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突发环境事件预警法律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预警是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的首要环节,其功能在于有效预防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或遏制事件的发展。突发环境事件预警法律制度有效运行的关键在于:其一,预警信息的发布主体应实行"谁监测,谁预警"的基本原则,以实现监测制度与预警制度的有效对接;其二,构建全面的突发环境事件预警标准体系,完善预警标准的制定程序及其动态调整机制。其三,从行政应急强制和行政应急指导两方面,构建具有针对性的突发环境事件预警后应急措施;其四,积极探索PPP模式在环境预警监测领域的适用,开展区域试点,加快推进环境预警监测社会化进程。将公众纳入会商机制当中,减少应急管理过程中"权力——权利"之间的摩擦。     

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预警能力的维度研究

从对2004—2007年预警管理能力文献的回顾来看,预警管理能力没有一个清晰、有效的量表进行度量是影响政府预警管理效果评估的一个重要障碍。究其根源还在于学者对"危机""应急管理""预警管理""危机管理"等语义界定的混乱。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者采用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对预警管理能力进行了反复研究,得到众多关于预警能力测量的具体指标,经过归类整理,可以得到9种衡量政府预警能力要包含的内容。对这9种内容进行扩展与归类,可以得出衡量政府预警能力的6个维度,它们分别是:识别能力、开发能力、选择能力、实施能力、推广能力、学习能力,为今后政府预警能力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的行政紧急权力的法理分析

在现代法治国家,为防止突发公共事件的巨大冲击而导致社会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政府需要运用行政紧急权力并实施相应的应急法律规范,通过调整紧急情况下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有效控制和消除危机,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法律秩序,维护和平衡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为此,我们需要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行政紧急权力进行界定,明确界限、建立法律保障机制和救济机制。     

危机管理的预警准备制度法理框架分析

危机管理预警准备制度的出发点是要求树立危机意识,建立危机管理预警系统,以便捕捉危机征兆。立法无论塑造出何种模式的预警机制,其组成结构基本上都要体现大致相同的法理框架:一是政府预防管理与重点;二是政府防范机制与应急机制;三是政府预警管理与规章制度。     

政府突发危机事件应对与公共信息公开

突发性危机事件不可避免．政府的危机管理则是危机发生前的有效预警和危机发生后的积极救治,无论危机管理的决策,还是危机的预防、危机的回应以及危机后的重建,都必须建立在准确、全面、适时的社会公共信息基础之上,如果对行政公共信息处理不当,有可能贻误时机,对社会、经济、甚至政治产生全局性的消极影响     

浅谈公共安全应急机制的基本构成

安定有序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建立公共安全应急机制不仅是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利益的重要保障，而且是履行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内容。为此，应从协调、指挥、预案、预警、响应、保障等方面建立科学有效的公共安全应急机制。     

突发公共事件中公民权利的保护机制分析

在现代法治国家,为防止突发公共事件的巨大冲击力导致整个国家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需要运用行政紧急权力并实施应急法律规范,来调整紧急情况下的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有效控制和消除危机,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法律秩序, 维护和平衡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为此需要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公民权利进行界定,明确界限、建立程序制度保障和救济机制,以寻求突发公共事件中行政紧急权力与公民权利保护的平衡．     

我国应急性警察行政权制度之创新

在各类突发性公共事件的预警和处置过程中,公安机关的应急功能是其他行政机关所不能比拟的．然而,我国应急性警察行政权存在重突发公共事件处置阶段的应急性权力、轻突发公共事件预誓阶段的应急性权力;重规制型应急性权力、轻服务型应急性权力;重封闭型应急性权力、轻开放型应急性权力等缺陷。导致这种缺陷的原因是:包括人民警察在内的行政执法人员的应急性管理观念尚未完全形成, 警察应急法制的发育不充分和学术界对警察应急权研究的滞后。完善我国应急性警察行政权制度应当以系统的方法,运行现代国家应急管理的基本原理,具体包括预警制度、处置制度和事后恢复与重建制度,每一种制度又有若干基本要素所组成。     

突发公共事件社会心理干预机制的构建

目前我国正处于突发公共事件高发时期,各种灾害越来越频繁地刺激公众的神经。突发公共事件社会心理干预机制的构建,有助于当事人处理迫在眉睫的问题,恢复心理平衡,安全度过重大打击后的危险期。这主要包括:影响人们社会心理的“四大因素”,即危机的发生严重的程度、人们对危机的了解程度、政府的信息的透明程度、个人的心理素质的高低等;其建构的“四大原则”,即适时、效用、人本、全局原则等;“五大体系”,即干预咨询和组织系统、信息共享和处理系统、新闻报道和通讯系统、组织指挥和协调系统、专业的紧急处置系统等。     

