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中美关系定位演变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

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定位一波三折,甚至大起大落。双方既达成过"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也险些从"战略伙伴"蜕变为"战略竞争者"。中美关系定位之所以不够稳定,与双方在认知和战略上的差异密切相关,同时也受到两国关系中其他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尝试虽然没有成功,但对如今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仍具有启示作用。首先,不能对复杂的中美关系作简单的"标签化"定位。其次,要重视两国在相互认知上的差异,做到知己知彼。再次,要运用底线思维,力争中美关系的主导权,做到有备无患。总之,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会一帆风顺,我们要从冷战后中美关系定位演变中汲取经验教训,避免重蹈上世纪末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覆辙,力争使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新常态。     

对冷战后中国外交新战略的思考

冷战后的中国外交千头万绪,纷繁复杂。中国外交制定了哪些新战略?怎样看待每一种新战略?理论界议论纷纷,存在着各种不同意见。笔者以为,中国在冷战后陆续制定了韬光养晦、国际新秩序、多极化、战略伙伴、国际参与等外交战略,在邓小平外交战略的基础上有了新的重大发展,体现了新时期符合时代要求的总体战略思路,成绩卓著,应该予以肯定。 一、韬光养晦战略 韬光养晦战略是世界历史大变动时期我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一个重大应变性战略,是冷战后中国外交的一种积极防御措施。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范     

共识变迁的国内政治逻辑——特朗普上台后中美战略共识的稳定性分析

国家间共识的构建、稳定及变迁,是双边关系发展及区域合作变化的基础。中美战略共识可以以关系性质、政策底线、行为规范和利益认知四个维度为分析框架。影响和塑造特朗普上台后中美战略共识稳定性的因素包括领导个性、领导风格与团队、中美结构性因素及其认知等。总体上,特朗普执政初期领导个性的作用较大,而领导风格与团队、中美结构性因素及其认知等将在中长期意义上影响中美战略共识,其中实力对比和国内政治因素是未来中美战略共识演变最为核心的影响要素。     

合作竞争并存的中美俄三角

中美俄关系是当今国际舞台上最为重要的三角关系之一,对国际战略格局具有关键性的影响,牵动着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发展变化。近年来,中美俄战略三角的互动更趋频繁,总体呈现出相对稳定性,但是受到结构性矛盾的制约,相互之间的摩擦甚至冲突仍然时有发生,未来发展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基础和实现途径初探

新型大国关系是冷战结束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处理大国关系新的战略思维和国际关系的新模式,是在2012年中美第四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由中美两国共同提出的,是加强双方的信任与合作,开辟新型大国关系之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直接理论基础是相互依存理论。新的全球安全理论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理论来源。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实现路径在于推动共同应对公共安全威胁,持续拓展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建立中美两国领域广泛的安全互信。     

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新调整

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从老布什政府的“世界新秩序”构想,到克林顿政府的“塑造一反应一准备”战略构想,再到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当前,巨大的战争资源消耗、国际形象的急剧恶化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力不从心,使得美国亟须调整国家安全战略。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上台后,     

后冷战时期中日经贸关系析论

冷战的结束,使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就中日关系而言,中日经贸关系的急速成长与结构性变化成了冷战后亚太乃至世界经济往来中的一个亮点。中日经贸往来的这种变化影响了两国之间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互动,同时,也是两国之间对冷战后世界形势的适应和战略互动的结果。作为一个     

对“冷战”在战略层面的再界定——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美国对华及东亚政策的转变及其涵义

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很大程度上由于美国同中国关系的"解冻",美国的冷战战略及战略态势发生了深刻转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起,美国便一直推行对新中国的全面敌对政策,并造成了美国全球战略的严重错位。尼克松和基辛格作出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努力,目的在于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态势带来新的平衡。中美"解冻"的涵义,远远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围。它给冷战带来了新的意义;使华盛顿得以对美国全球战略进行基本调整;造成了美国冷战中对手阵营的深刻分化;为美国,也为自由资本主义在与社会主义阵营及激进民族主义的实际对抗及"话语对峙"中占据上风,开创了新的空间。导致冷战走向终结的一些最重要的因素也因此而成形,并对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仍然发生着深刻影响。     

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评析

国家安全始终是美国关注的核心问题,通过安全化手段将普通议题转化为安全议题是美国动员国内外资源、对华打压的重要方式。美国政府通过安全化手段将中美贸易关系、科技合作与人文交流等议题与国家安全问题挂钩,导致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在理念层面不断深入、在议题层面横向扩散、在对外关系层面持续外溢。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的加剧,使美国在对华身份认知、政策动机与手段选择上均陷入“投入愈多、损失愈多”的悖论中。安全化操弄导致的政策悖论使美国政府难以改变对华强硬政策,严重阻碍中美关系改善。过度安全化进一步加剧了中美之间的零和博弈,泛安全化则导致各种新安全风险在国际社会蔓延,恶化了全球安全环境。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逐渐走向极端,动摇了冷战后全球战略稳定的根基,存在颠覆当前国际秩序与破坏稳定的风险。中美双方应充分认识到安全化失控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美国政府需走出社会动员式的安全化政策模式,让中美关系重新回到可控的轨道上来。     

印日关系：渐行渐近的战略伙伴

印度与日本同为亚洲主要大国和中国的重要邻国,均与中国存在领土主权的争端。近年来,印日关系在战略层面不断提升,双边战略伙伴关系由虚转实,渐行渐近,两国在安全、防务领域的合作有向三边或多边方向发展的趋势。从总体上看,印日关系的发展,尤其是两国安全合作的增强,明显有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大背景,势必将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产生复杂的影响。     

