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与肯尼迪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本文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为着眼点,讨论该委员会以及参议院在肯尼迪时期对华政策制订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本文认为,尽管肯尼迪上台后有对既定对华政策进行修正的意向,并得到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支持,但就整体而言,参议院对中国仍怀有很深的敌意。如果肯尼迪在那时提出与中国和解,要冒的政治风险太大。作者对“若肯尼迪不遇刺并实现连任,美国对华政策在其任期内可能会发生重大修正”的假说提出了质疑。     

20世纪50年代美国东南亚区域经济合作政策的演变

20世纪50年代是美国开始构建其对东南亚区域经济合作政策的起始阶段。这一政策缘起于美国政府自身所具有的强烈冷战意识,其区域经济合作构想的几度勃兴都与东南亚冷战局势的变化有关。由于受制于自身为解决财政赤字问题而采取的财政保守主义政策,美国政府不愿因为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问题而扩大自身的财政开支,这令美国推动的东南亚区域经济合作效果不彰。这一矛盾不仅决定了当时美国对东南亚区域经济合作政策的起伏,而且对今天美国的相关实践也依然产生着影响。     

冷战与发展的矛盾——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东南亚条约组织的经济政策

自二战以来,为了实现自己在东南亚地区的外交、安全与经济等多重目标,美国政府将推动这一区域的经济一体化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美国政府在这方面最早的实践之一就是在1954年成立的、以遏制共产主义为目标的集体安全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中所进行的相关经济活动。由于主要服从美国自身在这一区域的外交和安全目的,美国的相关政策招致相关盟国的批评。不过,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对东南亚条约组织的经济政策的诸多特点一直延续了下来,甚至在今天也仍可见其影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对国际科技人才的争夺及其影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界人士、经济学家带动科技人才观发生两重变革：一是将科技人才提升至影响经济发展和国家间竞争的决定因素;二是赋予其等同于商品和资产的属性,直接影响了美国对科技人才的需求标准,并激发了强烈的国际人才竞争意识。着眼于未来需求和冷战竞争,是美国常态化“科技人才短缺”问题的重要成因。美国政府和企业密切配合,将移民作为科技人力资源的重要补充,利用大规模的商业宣传、海外招聘以及“凭才能换公民身份”策略,建立起对全球人才优先挑选配置的特权。英国、加拿大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效仿美国的改革,到20世纪60年代末多方多维参与的、常态化的国际人才竞争格局基本形成,重塑了国际移民的流动方向和特征。     

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从“偏向”到“摊牌”

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际格局的演变及美苏实力对比的消长,美国对海湾地区外交政策的战略考量发生了深刻变化。通过研究和梳理美国新解密的国家安全档案,这一时期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得到展现:虽然对伊拉克的"偏向"政策在这一时期占据了主导地位,但相互矛盾的政策却迭次而出,甚至并行推进。尽管对伊政策不断调整的过程体现了美国的海湾战略由意识形态主导向经济和政治利益主导的转移,但政策的乱象最终却是以美国与伊拉克在海湾战场上的兵戎相见而终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美国政策失误酿出的苦果。     

美国对亚洲不结盟国家态度与政策的变化,1953～1963

本文考察了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两任三届政府时期(1953～1963)美国对亚洲"不结盟"国家的政策的变化.文章认为,第一届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不结盟运动尚缺乏足够的认识.随着1955年亚非会议的召开,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政府内部开始对不结盟运动做出新的评估和认识,对不结盟国家的政策也随之有所调整.肯尼迪上台以后,美国政府从第三世界发展的角度对待不结盟国家,肯尼迪政府向亚洲不结盟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     

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外交与第三世界

冷战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是同美国冷战战略密切相关的。肯尼迪-约翰逊时期对第三世界的外交政策完全服务于美国全球遏制战略和遏制中国的政策目标。美国在实现这些政策目标的过程中,军事反应、军事援助、经济援助等成为最重要的手段。在与苏联和中国争夺第三世界的斗争中,美国使用这些手段,反对他们认定是亲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有关的事态发展。总体而言,肯尼迪和约翰逊的外交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第三世界国家试图在战后国际体系中寻求恰当位置的努力。这一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外交虽然有所成就,但也充满了危机、挫折、痛苦和失败,外交决策者和普通的美国人为遏制战略付出了前所未有的代价。     

美国应对常规外交问题的模式——以对冲绳问题的决策(1945～1969)为例

本文以1945年~1969年美国对冲绳问题的决策过程为例,研究其官僚机构如何应对非危机情势下的非重大外交问题。本文认为,美国国务院和军方的中层官员在协调美日立场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推动两国的高层逐渐认同他们的观点,缩小分歧;随着事态的发展,冲绳问题逐渐由边缘问题变为白宫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白宫开始在这一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美国联邦政府改革

1993年至今,美国联邦政府先后进行了两次重大改革。1993~2000年期间,克林顿政府展开了一场“重塑联邦政府”的运动,被视为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最成功的改革。布什政府正在进行以“总统管理议题”命名的政府改革,主要涉及人力资源管理、运用竞争资源、改进财政管理、推广电子政府、预算和绩效整合等五个主题。联邦政府的这两次行政改革,反映出现今公共行政发展的某些趋势,或许对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试析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政策

20世纪90年代初期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开始了长期的调整阶段,经济增长持续低迷,特别是自1997年以来,日本经济停滞进一步深化。到目前为止,已出现了战后未曾有过的连续两年的负增长,消费、投资低迷,金融体制不稳定,信用收缩,复苏乏力。本文主要分析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为促使其经济走出萧条实施的经济政策及其实际效果。     

