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被害人忏悔

一个服刑人员,有没有勇气对曾经被他伤害过的被害人说出心中那句埋藏已久的:对不起!向被害人忏悔,是恢复性司法制度的有益尝试。所谓恢复性司法,旨在修复犯罪给被害人、社会以及犯罪者本人造成的创伤,它以被害人对加害者的谅解为基点,以被告人回归社会为终点。     

向被害人忏悔

一个服刑人员，有没有勇气对曾经被他伤害过的被害人说出心中那句埋藏已久的：“对不起!”向被害人忏悔。是恢复性司法制度的有益尝试。所谓恢复性司法。旨在修复犯罪给被害人、社会以及犯罪者本人造成的刨伤。它以被害人对加害者的谅解为基点，以被告人回归社会为终点。     

心中涌起两份感动

读了《民主与法制》杂志2011年第17期《向被害人忏悔》一文，心中涌起两份感动。一份是感动于服刑罪犯向被害人或其家属真诚忏悔、努力赎罪的勇气；另一份则是被受害方对曾伤害过自己的人给予宽恕的胸怀所感动。被害人父亲给服刑犯刘庭的回信中写道：“大错已铸成，时间能冲淡一切，我们原谅你，年轻人!”     

“资料生意”赚来的是铁窗生涯

失去自由的人方知自由的可贵,违法犯罪受到惩罚的人才真正认识到法律的尊严。这是《一个囚犯的自白和忏悔》一文中刘英留给人们的启示。也许,只有身陷囹圄才会有这样的忏悔。然而悔恨的确来得太晚了。     

忏悔意识取代控诉意识:中国文化的转折

自从一场叫作文化大革命（及此前的反右灾难）的社会灾变过后，中国人是否应该忏悔的问题就被纳入知识分子的思考空间。但尽管有关忏悔的话题反复被提出，真正愿意忏悔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却凤毛麟角（如巴金、刘白羽）。现在问题的关键已不再是某些人是否应该忏悔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民族为什么如此缺乏忏悔意识。事实上，中国人自古至今就绝少有忏悔的习惯，《忏悔录》这样的作品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空缺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人特别善于控诉，每当社会灾难过后，我们的民族中就会涌现出无数的控诉者，向世界倾诉自己的委屈和哀怨…     

被害人谅解影响死刑适用的正当性根据再论证

被害人谅解影响死刑适用是在没有充分理论依据的背景下由司法机关自发进行的司法改革试验,这一做法在法学界引起激烈讨论,学者们不断对其正当性根据进行探索,但宽度及深度有待进一步拓展。无论根据现有的刑事政策还是司法实践,被害人谅解影响死刑适用均符合我国的刑法理论,与我国传统“和合”的伦理道德相契合,与当今国内外社会环境相适应。被害人谅解影响死刑的适用的正当性根据,也为今后减少和限制死刑适用提供理论指导和立法参考。     

服刑人员权利之法律保障探究--兼论现行《监狱法》的不足与完善

如果说刑法是犯罪人的大宪章，那么《监狱法》就应该是服刑人员的大宪章。作为刑事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监狱法》既规定监狱的刑罚执行权和狱政管理权，同时又规定了在押服刑人员的权利。然而《监狱法》实施20年来，由于其规定的过于粗疏、而且未就“服刑人员权利及其救济”专章规定，导致行刑实践中监狱执法者随意性较大，服刑人员的权利不能得到完全保障，监狱侵犯服刑人员权利的事件时有发生。本文在分析现行《监狱法》在服刑人员权利保障方面的不足的基础上，试图提出《监狱法》在完善服刑人员权利保障方面的一些修改建议。     

中华伦理道德救了我全家——一个企业家的忏悔

今天我来这里，主要是向大家做一个忏悔。我是今年二月十五号开始接触、读诵《弟子规》，到今天是七十八天。我今天到这里就是给大家做一个深刻的忏悔，忏悔我自己的多少年的过错。     

高墙里的忏悔

最近,我省在杭州举行了一场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会上,耿永祥、杨卫中、赵廉宾、宋志刚等4名服刑人员,面对几百位领导干部作了现身说法。大家知道,耿永祥等4人曾经担任过各种领导职务,也都有过一段光荣的历史。他们之所以从人民公仆堕落为犯罪分子,除了自身因素以外,对领导干部特别是对“一把手”监督的缺失,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因。为了配合学习贯彻两个《条例》,本刊摘登4人的反思片段,希望高墙里面的这些忏悔能给大家有所警示和教育,能对学习贯彻两个《条例》,带头执行两个《条例》有所帮助和启发。     

