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党治”学说与蒋介石集团“党治”独裁之异别

“以党治国” (简称“党治”)原为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一种政治学说 ,后经蒋介石集团的演绎 ,成为南京国民政府 2 2年贯彻始终的基本政制。作为蒋介石集团的执政基石 ,国民党中的“党治”体制是怎样在中国确立起来的 ?其本质和特征是什么 ?蒋介石集团的“党治”独裁与孙中山先生的“党治”学说有哪些异同 ?文章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党治”有关情况的剖析 ,从一个侧面深化了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     

论蒋介石在历史上的三次下野

从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到覆亡的22年间,蒋介石曾有过三次被迫下野。这三次下野不仅显示了蒋介石个人政治生涯的轨迹,同时也折射出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复杂性及其政权的反动性。它清楚地告诉人们,国民党政权的短命和最终走向崩溃是历史的必然。     

毛泽东与新桂系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时，也很注意争取各地方实力派（地方军阀）利用他们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矛盾，同他们建立起间接同盟者的关系，去反对最主要的敌人。（一）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新桂系（以下简称桂系）首脑李宗仁、白崇禧、黄绍在上海参与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但桂系集团与蒋介石集团还是有区别的。同年８月，宁汉合流前，为了争夺南京国民政府领导权，蒋桂矛盾激化，蒋介石在８月１３日被李宗仁、白崇禧等逼宫下野，桂系掌握了南京政权。同年１１月蒋介石从日本…     

目睹蒋介石父子在大陆的最后行踪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自南京国民政府任内宣布"引退"下野,次日便退居家乡溪口,直至4月25日离开溪口出走,共住94天。我原籍浙江宁波,曾任九三学社济南市委委员,自幼在奉化溪口成长、上学。祖父与蒋介石有世交之谊,上世纪90年代,我与蒋纬国先生常有书信往返,交谊甚笃,耳听目染蒋在当地的行踪;近年来又相继去溪口故地访问知情人,现结合有关内部资料特记叙如下:     

“福建事变”中的黄琪翔与第三党

光阴荏苒,轰动全国、抗日反蒋的闽变迄今已是七十周年了。1932年初,我十九路军将士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杀敌、前仆后继,迫使日军三易其帅,付出伤亡一万余人的惨重代价,举国欢腾,世界震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却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蒋介石认为十九路军的抗日义举破坏了他“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方针,必须整肃,乃调十九路军到福建参加剿共,阴谋借红军之手消灭十九路军。蒋介石对内镇压人民、排除异己,对日妥协投降的政策,严重激化了十九路军官兵与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当局的矛盾。在此国土沦丧、民…     

郭沫若与陈布雷的交往

一个文坛泰斗,一个江浙才子,后来一个是中共要员,一个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他们虽然政见各异,但在学识领域和个人感情方面却又是一对挚友。这两人就是郭沫若和陈布雷。 陈布雷知名文坛比郭沫若稍早。1911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蒋胡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1936年的9年间,作为国民党元老的胡汉民与蒋介石分分合合,期间两次合作,一次分裂。二人第一次合作,清党反共,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旋即联袂下野;第二次合作,消灭异己,完成了＂统一＂。在第二次合作期间,二人在军治与党治问题上产生了矛盾,最终爆发汤山事件,二人关系破裂,胡汉民被囚在先,致使反蒋派大联合,逼迫蒋介石下野于后,上演了中国现代史上具有戏剧性的一幕。蒋胡关系成为20世纪20-30年代国民党内部纷争的一个缩影。     

南京政府出版政策的思想渊源初探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出版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其渊源则是国民党两代领导的思想差异所致。孙中山的民权思想中包含了出版自由,具体表现在其对出版重要作用的认识及其对出版事业的重视上。而在蒋介石的思想中,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占据着统治地位,同时又受到封建帮会思想、军事法西斯思想和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而这些复杂因素构成了南京政府时期出版政策的渊源。     

郭沫若与陈布雷的交往

郭沫若与陈布雷的交往张宗高一个文坛泰斗，一个江浙才子，后来一个是中共要员，一个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他们虽然政见各异，但在学识领域和个人感情方面却又是一对挚友。这两人就是郭沫若和陈布雷。陈布雷知名文坛比郭沫若稍早。１９１１年夏，他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     

蒋介石与黄埔军校纪事(下)

正三、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8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日宣言,正式对日宣战。7月26日,命令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本校向西迁移。8月,第11期第1总队在南京城郊灵谷寺毕业。9月,在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撰写"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1期第2总队同学录序"。9月,第11期第九总队在江西九江毕业。10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奉命改为第2分校。11月15日,改组洛阳分校     

