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公共产品供求矛盾与东亚安全困境

二战后,美国以建立双边同盟体系的方式向东亚地区供给安全公共产品,以此构筑了美国主导的东亚地区安全体系。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快速崛起,东亚力量结构加快调整,一方面使东亚国家对安全公共产品的需求不断上升,另一方面美国提供的安全公共产品因日益"私物化"而难以满足地区的安全需求,由此导致该地区安全产品的供求矛盾。安全产品的供求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中国作为地区大国,在满足地区安全需求和避免中美两种安全产品恶性竞争的基础上,应扮演东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供应者,既要向东亚提供新的安全观念,也要主导建立集体安全合作机制,以缓解地区安全困境,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美国的东亚安全战略及其挑战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在美国对外安全战略中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凭借超级大国的地位及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绝对优势,美国不断调整其东亚安全战略,力图主导地区安全事务,在东亚扮演霸权国家的角色,为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服务.     

东亚海洋非传统安全问题及其治理

东亚地区不仅有复杂的海洋传统安全问题,还面临日益凸显的海洋非传统安全威胁,这既给东亚地区的政治与安全形势带来挑战,也为区域内政治安全合作提供了机遇。当前,东亚海洋非传统安全治理呈现两个重要特征:一是部分海洋非传统安全领域形成了国内治理责任、地区性协调合作机制、国际技术性多边合作机制三个层面的治理结构;二是某些领域形成海洋非传统安全及其治理的区域性多边国际公约,对全球性海洋安全治理机制进行"填补"或"具体化"适用,为东亚国家在海洋非传统安全治理中的协调与合作提供了法律基础。中国是东亚海洋非传统安全治理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应积极扩展东亚海洋非传统安全治理的合作空间,推动东亚海洋非传统安全治理持续深化。     

中美关系与东亚安全秩序:调整和变革

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安全的状态和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美关系所决定的。两国究竟以什么方式来处理各自的安全关注,以及如何在相互难以避免的潜在战略戒备与防范中依然保持合作,是稳定和发展东亚安全秩序的关键。东亚地区安全依然存在着诸多因素的困扰,例如,朝核问题与依然没有达成的朝鲜半岛     

论克林顿政府亚太安全战略的形成

文章认为,1995年克林顿政府推出新的亚太安全战略,是对1992至1994年间东亚地区一系列重要事件——朝鲜半岛的核危机,日美同盟所出现的问题,以及中国的崛起——的反应。该战略以“预防性防御”为主旨,反映出克林顿政府要在后冷战时代保持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以接触方式因应中国的崛起,以及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愿望。但是“预防性防御”战略能否成功,取决于美国如何落实这些构想,同时,亚太地区变化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也要求华盛顿在推进“预防性防御”战略时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更好地拿捏分寸。     

身份与权力:冷战后日本的海洋战略

日本作为一个四面环海的群岛国家,其海洋战略几经沉浮,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和深刻的教训。冷战结束后日本面临国家身份的迷茫,政府积极推动成为海洋国家,确定了"海洋立国"的综合战略,从海洋立法、机构设置、加强军备、强化日美同盟等领域进行全方位努力,并将中国视为其主要战略对手。日本的海洋战略对日本未来走向、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亚太的安全都将产生重要影响,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中国与东亚地区安全——以地区复合安全的"过程导向"为视角

鉴于中国和东亚地区日益上升的国际地位,双方在安全领域内的互动关系不仅在本地区,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与思考.国际关系研究已为此提供了几种关系模式,如中国中心的等级制,权力转移背景下的"安全困境",大国协调或共治,地区安全共同体等.上述看法都在某种程度上带有结构(结果)决定论的烙印,并不具有说服力.作者提出地区复合安全的"过程导向"的分析范式,即东亚安全是地区复合安全,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东亚在安全领域的互动关系,其现状与发展趋势具有"过程导向"的根本特征.文章对ARF机制下中国的适应与"学习"及中国在朝核危机中的角色与作用两个案例的实证分析,显示出"过程导向"的现实意义.这不仅有利于塑造中国自身的安全,而且有利于重塑整个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秩序.     

