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苏大论战

邓小平是中苏大论战的主要当事人和中方主要代表之一,在论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邓小平在反思中苏论战这桩历史公案的时候,把当年那场争论明确划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政治领域干涉与反干涉的恩恩怨怨,其二是意识形态领域理论争论的是是非非.就两个层面的反思而言,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其结果可谓殊途同归,无一不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既是毛泽东未能完成的探索的继续,也是对"九评"理论基础的根本颠覆.     

试析中苏论战对中共和中国的消极影响

中苏论战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从总体上看,其消极影响更大.对中共和中国来讲,中苏论战对中共有关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产生重要影响,加剧了中共的左倾错误和教条主义倾向,是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因素,进而恶化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环境.     

中苏论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当代启示

对中苏论战进行深刻反思和经验总结,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其当代启示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应破除刚性与泛化,实现建设方式的现代性转化;在探索社会主义国家及党际交往模式方面,应摒弃中心论,合理区分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以及保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必要限度;在处理两制关系问题上,对两制和平共...     

一部研究中苏大论战的创新之作——评《中苏大论战及其经验教训研究》

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中苏两党大论战,是一件涉及范围广泛、影响极其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直接和间接参与这场大论战的包括了当时世界五大洲的100多个共产党,论战的时间长达十年之久(1956—1966),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对新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形成,对当事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之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性格冲突与中苏大论战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是中苏大论战对立双方的主角 ,中苏大论战带有他们鲜明的个性化印记。探讨中苏大论战的发生与发展不能不涉及两人的性格冲突。如果说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或者其中的任何一方从一开始就希望把双方的关系彻底搞坏 ,那显然是有悖于史实的。事实上 ,双方都曾为相互关系的日益恶化而感到焦虑不安 ,并为阻止这一趋势进行过艰苦努力。但大多数时候 ,努力的结果却往往适得其反。这种情况的出现 ,除了有当时的客观因素的作用之外 ,两人鲜明的个性因素也是不能忽略的。     

关于中苏两国共产党相互关系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中苏两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始于中共初创时期,并经历了曲折的历史。1919年7月—1935年1月,中苏两党关系相当密切,中共得益于苏共帮助同时也深受其害。自1935年起,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中共在实际斗争中逐渐争得独立自主地位。二战期间及战后初期,中苏两党相互关系主流是好的、健康的,尽管两党关系不无问题,但相互信任与真诚合作居于主导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党关系逐渐发生变化。1949年10月—1956年1月,中苏两党友好关系续有发展但暗流涌动。1956年2月—1960年3月,意识形态分歧加剧导致两党关系日趋紧张。1960年4月—1964年10月,理论纷争与利益冲突相交织引发大论战。1964年10月—1982年11月,两党关系破裂导致两国关系全面恶化。1982年11月—1989年5月,两党关系正常化道路漫长且步履维艰。1989年5月—1991年8月,两党关系正常化后的友好交往好景未长。考察中苏两党关系不同发展阶段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我们可以认识到,中苏两党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对中国革命、中苏两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世界社会主义进程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牵动了整个国际关系走势和世界格局的演变。对之进行梳理,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史、国际共运史乃至当代世界史的研究和思考。     

中苏两党关于“全民国家”、“全民党”问题的争论评析

中苏两党关于全民国家、全民党问题的争论是中苏论战的重要内容之一。今天看来,苏共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主张是与其20年建成共产主义的口号相联系的,是左的表现;苏共提出全民党,不是要改变党的性质,不是故意抹杀党的阶级性、取消党的先进性,而是苏共在对苏联发展阶段左的估计基础上为继续保持党包揽一切的地位所寻找的一个理论依据。从理论上讲,对苏共全民国家、全民党理论进行批判本身是正确的,但是,中共把苏共的这一理论当作修正主义进行批判是不合适的。     

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结构及其变迁

中苏友好协会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针对具体国家的友好组织。伴随着中苏关系从友好、分歧、恶化、分裂到恢复正常化的全过程,中苏友好协会经过数次调整,逐渐从一个会员人数庞大、组织严密的群众组织转变为党的宣传工具,又从党的宣传工具演变为政府外交的辅助性机构,最终在苏联解体的历史转变中走完了它的历程。厘清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结构及其沿革,可以更好地认识中苏友好协会在新中国内政外交中发挥的作用,把握中苏关系的发展脉络。     

