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信仰危机在苏联剧变中的作用

20世纪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不仅苏联社会政治情绪明显激进化,而且苏共领导集团政治信仰也发生了根本改变,致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一步步走向了终点。政治信仰危机是苏联剧变的深层次原因,其中广大群众的信仰危机为苏联剧变提供了社会基础和必要条件,苏共党的领导人及党政精英政治信仰危机是苏联剧变的直接的关键性因素。     

史学的困顿——论“历史热”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

历史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学科,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研究领域.可是,苏联晚期出现的全民性的"历史热",竞成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这是人们所始料未及的,也使许多人感到迷惘和困惑.这一事实说明,在一定的条件下,意识形态与社会变迁会产生巨大的共振和互动.     

论民族问题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

苏联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一直没有处理好 ,以致于这一因素在苏联演变中特别在苏联解体中起了重要作用。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路线与民族政策激化了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 ,使得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抬头 ,并与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相互勾结。它们不仅演变了苏联 ,而且解散了联盟国家。     

社会转型期中国的政治信仰及其功能和构建

政治信仰对于国家的稳定、民族凝聚力的增强乃至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我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治信仰是共产主义信仰,但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由于国内外主客观因素的综合影响,我国的共产主义信仰受到了很多方面的挑战,出现了政治信仰困惑的状况.在新时期,加强共产主义信仰的主导地位,消除共产主义信仰的困惑状况,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信息技术革命与苏联解体——兼论曼纽尔·卡斯特解读苏联解体的新视角

从信息技术革命的角度探讨苏联剧变的原因是一个崭新视角。信息技术关系到权力在国与国之间的转移,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关系到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及从全球化中获利的大小,因此,苏联在信息技术革命中的落伍最终成为导致其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系、封闭保守的军事体系、千篇一律的意识形态体系又是导致苏联在信息技术革命中落伍的三大根源。     

论大学生党员政治信仰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加强当代大学生党员信仰教育是学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当前大学生党员政治信仰总体上是积极向上的,但也存在着模糊性、多样性、随意性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需要回归到教学原点,从学生的实际需要、社会生活和参与实践几个维度入手,根据学生群体性、生活性、践履性的实际情况,重新审视大学生党员政治信仰教育的基本理论,以更加科学理性的态度和立场,创新大学生党员政治信仰教育方式方法,从而实现理论教育到信仰教育的转换和提升,不断增强道德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论民族法学发展进程中的“合法性危机”及其优化路径

作为一门跨越法学与民族学的新兴交叉学科,民族法学的产生既迎合了理论发展的需求,同时也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基础,这突出表现为民族法学所特有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然而,在当代语境之下,民族法学也面临着诸如学科体系尚未发育完整、研究进路尚未确立、学科地位尚不明晰等一系列问题与挑战,这些问题构成了民族法学发展进程中的"合法性危机"。唯有变革原有研究模式,革新既有研究方法,方有利于拓展民族法学的研究领域,从而实现民族法学之良性发展。     

论社会团体的内部合法性

社会团体的良好运作,须得到合法性的支持。社会团体内部合法性的提出。拓展了合法性研究的范围,推动合法性理论向纵深发展,为解释社会团体的运行机制,分析组织成员在社会团体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对增加社会团体的自治性,提高自律,加强成员之间的互信具有较高的实战价值。同时,有必要从社会团体自身和外部监督两方面完善社会团体的内部合法性。使社会团体做到可持续发展。     

论持续推进新时代党的政治信仰建设——破解历史周期率：大党独有的政治清醒与理论自觉

在党的百年自身建设实践中,政治信仰建设起到核心和灵魂作用。中国共产党能够由弱变强,并能长期执政就是因为历代共产党人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党的信仰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是党提高拒腐防变能力、进行自我革命的动力源泉,是党能够担当作为的根基。由于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等影响,部分党员信仰建设出现片面、弱化和固化倾向。我们必须在完善信仰教育内容、健全信仰教育手段、加强信仰建设保障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党的信仰建设,引领党的自我革命。     

现代政治的“合法性”：获得与丧失

政治合法性就是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价值信仰而对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所表示的认可,是政府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来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合法性的古典依据来自自然法传统,近代以来则出现了由契约论向经验论的转向。基于自愿认同而形成的合法性基础,对既定政治体系是一种巨大的支持力量;合法性危机则意味着政府的信任危机和权威危机。从技术上说,克服合法性危机的关键在于谋求支持。而在更基本的层面,则要确立宪政架构下的程序正当性,确保政府权力施用的社会公正性,确认国家共同体层次的广泛共识。     