西安事变中鲜为人知的泄密事件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事变当日西安方面向外界发出了第一份明码通电．即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大救国主张”。此份电报是张、杨早上8点多在捉到蒋介石之后发出的，而南京国民政府在当日下午六七点才收到。也就在当天凌晨的寅时（3时至5时），张、杨曾提前向中共方面拍发过一份密电，向中共中央通告了他们的扣蒋行动，目的是希望作战勇猛的红军和势力强大的苏联能及时与西安方面配合行动。可是，几乎在中共收到张、杨密电的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也获悉了西安所发生的惊天大事变。消息的过早泄露使南京方面对西安事变提前有了防备，以至于张、杨一开始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     

时代格局下的“五三惨案”

正每年"五三惨案"纪念日,烈士后人、专家、学者、媒体都会撰写相关系列文章。今年恰逢"五三惨案"发生90周年,有必要将"五三惨案"置于日本觊觎东北、国民政府北伐统一中国等时代背景下来解读,而不是局限于某个方面,或许能带来更多的思考与不一样的感受,才能更好地汲取前行的力量。北伐军济南遇阻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胡汉民任政府主席,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     

青海“三马”的宦海兴衰

<正>青海"三马"曾名噪一时。主要指:马麒、马麟兄弟,以及马麒次子马步芳。他们中经清朝末年、北洋政府、冯玉祥国民军控制西北,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宦海沉浮,逐渐做大,相继出任"青海省政府主席",统治青海凡四十载。特别是马步芳投靠蒋介石集团之后,穷兵黩武,凭借西军骑兵,围堵阻击西征红军,杀害红军将士万余人,手段残忍,名声狼藉。西北当地民歌曾唱道:"上山的老虎下山的狼,凶不过青海的马步芳。"     

西南边疆的内部差异及南京国民政府治策的调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西南边疆地区的社会政治结构大致呈现出"全国性的、官僚制度的上层结构"、"由各种不同的地方团体组成的广大基层"以及土司、政教合一等多元边疆民族政治结构等三种类型。它们既有同质性,但也存在着极大差异。南京国民政府治理西南边疆的政策,既要考虑到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层面政治因素的影响,也不能忽视西南边疆各省区内部社会政治结构差异性。这些因素导致了西南边疆各省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各不相同的政治关系形态,南京国民政府对各省的治策自然呈现出不同之处。     

新地恒基新世界组财团改造武汉老城区

[摘自1994年6月5日香港《星岛日报》] 香港三大财团联袂投巨资改造武汉沿江一带老城区和一些老工业企业和签字仪式,上午在武汉举行。 在合同签字仪式上,香港新世界、新鸿基、恒基兆业三大财团董事局主席表示,用于武汉老城区、老工业企业的改造项目开发资金,将全部由这三大财团承担,预计每个财团将至少投资50亿元人民币。 新世界、新鸿基、恒基兆业三大财团,均是世界上著名的跨国集团。早在两年前,新世界集团就先后投资20亿元用于武汉的开发建设,另外两集团也     

江浙文化与湖湘文化比较论

江浙文化(古称吴越文化)与湖湘文化是中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两支地域文化。两相比较,江浙文化发达较早,湖湘文化兴盛较迟;江浙文化相对开放,湖湘文化相对保守;江浙文化相对温婉而细腻,湖湘文化则相对豪放而粗犷;江浙文化更多地名于经济与学术,而湖湘文化则更多地闻于政治和军事。尤其是在反帝反封建的近百年历史上,江浙文化与湖湘文化各展其长,为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事业做出过符合它们各自文化风格的特殊贡献。     

南京国民政府警政建设的特色

1927年至1937年,是南京国民政府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实现警政建设的现代化.南京国民政府效仿德意法西斯建警,在世界警察体系中属于大陆派系.警察拥有较广泛的权力,乡村与城市在警力配置上极不平衡,警察特务一体化,是南京国民政府警政建设的基本特色.     

转型之初的政制调整:1928-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议设省警务处始末

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之初,裁撤北京政府时期设置的各省警务处,将警政移并民政厅管辖。北伐结束后,国民政府宣布训政开始,并将围剿红军和整理内政列为工作重心。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国民政府根据蒋介石提议,决定各省设置省警务处。在筹设过程中,如何调和新设机关与现行机构的关系,特别是省警务处与民政厅的关系,不仅中央各院部立场不同,而且各省反应各异,并直接影响省警务处设置的最终命运。在省警务处议设过程中各方不同态度及结果,正反映了国民政府从"军政时期"向"训政时期"转型之初政制调整的困境。     

王阳明思想在民国时期得以推崇之原因分析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王阳明思想曾被大力推崇,成为该政府实施思想控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大力推崇王阳明思想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国内因素、国外因素及王阳明思想的本身特质等三方面是主要原因。     

宪法演变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宪政变迁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广大民众的民主要求下制订了几个宪法性文件。这些宪法性文件的演变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宪政发展有着紧密关系。《训政约法》的制定为宪政的开始做了准备,《五五宪草》的制定标志着宪政的雏形,《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意味着南京国民政府宪政的定形。宪法演变与宪政发展的这种紧密关系给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