双边同盟体系制约下的东亚地区主义:困境与趋向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地区主义快速发展,但近年来美国不断强化其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制约了东亚认同意识的形成,解构着东亚地区主义的社会文化基础;阻碍地区共同目标的建立,影响着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层次及其机制化水平;造成东亚权力结构的对立,加剧了东亚国家间的互不信任,由此导致东亚地区主义发展陷入困境。由于地区内部驱动力不足以及域外因素美国势力的强力介入,东亚地区主义在地缘范围上将从"东亚"加快向"亚太"转移,在结构上将从多层次竞争性多边机制加快整合为统一的地区制度模式,在形式上将从松散模式向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化方向转变。     

多节点结构：东亚国际秩序的转型与“轴辐体系”的困境

战后美国在东亚地区建立的以双边主义为基础的安全同盟体系即"轴辐体系"是美国亚太政策的支柱,但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这一体系正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冷战期间,双边主义的组织模式与东亚权力分配格局相吻合是"轴辐体系"有效运转的基石。冷战结束后,东亚权力分配格局向"多节点结构"转型,推动东亚国际秩序向多边主义导向的网络化方向发展。这使"轴辐体系"的双边主义组织模式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多边主义取向之间出现结构性错位,进一步凸显了"轴辐体系"的两大弊端即"残缺性"和"外部性"。对此,"轴辐体系"难以有效应对东亚面临的多元安全威胁,东亚的长期稳定仍需要建构一个与"多节点结构"相匹配的兼具"内生性"和"完整性"的区域秩序。     

东亚安全秩序变迁与中国的地区战略选择

冷战结束后,东亚安全秩序经历了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从美国强化日美同盟,牢牢掌握地区安全主导权的霸权秩序;转变为美国联盟体系依然占主导地位,但同时允许东亚地区合作兼容发展的复合秩序;再到2017年以来美国联盟体系转型且不断冲击东亚地区安全合作,从而形成竞争秩序。中国是东亚安全秩序变迁的直接推动者,通过管理中美关系,推动国际权力和平转移,重建地区国家政治信任,以新经济关系促进新安全关系,以及和平解决争端,塑造地区安全的多边治理框架,中国逐渐从权力、关系和治理三个维度建构自身的地区角色和地区战略。为了防止竞争性安全秩序进一步向对抗和冲突方向演变,中国应以维护地区秩序稳定为首要目标,在保持自身战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推动新安全格局的构建,并聚焦全球安全倡议的重点合作领域,拓展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的方式和路径,为推动东亚地区从竞争性秩序向包容性秩序的变迁而创造条件、积蓄能量。     

欧洲安全:谁主沉浮

"9·11"事件后美国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调整,导致美、欧、俄关系的调整,使三方对欧洲安全事务主导权的争夺呈现新的态势,牵动欧洲安全格局发生微妙变化,其发展走势值得关注.     

东亚安全新态势:海洋领土争议与大国权力竞争

<正>近年来,东海和南海主权争议一直是困扰东亚地区安全稳定与合作的重大问题。从表面上看,东亚海洋领土争议升级的原因是有关当事国无法达成妥协而引发的冲突扩大但其背后实质是随着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权力变更"(Power shift)现象的突出,东亚大国间权力竞争的不断深化。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新安全观与中国和东盟的安全困境

针对世纪之交东亚地区安全与区域一体化形势的发展,中国于2002年7月向东盟地区论坛提交《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方的安全观念和政策主张。这些观念与东盟当时的地区安全观彼此相容,为本世纪头十年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随着近年来东亚地缘局势的变化,东盟的地区安全观出现重大转变,中国与东盟在地区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实现地区安全的基本条件以及维护地区安全的方法等方面均产生较为严重的分歧。在此情况下,东盟对华战略疑虑不断上升,一些国家开始大力提升军备并寻求区外大国的帮助和保护,这又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相互契合,形成东盟与美国合作共同抗衡中国的战略态势。由此而来,中国和东盟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安全困境,对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形成严重障碍。为了巩固有利于自身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中国须调整和补充新安全观的具体内容及表现形式,对其进行及时"升级"。具体而言,需要在坚持新安全观核心思想的基础上,重点促进地区各国对利益相系、义利相融这一原则的共识,主动消除东盟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不断扩大双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意识,从而逐步超越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困境,使双方关系重回全面包容性合作的轨道。     