后金融危机阶段美国对华关系新定位与亚太地区安全战略调整

随着中国国际作用影响的迅速上升,适应中国和平崛起的态势,成为奥巴马政府对华关系新定位与调整亚太地区安全战略的重要背景条件。奥巴马上台后,中美关系大起大落,表明金融危机阶段的中关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奥巴马政府第二个《中美联合声明》提升两国关系定位,对华政策呈现出从“接触加遏制”政策向“尊重加牵滞”政策调整的取向,美国亚太地区安全战略也进一步调整。这一战略调整,不能简单解读为以中国为主要战略目标。发展“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是中美两国共同努力的目标,但是实现这一目标依然存在战略互信基础脆弱的局限。     

传染病与安全研究的现状与思考北大核心CSSCI

传染病与安全研究的兴起与冷战后国际安全格局的变动及全球性问题的密不可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在冷战结束后开始出现并逐渐增加,为安全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但目前还不够成熟,存在争论。由于传染病具有突发、多变及后果严重等特征,同时,安全的概念也不是静止的,因此,对传染病与安全问题的考察需要立足于动态和战略高度。     

从冷战敌手到合作竞争关系——中美交往60年评析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两国经历了60年风雨历程,前40年处在冷战时期,后20年进入冷战后时期。冷战时期的中美两国,既有战场上兵戎相见的痛苦回忆,又有共抗苏联扩张危险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记忆。两极格局瓦解后,中美关系却进入一个动荡不定时期,尽管不断发展,但是既合作又竞争的特点始终未变,实际是一种全球化背景下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务实的成熟大国关系。要建立持续稳定的双边关系,缺乏足够的战略互信基础,就不可避免会遭遇波折与挑战     

亚太安全：概念与模式

冷战以后,亚太地区尚存在相当多的安全隐患。特别是自90年代中期以来,亚太安全形势急剧恶化。中国地处亚太,又是亚太地区大国,国家利益集中在亚太地区。中国与不少亚太国家长期存在领土争端,而且,在亚太地区,中国与其他大国存在地缘战略和国家统一上的矛盾与冲突,因此,中国政府和学者对亚太安全相当关注,理论界对此做了很大的努力与探索。本文想在此对学界在亚太安全方面所做的探索作一简单的鉴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对我国亚太安全研究的梳理 安全研究如同整个国际政治理论学科的发展一样,它体现着连续性与变化性的统一。在冷战后世界,安全问题仍然在国家战略、外     

中美俄三角关系:一种超越建构主义的文化分析

根据建构主义理论,中美俄三角关系是由中美俄三国共同建构的,是三国的观念使然。由于三个国家对冷战后国际体系的发展方向以及各国在体系中的身份、地位等的认识既相同又相异,由此决定了它们彼此之间非敌非友、相互借重、既合作又斗争的复杂关系。然而,建构主义对体系中每个个体内部的文化显然重视不够,因此影响了对中美俄三角关系成因、性质和未来趋势的深入分析。本文意在建构主义理论范式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中美俄三国内部文化的视角对三角关系进行探讨。     

亚太在世界安全战略中的地位

“9·11”事件后,亚太地区的范围迅速扩大到南亚、中亚、甚至西亚。从国际关系角度分析,亚太地区处于世界各类矛盾的焦点和战略重心部位,其中中美矛盾是各大国矛盾中最为突出的矛盾;美国的战略重点正在向亚太方向转移,由“欧洲第一、亚洲第二”向“亚洲第一、欧洲第二”过渡;亚太地区已构成世界安全最危险地带,其南部是该地区矛盾与冲突集中地带,亚太地区也是军备增长和核武装发展最快的地区。     

中美亚太安全竞争:缘起、内涵与影响

随着中美在亚太地区结构性矛盾的加剧,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竞争也日益明显。中美亚太安全竞争主要缘起于三个方面:中美亚太结构性矛盾是两国亚太安全竞争的战略动因,两国亚太安全政策的针锋相对是安全竞争加剧的直接原因,亚太地区安全热点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两国亚太安全竞争的催化剂。中美亚太安全竞争显著体现在安全观念、安全伙伴、安全议题、地区安全秩序等方面,会在全球、地区和双边三个层面产生影响。在全球层面主要影响国际安全格局和全球安全治理,在地区层面主要涉及地区安全秩序构建和亚太国家的战略应对,在双边层面则关系到中美两国关系的走向。对于中国而言,要加强中美双方在安全领域的沟通与合作,加强中美在地区层面的包容性合作,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伙伴关系建设。     

构建中国海洋安全战略需处理好六个关系

在国际斗争实践中,世界主要国家在制定与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时,在这一国家顶层战略之下,均提出各自的国家海洋安全战略或政策。其构成要素一般包括战略目标、战略计划与战略原则等。冷战结束后,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国际海洋安全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国及濒海国家都在加快调整各自的海洋安全战略或政策。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背景下中国的安全环境及战略应对

冷战结束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日渐突显 冷战时期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是在欧洲。1989年美苏冷战结束,国际战略格局、美国的国际地位以及全球和亚太地区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各大国都加紧调整自己的对外战略。伴随着欧洲苏联集团的崩溃,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逐渐由重视欧洲大陆而变为东移亚太地区。     

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对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影响

一、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演变及内涵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亚太战略,包括政治、经济和安全战略,做过多次调整。1990年代初,美国提出过＂扇骨扇面＂亚太战略,以美日安全联盟为主扇骨,北有美韩,向南则有美菲、美泰和美澳联盟,实际上承袭冷战时期美国主导下的双边安全同盟。扇面强调美国主导下的亚太经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