北京“7·21”暴雨灾害危机预警机制考量

北京“7·21”暴雨灾害暴露出政府在灾害应急管理及预警机制方面的不完善：政出多门，信息不畅，缺乏统一指挥协调的管理机构，预案操作性、可行性不强，导致抢险救灾不力。我国应制定《灾害应急管理法》，依法防灾治灾；建立统一协调的灾害应急管理机构，加强灾害预警与危机处置管理；建立城市居民避险自救、防灾减灾知识技能学习演练机制；建立社会化的抢险救灾联动机制，以应对灾难危机。     

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公安机关网络舆情预警工作研究

舆情预警是公安机关正确决策、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重要前提。改进舆情监测工作,健全网络舆情预警机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网络舆情预警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公安部门需要做好舆情规划、舆情收集、分析处理、舆情预警四个环节的工作,把网络舆情信息汇集分析作为重点,同时利用先进技术作为保障。对于公安新闻的处理,公安机关可通过互联网平台与网民直接沟通来解决。     

新时期政府采购监督机制研究

政府采购制度是一国公共行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行政过程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现代化的政府采购制度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就能良好地运转,而必须要有一定的制度支持才能实现其建立的初衷。因此,必须建立和完善以法制监督、内部监督、外部监督、供应商监督四位一体的、全方位的监督机制,以确保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良性发展。     

中国公共行政监督机制现状分析与对策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 ,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公共行政监督体系 ,并在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公共行政监督机制还不完善 ,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 ,影响了公共行政监督的力度和效果。本文对此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并就当前如何完善中国公共行政监督机制 ,提出一些对策思考     

简论警察网络应对中的在线介入与离线防控——以美国为例谈网络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场域"

网络之于现实社会的巨大影响仍在快速发展和不断被认识中,其作为现实社会显现或潜在的巨大力量,也正被各国政府、营运企业及技术、法律各界高度关注。问题的焦点之一,即如何有效"规制"网络世界中那些与现实世界密切关联的方面,特别是那些于现实主流社会有巨大影响甚至是颠覆性影响的问题。以警察直接防范、打击的专业架构看,"在线介入"与"离线防控"的双重应对是一个思路。"在线介入",即"在线"的规制与干预,"离线防控",即落地的预防与控制。警察必须既作业于网络社会又作业于现实社会,既深入于"彼岸"又深入于"此岸",既是网络警察又是现实警察,既执行维护虚拟社会秩序的责任又执行维护现实社会秩序的责任!警察非于传统警务架构方面做出最大限度的跟进,才能适应这一全新的非传统的警务巨变。     

公私合作行为的行政法实证分析——以“治安承包”为中心考察

现代行政国家行政任务不断增加,行政机关为完成行政任务,不得不同私人部门合作,公私合作兴起。公私合作行为是弥补公私合作背景下传统行政行为形式的不足而孕育产生的一种新型行政行为,主要体现为行政契约和私法上的契约。通过对"治安承包"这种典型的公私合作行为形式进行行政法实证分析,以期考察公私合作行为的法律形式。     

从行政征用制度看城市房屋拆迁

城市房屋拆迁是一种对城市房屋所有人的房屋及其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政征用行为。借鉴国外的法律制度,我国行政征用制度应以列举或排除的方法,对公共利益作出科学的界定,实行公共利益原则与合理补偿原则有机结合;通过司法介入估价,实行政府回避制度,由司法机关直接受理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房屋拆迁财产纠纷,使我国行政征用制度更加完善。     

权利本位:公安行政的理论逻辑

公安行政的基本法律关系是公安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公安行政的基本价值目标就是确立权利本位的范式,实现公安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理性、动态的平衡。同时,为了实现权利与权力的平衡,必须把职责本位作为公安行政的价值取向,从而使公安机关真正做到依法行政、执法为民。     

公共劣品的法律责任研究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民生问题日渐突出，原因之一在于公共产品保障制度的缺位。违背公共产品价值追求的公共劣品层出不穷，危害深远不容小视，究竟该由谁负责。政府是公共产品供给的首要责任人，必须对产品的性能做出合理保障，依法承担公共劣品损害之责任。公共劣品已成为国际热点问题，部分国家已开始卓有成效地尝试，努力治理该问题，如建立集体申诉制度、违宪审查制度、公益诉讼制度。中国可以参考有关实践经验，结合本国国情，制定保障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法律，明确公共劣品法律责任的归责要件和救济机制。     

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行政法学研究

当下中国的行政法学研究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存在内容失衡、视域狭窄、方法局限、争鸣匮乏等问题。为了实现中国行政法学研究在21世纪的新崛起,应当以本土化、规范化、和谐化、综合化与国际化为导向,着重在基本范畴的重构、行政法哲学的构建、部门行政法学的拓展、比较行政法学的突围、行政法社会学的建立、行政法方法论的更新等方面进行努力。惟此,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方能真正走出困境,进而不断提升其市场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