论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及其完善

我国现行《刑诉法》虽然赋予刑事被害人以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但由于其相关规定存在诸多缺陷，并不能真正实现对被害人权利的有效保障，从而导致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徒有其名。因此，应当借鉴各国立法法例。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立法，以使刑事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真正确立，其诉讼权利得到真正保障。     

罪犯改造与被害人的参与——以恢复性司法精神为切入点

在刑事执行领域,被害人的研究同样是重要的理论研究关注点.被害人参与罪犯的改造符合刑事发展的潮流,其有利于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有利于罪犯的悔过自新.构建被害人谅解制度、畅通被害人了解罪犯服刑状况的渠道,以及参与罪犯的减刑、假释是被害人参与罪犯改造的主要方式.     

全社会都应多关心服刑人员

看了《民主与法制》杂志2011年第29期《给服刑人员子女一个家》一文，笔者不禁被山东省女子监狱关心服刑人员子女的举措所感动。阅读此文，犹如一股温暖和熙的春风，令人心旷神怡。     

杨振萍的“美人鱼”情结

2003年5月27日，国家儒艮自然保护区向68岁的杨振萍老人颁发了一张特别《荣誉证书》——“忏悔奖”。为什么颁发此奖?说起来饶有趣味。     

全社会都应多关心服刑人员

看了《民主与法制》杂志2011年第29期《给服刑人员子女一个家》一文,笔者不禁被山东省女子监狱关心服刑人员子女的举措所感动。阅读此文,犹如一股温暖和熙的春风,令人心旷神怡。众所周知,监狱服刑人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家的子女更是少人去关心、理解,甚至会受到取笑、歧视,这些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山东省女子监狱此举,彰显了社会主义刑罚执行制度的文明与进步,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优越制度及对平民百姓的一种人性关怀,更     

和解不起诉制度初探

所谓和解不起诉．就是指特定刑事案件（存在犯罪嫌疑人、符合起诉条件且满足和解前提案件）．被移送到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后．在检察机关相关人员的主持下．通过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直接协商．由加害人向受害人或者其家属真诚悔过．以求得被害人谅解．并达成和解协议．在加害人切实有效履行和解协议之后．由检察机关最终做出的一种不起诉决定。实践中．     

让“法律洪峰”来得更猛烈些吧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司法部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监狱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受助状况堪忧,有高达94.8%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没有受到过任何形式的社会救助。换言之,几乎所有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都被“道德连坐”阴翳下的“救助盲区”所覆盖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在父(母)入狱     

学习型监狱塑造社会新人——一名服刑人员眼中的监狱人权状况

2004年2月2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2003年国别人权报告》,又一次充当“世界人权警察”,对包括监狱罪犯人权在内的中国人权状况进行不符合事实的歪曲和指责。我作为一名北京市监狱的服刑人员,至少对我所在的北京市监狱里的罪犯人权状况是有发言权的。此前,我以《一名服刑人员眼中的监狱人权状况》为题写了一篇文章,主要从生存权的角度谈了监狱的人权状况(见《人权》杂志中文版2003年第5期,英文版2003     

MOU对两岸金融交流的意义

2009年11月16日，两岸正式签署了《海峡两岸银行业监督管理合作谅解备忘录》、《海峡两岸证券及期货监督管理合作谅解备忘录》和《海峡两岸保险业监督管理合作谅解备忘录》，标志着两岸金融监管机构建立起金融监管合作机制。     

论老年诈骗犯罪被害人的被害性

老年诈骗犯罪被害案件随着老龄化的发展而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犯罪的发生并不是犯罪人单方面意志作用的结果,而是犯罪人与被害人双方互动的产物。这种互动从老年诈骗犯罪被害人的角度看,则表现为其生理上、心理上和经济上的被害性。仔细分析老年诈骗犯罪被害人的被害性,不仅有助于全面准确地把握老年诈骗犯罪被害的原因,而且有助于提出有针对性地预防和处理老年诈骗犯罪被害的对策。     

刑事和解制度在公安工作中的运用

<正>刑事和解是采用调解方式对刑事案件进行结案,是一种在正式的司法程序以外处理刑事案件的方式。国外司法实践表明,刑事和解制度对于解决轻微刑事案件、妥善处理社会纠纷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刑事和解制度已经引起我国刑法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2006年12月28日通过的《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下文简称《意见》)的规定:对于轻微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赔礼道歉、积极赔偿损失并得到被害人谅解或者双方达成和解并切实履行,社会危害性不大的,可以依法不予逮捕或者不起诉。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