借鉴的早期预警与早期响应模型的建构实践,但中国外交风险预警模型的建构还应充分虑及自身的两个特殊性:一方面,中国一贯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因此外交风险预警模型不能简单效仿国际做法,仅聚焦对象国内部稳定;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外交面临的风险往往具有体系性特征,可能产生国际溢出效应。因此,中国外交风险预警模型应至少包含三个要素,即对象国稳定、双边关系稳定及第三方溢出效应等。这一模型能更加客观地观测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国别、跨国及体系性风险,进而有利于提供更为准确和全面的早期响应策略。     

700万美元公关大手笔背后

偏见比无知更可怕。但要克服偏见,要靠交往,而非隔离;要积极地说“我是什么”,而不是消极地说“不”;要靠政府外交和经济外交,也要靠民间外交、文化外交、柔性外交;要加大公关力度推销国家形象,也要按照国际惯例不断完善自身。 近期中国在美国举行的一连串旨在推销国家形象的活动,不仅仅是“用人性化面貌改变妖魔化形象”的权宜之计,而代表着立足长远的外交思维的新变化。     

中国白皮书的国际政治功能变迁

白皮书是现代国际政治的产物,是提升国际政治透明度的重要途径。在中国,白皮书最初被政府视为"反革命的书",后来其政治地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逐渐具备了复杂的国际政治功能。受环境变化影响,中国政府白皮书的国际政治功能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作为反击西方舆论和应对外交压力的工具,早期的政府白皮书服务于意识形态斗争和对外宣传的需要。后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白皮书进入了一个既有斗争又有合作的新的发展阶段,意识形态和公共外交成为中国政府白皮书最重要的国际政治功能,这种双重性的功能与欧美国家显著不同。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程度的加深,白皮书的公共外交功能将越来越成熟,并逐渐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取决于“非洲的中国成功故事”

<正>近年来,中非关系深入发展,贸易、投资规模的扩大使中国对非关系硬实力得到显著提升,但中国依然缺乏将硬实力转化为软实力、巧实力的工具。中国在非洲广大群众当中依然缺乏公众吸引力。鉴于中非之间的文化差异,中非关系应当在官方的政府间平台以外开辟空间,以努力在双边关系中推进建设软实力和公共外交。     

中国特色的国际合作观——毛泽东时期中国准联盟外交战略探析

本文基于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和其他资料,考察了毛泽东时期中国特色的国际安全合作模式——准联盟外交。受统一战线思想、中国国家利益、安全威胁认知及美苏对抗态势的共同影响,中国的准联盟外交战略旨在获取外部战略资源,可大致分为与亚欧中小社会主义国家的准联盟外交、与民族独立国家的准联盟外交和与西方国家的准联盟外交三个阶段。经济和军事援助是中国开展准联盟外交的主要手段,首脑外交是辅助手段。中国的准联盟外交战略巩固了新中国政权,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但由于其忽视合作机制的作用,当中国和准盟友国内、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时,准联盟外交往往随领导人意志的变化而出现波动并最终走向消亡。另外,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威胁与利益的判断常常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且过于强调经济援助而不是互利合作,导致建立在经济援助之上的准联盟外交所获取的战略收益常被支付的高额援助所抵消。     

当前世界格局变动与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取向

当前世界格局正处在大转换的关键时期。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呈现新态势。应对世界格局变化、把握自身战略机遇,成为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重大战略议题。从外交层面来看,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取向主要包括五个层面:坚持和平发展、实现互利共赢、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积极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切实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新时代党的对外工作的新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对外工作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政党关系的旗帜,发挥党际渠道在同相关国家双边关系和地区事务中的政治引领作用,拓展全球政党伙伴关系网络,不断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圈".通过政党外交、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的有机结合,积极主动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把握战略制高点,争取意识形态斗争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不断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认可、认同.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的严峻挑战,党的对外工作重任在肩、使命光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将续写新的篇章.     

中日美新棋局

中日美都是国际性的大国。从经济实力的角度看,美国是超级大国,日本是经济第二大国,中国已超越德国,排行第三,而且马上就会超越日本,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更有人预测,按照现在中美的经济成长速度,在205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会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强国。美国不仅是经济第一大国,其政治,军事,外交力量,都属一流。而经济第二强国的日本,自从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时有好转,但过去20年来,总的来说,经济还是萎靡不振,还未能踏上全面复苏的轨道。无可否认,日本虽是个经济大国,但在政治,军事和外交上,很大程度上还是从属于美国;况且在日本国土上,还有美国的军事基地;日本和俄罗斯之间,还存在着北方四岛领土争端。日本怎能不耿耿于怀?中日美关系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三边关系,但却是既不均衡也不稳定的三边关系。在中国崛起、美国遭受金融危机重创、日本政局频繁更迭的大背景下,在普天间基地迁移、天安舰事件的影响下,中日美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在中日美关系的新棋局上,中国要如何谋篇布局?2010年6月,在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院教授林华生的主持下,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胡伟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环太平洋和日本研究中心主任王少普教授,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魏志江教授,就以上话题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进行了座谈。     

中国经济外交的机遇及建议

中国经济外交现状 一、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经济外交。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经济与全世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利益的全球化拓展要求中国采取更加多样化的手段来加以维护。中国领导人曾多次表示,外交要为经济建设服务。2004年8月,在第九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加强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     

南南合作视野下的中拉论坛

随着国际体系进入转型期,世界多极化格局深度发展,通过与发展中地区的整体性外交升级,南南合作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使命。在继中国—东盟对话、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等机制之后,中国—拉共体论坛于2015年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实现了对发展中地区整体外交的全覆盖。中拉论坛的建立是新世纪以经贸联系为核心的中拉关系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一方面,中国南南合作战略深度发展需要拉美国家的全面参与;另一方面,拉美国家努力寻求自身发展道路也为中拉多边合作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契机。需要指出的是,中拉论坛也面临双边关系基础相对薄弱、贸易结构相对单一、欧美长期主导等一系列挑战。如何构建符合双方利益的长效合作机制,如何在双边合作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升级并多元化贸易结构,如何推动中拉多层次交流与合作以增加双方战略互信,如何通过中拉合作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南南合作水平等,都是中拉论坛未来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议题。     

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国—沙特合作

习近平主席赴利雅得参加“三环峰会”并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面向阿拉伯世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外交行动，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沙特倡议并承办峰会彰显其“向东看”外交思路和对外经济新战略。中沙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以经济多元化为目标的国家转型进程实现历史性对接，助推中沙双边关系与战略合作进入快车道。峰会达成的中沙建设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发展战略对接实施方案，为中沙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行动指南，为双方加强战略协同与务实合作开辟广阔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