试论美国新“东亚安全战略”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在美国安全战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克林顿执政后,确立了以“安全、繁荣和民主”三大支柱为基础的“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战略目标。然而,在其任期的头两年,美国的东亚政策却屡屡受挫,这迫使美国冷静思考自己的东亚政策。在     

“回归亚洲”——中苏关系正常化与中国印度支那政策的演变(1979—1989)

中国在20世纪的后期是否有东亚地区战略或政策,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在1979年到1989年中苏实现正常化的十年中,中国的印支政策如何在中苏博弈中逐步摆脱国际反苏统一战线的窠臼,并最终回归到东亚地区政策的范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开始逐步形成了对东亚地区的政策。     

美国主导下TPP的战略特点与中国的应对

在美国主导下的TPP谈判时有发展的情况下,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呈现出两个次地区独立展开、"跨地区"与本地区经济协作竞争的迹象。东亚经济合作范围虽扩大但发展方向不明。美国借助TPP的战略化特点创造出一种广域一体化(或宏地区主义)的新模式。它试图发挥国际经济机制(如TPP)与战略或安全问题的互动功能,开辟一条美国主导的东亚经济一体化道路。美国对中国加入TPP仅口头上表示欢迎,而中国目前选择暂不加入。中国应趁TPP谈判受阻,抓住机遇,作出次优选择。     

关岛要塞 美军在西太平洋的最新前沿力量部署

2005年,美国开始调整其在西太平洋的基地群,攻击核潜艇、B-2隐形轰炸机、F／ A-22A隐形战斗机纷纷进驻关岛。美军的动向引起了亚太地区国家的密切关注。本文编译自美国海军作战学院纽波特报告第26 号《重新部署作战力量——21世纪的美军海外部署》。作者安德鲁·艾里克森,现任美国海军作战学院战略研究系研究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博士学位候选人。曾在莱勒·戈德斯坦主编的《中国核力量的现代化》报告中撰写了《中国反制美国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一文。贾斯汀·米科雷,美国海军上尉,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并在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目前服役于美国海军“圣胡安”号攻击核潜艇(SSN-751)。本文详细分析了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利益,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该地区不稳定形势的潜在根源;解释了加强关岛港口设施建设,并将其转型为一个能全面支持美军在东亚地区实施作战行动的中心基地的原因。本文在编辑时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全球金融危机条件下的东亚金融合作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受到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和欧元诞生的启示，十几年来，东亚地区各国均致力于金融市场的改革和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寻求推动和完善东亚地区金融合作的途径。时隔11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东亚地区的金融安全再次面临着巨大威胁。只有进一步推动和完善东亚地区的金融合作，才能最大限度降低金融危机对东亚地区经济的影响。     

日本因应美国战略东移的举措及其影响

从民主党鸠山内阁到自民党安倍内阁,日本对美国战略东移的因应,经历了一个调整、呼应、进而加以利用的过程,体现出较强的战略连续性,表明日本因应美国战略东移的基本思路是,在国际权力转移特别是东亚力量结构发生转变之际,对日美同盟关系进行再定义,重新确立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定位,寻求对东亚地区秩序的重塑发挥主导作用。     

美国亚太安全战略新变化及中国应对策略

随着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当选美国新一任总统,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美国亚太安全战略将在概念上继续由"亚太"向"印亚太"转变,在军事上将更加凸显科技的力量,在安全结构上将继续向多边化演变,在区域上将更加侧重东北亚。面对这种变化趋向,中国应进一步厘清主次矛盾,理性认识美国亚太安全战略变化的防御性本质,积极构建于中国有利的话语和认知,逐步扩大友好合作的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