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青年文化政治化评述

20世纪60年代的联邦德国,在经历了战后50年代的"经济奇迹"之后,整个社会处于从物质主义社会向后物质主义社会的转型时期,而青年则是推动这场社会变革的先锋.本文从价值观变迁的角度,分析60年代青年文化政治化的原因及其对后续社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重温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界有关“美国衰落论”的争论——兼及当下的“美国衰落论”

本文对美国学界始于20世纪80年代关于美国是否衰落所引发的辩论进行了分析介绍,特别对其中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两位学者——美国衰落论的主张者保罗.肯尼迪与美国复兴论的倡导者约瑟夫.奈——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对比,并就此次辩论对于我们如何看待今天美国的力量状况,以及当下的美国衰落论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认为,此次辩论所涉及的一系列理论性问题——历史类比方法的适用性问题,如何看待历史发展的延续与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量度一国之力量问题,硬权力与软权力的关系问题,文化与文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与作用等问题——在今天依然具有一定的学术与社会价值,值得继续关注。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韩国的国内人口迁移

韩国国内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工业化的加速进行,发达地区特别是都会区及大城市对劳动力需求的迅速提升,促使韩国人口从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向城市和发达的都市区迁移,人口迁移加速了韩国的城市化进程,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之后随着城市化进入成熟阶段,人口迁移的趋势逐渐放缓,向首尔都市区迁移的人口数量开始下降,道际之间的迁移量开始上升。     

20世纪美国文官制度的历史回顾

本文从美国文官制度管理体系的发展与完善、美国政治结构的倾斜与文官政治角色的变换、美国文官政治势力的膨胀与官僚主义的泛滥等三个方面对20世纪的美国文官问题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文官势力的崛起,使20世纪的美国社会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文官既是政治运行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又在一定程度上威胁现行的政治体制.因此,美国文官制度改革的根本任务应该是,在保留优点、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建立健全的控制机制.     

20世纪美国企业领袖形成途径研究

20世纪美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稳居全球霸主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特有的人才优势。在为美国经济迅速发展各显神通的众多人才中,安德鲁·卡内基、亨利·福特、山姆·沃顿,李·艾柯卡、比尔·盖茨等一大批杰出企业家的领袖风范与巨大贡献举世瞩目。20世纪被称作“美国世纪”,也被称作“人力资本世纪”,这表明人力资本对美国现代经济增长的作用至关重要。为了探究 20世纪美国企业领袖的成长、成才与成功路径,本文依据人力资本理论,通过定性调查来分析这一精英群体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及其与美国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关联。     

浅析肯尼迪政府时期美法在支付领域的矛盾

肯尼迪政府时期,随着西欧经济的恢复,美欧联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分歧开始凸显,美法因支付不平衡而起的矛盾即为其中之一。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美法支付矛盾产生的历史根源;以美元危机和美国黄金外流为中心,两国在联盟方针和冷战战略上展开激烈较量;美国政府内就如何解决美法支付矛盾曾有过激烈辩论,肯尼迪政府最后以从欧洲撤军相要挟,迫使戴高乐在弥补美国赤字安排上让步,美法在支付领域的矛盾暂时得以缓解。     

1975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移民美国的第一代印支本地人与华人:人数与生存方式

本文首先分析了移民美国的两类印支移民(印支本地人和印支华人)各自移民的背景和人数,然后在比较他们与其他在美亚裔民族的不同特点以及分析两类印支移民各自特点的基础上,对他们在美生存适应的基本状态作了分析.本文认为,两类印支移民的共同特点对他们有利的一面是,容易形成本族群社区,因此存在形成本族群凝聚力的客观环境.不利的一面是,大部分人必须从社会的底层做起,产生族群精英的时间会滞后,因而整个族群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不高.但两类印支移民原先在印支的主要社会职业不同,聚居地不同,文化差异甚大,在移民美国前就各自独处,在移民后几乎将各自小社会的一切带到美国,形成两大族群内部各自以小圈子为基本单位进行自助自救的生存方式.     

佐藤政府对琉球政策:模糊立场与渐进路线

佐藤荣作执政期间三次访美,逐步推动美国放弃琉球施政权,这三次首脑会谈集中体现了佐藤政府解决琉球问题的政策方针。实际上,推动“返还”的幕后力量来自琉球岛内以及本土主张“返还”的势力,特别是反对党,佐藤的琉球政策更多的是对他们态度的一种回应。他们的态度逐渐变化,佐藤从远东安全的角度考虑如何解决琉球问题,在不损害琉球基地机能的前提下,根据这些态度制定对策。佐藤应对琉球问题的基本方针是试探、模糊与渐进,之所以采用这样的“回归”策略,主要原因在于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以及日美不平等的同盟关系。琉球问题与日美同盟紧密相连,在当时是能够引起日本国内政治动荡甚至分裂的敏感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不仅可能危及日本国内政治,还可能导致日美同盟关系恶化,而无论哪种情况都足以结束佐藤的政治生命。     

美国对外政策的驱动力:物质利益至上?

本文探讨了美国对外政策的驱动力问题。居于主流的"二元决定论"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不仅受利益支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理想主义价值诉求的影响;这种特殊的理想主义价值诉求建立在"美国例外论"的基础之上。本文试图证明,在看似相互交织的二元目标背后,美国对外政策和战略选择的本质是以物质利益为主导。在确保物质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植根于"例外论"的价值观念对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实际驱动作用微弱,难以构成独立影响外交政策的"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