试论邓小平制度建设与创新思想

邓小平的制度建设与创新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关于执政党制度建设的理论是党的建设的新思路 ,是我们国家执政党建设的根本大计 ,是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新的重大发展。《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仍然是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国家政治制度建设与创新必须遵循的纲领性文献。邓小平的制度创新思想 ,不仅在国家学说、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因而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 ,而且为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创新事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因而具有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论战看熊彼特与哈耶克的理论异同

熊彼特与哈耶克同属于奥地利学派,对瓦尔拉斯均衡的态度截然相反,成为社会主义论战中的对立双方。熊彼特认为静态均衡模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够实现,哈耶克却关注市场经济的均衡过程,用时际一般均衡理论发展了静态分析,相信市场经济的基本自我稳定机制。熊彼特承认瓦尔拉斯均衡是经济的"有序机制",最终没有超越新古典主义。哈耶克则将均衡与信息问题相联系,试图引导经济学从均衡分析走向获取和交流知识的过程,对现代均衡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典路径”与国际关系理论建构——对国际关系学科史上“第二次论战”的再思考

长期以来,学界对国际关系学科史上的第二次论战存在误解,实质上这场论战围绕如何对国际关系进行理论化概括展开,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的信奉者分别构建了不同形态的国际关系理论。经典路径构建的理论是一种哲理性思想,它由一系列有关国际关系且彼此间密切联系的普遍性命题构成,其重点是展示对国际关系中心问题的哲理思考;科学路径构建的理论是一种简洁的理论模型,它由一整套彼此联系且清晰扼要的假说组成,其重点是揭示特定研究领域的组织原则和内在逻辑。两种形态的理论各有特殊价值,难以相互取代。科学路径在理论构建过程中离不开经典路径的思维工具,这有助于破除以单一的实证主义标准来衡量理论合理性的观念。     

重申科学的边界

当一个社会的不同人群不约而同地认定一种观念的主导地位,并几乎忘记了其他可能性、甚至自觉排斥其他可能的时候,这种观念就占据了安东尼奥·葛兰西所定     

1969年：一辆坦克引发的中苏武装较量

1969年3月,中苏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武装冲突,这场冲突甚至差点引发中苏之间的核战争。它使珍宝岛这个乌苏里江上原来毫不知名的小岛也一下子闻名全世界。珍宝岛之战中,中苏军队还曾进行过一场鲜为人知的坦克争夺战。     

苏共二十二大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中苏条约》签订12周年纪念活动探微

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进一步恶化了已陷入僵局的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一个非常直接的信号是,1962年2月两国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12周年的纪念活动,成为1951年以来最为冷清的一次。这表明,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中苏双方都对该条约维系两国同盟关系的作用及其象征意义丧失了信心。本文以中国外交部新解密档案为主要依据,试图从这一特定视角来审视当时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微妙变化。     

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1957－1959）

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中苏同盟破裂过程中中国有关政策的研究有两个重要的特点。其一是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加强调毛泽东个人的作用,甚至有学者认为,在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各种因素中,“领导人(也包括苏联领导人)个人因素是最主要的”。其二是有关的论著证明,以往将毛泽东改变对苏政策主要归结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     

试论劳丹的科学合理性思想

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兴起以来，科学合理性问题上的相对主义倾向日趋严重，对科学发展的说明也渗入了大量非理性因素，以致科学合理性问题成为当代科技哲学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劳丹在充分研究科学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创新思想，坚持科学理论的创新始于问题，抓住了理论与问题的关系，并对科学合理性问题进行了积极深入的探讨。的问题之一。劳     

邓小平对当代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建构

邓小平在批判资产阶级人权理论的过程中,以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观察和思考当代世界的人权问题,科学地阐述了社会主义人权的本质、社会主义人权的价值标准、社会主义人权建设的首要任务以及世界人权保障的正确途径等重大人权理论问题,初步形成了当代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基本架构,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人权理论和实践具有极其深远的指导意义。     

论邓小平的农民观

农民问题是我国实现现代化、达到小康目标的关键问题.解决农民问题,要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切实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解决农民富余问题.     

邓小平对毛泽东加速经济发展思想的传承和创新

邓小平对毛泽东加速经济发展思想的传承和创新主要表现在“为什么要加速经济发展”、“如何加快经济发展”以及对经济发展速度“度”的把握等三个方面,它体现了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