论苏联共产党高层权力结构的变迁与苏联解体

苏联共产党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党 ,规定下级机关“绝对服从”上级机关的决议 ,党员“绝对服从”上级机关的决议 ,于是党的权力逐步向上一级机关集中 ,全党的领导权最终就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在苏联的政治体制中 ,国家结构的联邦制服从于共产党的集权制 ,这是维系苏联稳定存在的命脉。但是 ,戈尔巴乔夫时期 ,苏共中央在领导政治体制改革时自愿放弃民主集中制原则 ,要求共产党不再管理国家机关 ,苏共的集权体制被打破 ,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失去了管理党和国家的权力。在苏共中央丧失集权后 ,加盟共和国有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 ,却不再有绝对服从苏共中央的义务 ,这注定了苏联解体的结局     

苏联解体的政党制度原因论析

苏联解体震动了世界,同时也重创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在导致苏联解体的众多因素中,作为执政党的苏共在政党制度选择和执政党建设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深层根源。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理应从苏联解体事件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加强执政党建设,确保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     

论危机干预中社会支持网络的作用

在众多的关于危机干预的研究中 ,专业危机干预人员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重视 ,而对社会支持网络成员潜在的积极影响却被忽视。本文从社会支持网络成员在危机干预中的优点和在干预危机过程中的作用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金融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我国参加“WTO”以后 ,对我国冲击最大的应是金融业。我国金融业市场化程度最低 ,但它又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用最大。金融业有自身发展的规律 ,它应突破“存、贷、汇”的限制 ,走上以资本经营为主体的更大市场。金融市场的发展在客观上给社会更多的选择余地 ,分散了金融风险。金融风险是市场风险的一种 ,风险并不等于是危机。金融危机大体上有三种类型 :一是支付危机 ,二是股市危机 ,三是汇市危机。只要经济平稳发展 ,政策对头 ,危机一般都可避免。资本市场不宜过早开放 ,应以监管能力的配套为前提     

计算机“2000年问题”留给我们的思考

计算机中的“2000年问题”在时间上离我们会越来越远 ,但“2000年问题”留给IT界的思考却远没有结束 ,如何看待“2000年问题”的产生 ,如何正视“2000年问题”的处理过程 ,都是我们应该思考的。在这个问题上 ,IT业的领导者和决策者要有前瞻性 ;IT业要发展就必须注重长期性发展 ,产品的开发坚持商业驱动原则 ,推动IT产业向全球化发展     

中国传统“告密文化”之政治学考量

告密行为与中国传统政治运行的基点即伦理道德相悖逆,但却能够绵延数千年并最终积淀为所谓的"告密文化".其背后的政治动因何在?本文将告密文化置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框架中进行分析后认为政权处于合法性危机情势下的决策反应,易于催生大规模的告密行为;告密对单主制前提下信息传递不对称所作出的有效弥补使其得到政权的许可和鼓励,而通道能力质量标准低下直接导致了告密的蔓延及与统治者既定目标的背离;传统人治社会中的君臣博弈使得告密作为君主所掌握的一种博弈资源具有重要的工具价值.     

论民族的精神信仰对法治的作用

人们长期形成的精神信仰,也在经常地、长期地制约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只追求法治,而忽视人们的精神信仰,是不可能真正实现法治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法治,是与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密不可分的。基督教中的“摩西十戒”构成了西方法制的基础和内核,人们追求法治与信奉上帝是熔为一炉的。中国要真正实现法治,就必须高度重视人们精神信仰的塑造与养成。     

论“三个代表”的政治合法性蕴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的直接应答,政治合法性蕴涵是“三个代表”的应有之义。从政治合法性的层面解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利于完整地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消除“三个代表”研究的盲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政治合法性的绩效性基础、意识形态基础、群众基础、法理型基础等方面论证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     

民间社会团体对法治的作用

法治的核心是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而民间社会团体正是在这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的全球化社团革命体现了社团对法治的作用.针对我国社会团体立法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法律应对其进行规则.     

论后危机时代“中国模式”的继续创新

＂中国模式＂是全球化背景中的地域发展模式、多样性实践中的独特发展模式、纵向历史进程中的阶段发展模式、多重因素整合的辩证统一模式、吐故纳新的螺旋上升模式。推进＂中国模式＂继续创新,要强化实践本位基础上的以人为本,进一步优化政府职能,深入推进和谐稳定中的渐进式改革,坚持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协调发展。在＂中国模式＂未来的发展中要注意做到政府权限与市场作用的均衡、国际形势与国内发展的统筹、社会改革与民生幸福的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